第26章 我考初中的記憶
我1976年3月上小學，那似乎是最後一屆春季招生，雖然那時小學是五年制，但由于改制秋季入學的過渡，我的小學其實是上了五年半。村裏的學校在遠近都算是有些規模的，從小學一直設到高中，但教小學的多是民辦教師。除了有從城裏下放來的數學老師給我教過兩年，其他代課的都是民辦教師，他們自己的學歷本就不高，教學水平有限，教育方式也有些單調粗魯。我記得班上有個姓馬的左撇子的男生，他寫出來的漢字偏旁真會左右颠倒，教語文的年輕女教師姓尹，是來自鄰村的民辦教師，她在幾次糾正未果之後突然發力，毫無預兆地用教鞭橫抽下去，水筆頓時斷成兩截，不知濺落何處。全班同學都被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一時教室裏鴉雀無聲，大家除了低頭找找水筆殘骸是否在自己腳下外，吐着舌頭大氣都不敢出。
爸爸擔心我和同班的小姐姐在村學校被耽誤了，托付當中學老師的姑父給我們轉到市郊的小學，這個學校離家大概七裏路。雖然從家裏走到附近的印刷廠就有公交車了，但那時不舍得每人花6分錢坐車，因此我倆都是步行的。我直到這時都對車輛少見多怪，懼怕過往車輛，總是聽到有車駛來時抱住路邊的白楊樹站定。夏天步行還算好，冬天早上黑乎乎的馬路連路燈都沒有，就我倆結伴還真有點可怕。我那時還經常和姐姐在路上鬧別扭，她雖然怕見生人但別的時間其實比我膽大。有時她嘲笑我膽小，見個車有什麽可害怕的，我倆走在路上本來還手挽手的，三句話不投機就甩開手各走各的，誰也不理誰了。可是又不敢離得太遠，一路上前後跟着，若即若離，那情景現在想來都覺得可笑。
想起來那時候一分錢就可以在學校門口大柳樹下的擺攤老頭那裏，買到一啤酒瓶蓋的麻子過個嘴瘾。即使老頭把瓶蓋裏的麻子堆得再高，那一小蓋也就剛好我們手心一捏。五分錢就可以買一罐頭瓶蓋的麻子了，可以直接裝在上衣口袋或者用廢紙疊成的紙三角漏鬥裏，我好像沒有那麽奢侈得一次花五分錢，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沒有這樣因陋就簡的自制量具。我老家盛産松子和麻子，松子當然皮薄肉厚、一咬就開的是上等貨，麻子的标準也差不多，但相對顆粒小一些，吃多少也占不了肚子，所以是茶餘飯後的好零食。嗑麻子是個技術活，不會嗑的人就那麽點小玩意，左咬右咬怎麽也對不到上下門牙中間，只好連皮嚼碎咽下去，那時候我媽吓唬我們這樣做會長虱子。會嗑的人你只見人家往嘴裏送麻子，不見吐殼，那當然不是連皮嚼了。可以半邊牙嗑了用舌頭把瓤一卷咽下去，而把殼不動聲色地撥到旁邊腮幫裏，攢多了會掉出嘴邊，像峰巢一樣好玩。我沒有那個本事，但一口氣嗑十顆麻子不吐殼還是能做到的。
郊區小學是從三年級起教英語的，而我從未學過英語，只聽過高年級同學讀“CHAIRMANMAO”之類，上英語課簡直難捱極了，終于知道什麽叫濫竽充數了。年輕傲氣的女英語老師(姓馬)燙着頭發，高昂着頭在教室走來走去，點兵點将，一看到她我就羞紅了臉，低下頭，其實她也根本不會提問我這個連26個字母都不知道的學生。幸虧後來英語課不知為什麽取消了，只憑數學語文，我終于可以擡起頭了，也很快跟上同學的進度，成績慢慢名列前茅。
班上有個特別溫柔的女孩玲，她說話聲音總是低低小小的，非常文靜。她的學習一直很好，她爸爸是中學老師，媽媽正是我們小學的老師，老家都是溫和善良的浙江人。說起來我姑父和她爸爸是一個中學的同事，她父母就是幫我轉學插班的恩人呢。我2001年國慶節在上海參加完大學畢業十周年的同學聚會，攜家去了紹興，探望已經回歸故裏的這一家人，也見到玲的兒子，正好和我兒子同歲，我們受到他們全家的熱情款待。玲陪我們坐着烏篷船飄蕩在她吳侬軟語的故鄉，我才感覺到他們一家人溫文爾雅的氣質和他們故鄉的風土人情是多麽和諧。
我總是忍不住感慨命運，我考一中是這個重點中學最後一次全市招生，如果按照劃片我家在農村無論如何也和一中沾不上邊。如果我不是為了陪姐姐早一年上學，如果我沒有轉學，如果我沒考上重點中學，随便上個城裏的普通中學或者繼續在村學校讀書的話，也許我也不會考入重點大學，我就不知道我後來的命運會是怎樣了。當然例外的事情總是有的，可我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啊。人生沒有假設，但我還是珍惜我得到的一切，走過的每一步。我不是個迷信的人，也不是唯心主義，有些事情用我爸經常感嘆的一樣“實在是巧得不能再巧了，簡直無巧不成書”。我們哪個人的人生不是充滿無數的機緣巧合呢？
我和姐姐中午回不了家，只能吃從家帶的幹馍，就着校園裏的水龍頭喝口涼水。玲的爸媽對女兒的學習抓得很緊，對生活也照顧得無微不至，好像連被子都是媽媽疊的。她每天中午吃完午飯會來教室和我們玩一會，沒過幾分鐘她爸媽就開始叫“玲子，快回來睡覺了”，她有點不太情願地和我們擺擺手就回去午休了，我和姐姐就在教室的書桌上趴一會兒。
臨近中考前我還沒怎麽做過數學應用題呢，爸爸不知從哪借來的應用題集，用他的高度近視眼一道一道湊近看着，先自己琢磨清楚，在家裏的小炕桌上給我和姐姐講解一二。他也臨時教我們一些作文可能會用到的詞語，比如“鱗次栉比”、“摩肩接踵”之類，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給我們講“踏花歸來馬蹄香”和“蛙聲十裏出山泉”的意境。這些就是我的臨考輔導了。
中考要報名了才發現我從來沒有拍過證件照，照片也統共沒三張，來不及去照相館了，于是我就在學校門口的個體戶家裏去照相。我站在他家走廊的白牆前，初升的陽光已經有點刺眼，微眯着眼，張着嘴唇，留下一張特別醜的證件照，頭的陰影還像背着頂草帽呢。
要報考的正是我後來上的一中，離家十五裏路，在學校對面榨油廠上班的二哥順便騎車帶我們去考試。姐姐坐後面、我坐前面，二哥載我們兩個也有些吃力，在一個大坡前蹬不動車輪了，我們得下來走兩步。肯定是他倆從後面依次先下我才能下的呀，二哥大概嫌我動作太遲緩，也要耍耍威風，沒等我站穩就掄過來一個耳光。我捂着發熱的臉什麽都不敢說。要知道二哥是我奶奶最寵愛的，也是我家第一個參加工作的孩子，我記得周末他有時約着同事來我家，沒進村口就按響自行車鈴，一路叮鈴作響，呼嘯而過，恨不得直接躍過家裏門檻騎進去，那樣子別提多威風了。
在進入市區後又騎了很久，二哥喘着氣說前面就快到了，這時我看見馬路對面走着一幫和我年紀相仿的姑娘，她們簇擁着，說笑着，其中一個簡直有點耀眼，活像個洋娃娃。她有點金色的自來卷高高紮成馬尾巴，随着腳步一甩一甩，銀鈴般格格笑着，那麽自信，散發着青春的光芒。而我，穿着土裏土氣的衣服，被二哥的一耳光打得還沒回過神來呢。我真覺得自己是掉到土裏都看不見的醜小鴨，面對這樣的美麗的白天鵝，簡直低到塵埃裏。
考題全然不記得了，數學題完全超綱，難度簡直像後來的奧數競賽，我從沒聽說過什麽“雞兔同籠”之類，把能答出來的題硬着頭皮答了，剩下的題有充裕的時間但只能咬筆頭了。考完出來時爸爸在外面等我們，領我們去學校附近的老字號松針包子館吃了包子，看着滿籠屜的松針非常好奇，都忘了包子的清香了，這是我第一次下館子吃飯哦。
吃完包子爸爸帶我們去城裏的姨姨家小憩，姨家住在天水城中心中華西路，那是很多深宅大院連起來的居民聚居區。解放初我爸在外地工作，我媽投奔姨姨，也在附近租了房，在毛紡廠找了活幹，可惜硬是被孝順的我爸趕回鄉下去孝敬老人。我媽說起我太爺親自來給她背箱子，扯着讓她回去，恨不得要給她下跪求情的情景還唏噓不已。她那次告別城裏回鄉，從此和全家老小紮根老家，吃了多少苦啊，我們有時也埋怨爸爸，要不然我們也在城裏落腳了呢，一個城市戶口多值錢啊。我記性雖好但就是不認路，姨姨家那片曲裏拐彎的胡同我怎麽也記不住。好不容易進一次城，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我一轉頭，咦，怎麽爸爸和姐姐不見了，差點急哭了，忙往回折返，才看到他倆正躲在前面的胡同口探頭偷笑，看我到底能走到哪裏才停腳，原來我早已蒙頭走過了。姨家院子裏種滿繡球花和夾竹桃，爸爸喜歡花，後來還給我家繁殖了兩盆，那時沒聽說夾竹桃有毒的。姨家院子裏有特別大一缸金魚，幾尾黑墨色的金魚讓我印象特別深。
下午的語文雖然沒用上爸爸給我準備的那些詞句，但作文好像是關于家鄉的，這倒不難，還有什麽比描寫故鄉更熟悉呢，即使對于一個孩子，也是孩子眼裏的故鄉。我寫得似乎很順。回家說起考試，姐姐說她無意中瞥見鄰桌的答案，塗改了一道分值是十分的題，但我覺得她反而是改錯了。哎，後來想起，也許從她塗改的那一刻起，命運就被改寫了吧。她以低于分數線十分左右的成績沒有考上一中，後來從普通中學畢業高考也落榜了，她的人生遠比我坎坷。
我二哥工作的榨油廠和一中是正對門，考完數天後他回來和興奮地通報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全家意外地高興。但由于姐姐落榜了，所以是一半歡喜一半憂愁，歡喜被壓縮了，憂愁也被稀釋了。
聽說一中入學要做體能測試，啥叫體能測試沒聽過，百米跑總歸會的，但我這個鄉裏娃連立定跳遠都不會，可別因為體能測試不過關被刷下來了。我媽吃完晚飯把花園邊掃幹淨，讓我換上球鞋在院子練一下，看看能不能臨陣磨槍學會立定跳遠。晚風吹拂着夜來香的濃郁香氣溢滿院子，我爸和我媽站在廊檐下，抹着臉上的汗水，欣喜地笑着，看着我笨手笨腳、身體僵硬地在花園的竹籬笆邊立定跳遠。我一下一下地跳，花香一陣陣往鼻子裏鑽，那個畫面和他們的表情我現在想起來好像還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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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看我這個毫不起眼的小妹妹竟然考上一中，和他的幾個驕傲的同事的孩子成了同學，開始對我另眼相看。他後來給我買了塑料鉛筆畫，給我和小姐姐買過透明塑料的涼鞋，還買過一條漂亮的織錦發帶，雖然在家對着鏡子比劃，臭美了半天，但終究沒敢戴出去招搖。不過此後對他曾經在我中考的路上不明來由的那一記耳光也不再記恨了，要知道我爸媽都從來沒有扇過我耳光呢。
爸爸用自行車馱着一個刷着綠色油漆的木箱，在同學驚異的目光中領我報了到，我也驚異地發現那個考前在路上見到的漂亮的“洋娃娃”竟然和我一個班，心中一陣狂喜，覺得自己簡直太榮幸了。雖然人生地疏，但值得欣慰的是和我一起從同一個小學考來的幾個同學都編在一個班，除了玲，還有個特別愛活潑開朗、喜歡大笑的女孩珍和一個非常腼腆、一說話就臉紅的白面男生新宇。
我需要住校，當爸爸領着我怯怯走進宿舍時早已經有同學安置好了。她們叽叽喳喳說着話，我擡頭看了一眼，她們都穿着嶄新的衣服，要麽紮着高高的馬尾巴，顯得洋氣驕傲；要麽梳着漂亮的短發，看起來文文靜靜。只有我拖着兩條粗大的辮子，一身都是姐姐的寬大衣服，我那時個子也算高，1米57，她們以為我是同宿舍插班混住的初三學生，一問才知道我比她們都小。
我們住的是大通鋪，每個人分到的位置連被子疊好橫放都擱不下，只能豎着擠在哪兒。箱子可以堆放在旁邊，但鞋子、臉盆、牙缸之類全部得擱在床下屬于自己位置的那點地方。我記得早上起來洗臉刷牙簡直像打仗，有用功的同學來不及把洗臉水倒掉，一不小心就會踢翻，中午回來會看到臉盆裏浮着一層香皂沫。
住下來肯定會問到彼此的分數啊，我的數學成績49分，語文79分，我排全級79名。就我這成績在宿舍的女孩裏竟然排第二，不過我也沒啥可自豪的，你光聽聽人家的名字，文、靜雯、琰、焱、燚。啧啧，不是帶着文就是帶着火，一個火不夠，從兩個火到四個火，多有氣質呢，我土得都快掉渣了。
我們那屆數學成績總共沒幾個及格的，成績最高的是個和我同齡只有11歲的男孩濤，長的又黑又瘦小。他的父母都是“三線廠”的知識分子，早已給他輔導完初中的課程，他考出遙遙領先的高分，成了我們其中的佼佼者。入一中後他繼續一路領跑，參加全省數理化競賽屢屢折桂，早早進了北大奧數冬令營，被北大提前錄取，現在國外大學當教授。
爸爸把我安置好就被班主任陳老師叫去了，陳老師的特點是大腦門，像壽星老人一樣突出來，嗓門也大。他也來自農村，對我這個班上不多見的農村孩子還是有點關注，也有點擔心我會跟不上。爸爸後來給我說起，陳老師特意把全班的花名冊給他細細翻了一遍，挨個介紹，有廠長家的孩子、校長家的孩子，甚至有市上黨政軍領導家的孩子，父母有教師，有技術員，像我這樣從農村來的孩子真找不出來了。老師希望我努力不要掉隊。爸爸倒也沒太擔心，他一直都是不卑不亢的，他從沒給我施加過壓力。在學校裏比的是學習成績，又不是比家庭背景。農村孩子不如城市孩子見多識廣，但不比城市孩子笨啊。
後來熟悉了，我和同學交流起中考的經歷，我之前對一中全然不知，但他們早就立好了志向，做了不知道多少習題。有的甚至被家長威脅如果考不上一中哪怕再複讀也得考上。他們備考的經歷讓我聽着有點後怕，真是無知者無畏呀，我竟然就稀裏糊塗地和這些早有目标的孩子成了同學，開始了六年中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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