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我找工作的經歷（一）
我在1991年7月3日大學畢業離校時，尚未聯系到接收的工作單位。盡管舍不得與相聚四年的朋友、同學分離，舍不得青青校園的一草一木，但世上終究沒有不散的筵席，我依然是班上最早離校的同學之一，因此享受了幾乎是全班同學的相送。我記得那天大雨滂沱，我們擠在悶熱的公交車上，該喝的離別酒已經喝了，該寫的離別贈言也早寫了，該囑咐的都囑咐過了，除了一遍遍地說着祝福珍重，還能再說些什麽呢？心情像大家分散提着的行李一樣沉重，愁緒像窗外的大雨一樣瓢潑。我和好朋友擠在一起，緊緊地攥着手，一路四目相對，直看得笑中帶淚。在火車站臺上大家都陪着我灑下熱淚，拉着手不忍松開。一位後來赴美的廣州男生穿着全班同學簽名留念的複旦T恤，突然說了一句“貴人出門行風雨，你是貴人吶。”他的廣東普通話“是”發“系”的音，“人”發“銀”的音，一下子惹得我們破涕為笑了。火車開過十幾個小時，我還爬在硬座車廂的小桌上擦着眼淚，抹不去離愁別緒。
二姐和姐夫在老家車站接到行李超重被罰款的我，面對冷冰冰的車站罰單，我才知道沒人管你從哪裏來，沒人管你為什麽，你有多少自以為珍貴的東西要帶那是自己的事，罰款是必須要交的。我這才覺得自己是實實在在踏到家鄉的土地上，複旦已經遠去，火熱的大學生活已經成為歷史記憶了。四年的光陰過去，我終不過是個大學校園的匆匆過客。按照現時的分配政策，離校前沒有自主落實單位，從哪裏來的，回哪裏去。只不過我沒有胡漢三的得意和豪邁可以宣稱“我又回來了！”而是在黯然傷神中，面對家人的焦慮來尋找我未知的命運。
我上大學時還從沒有考慮過工作分配的問題呢，盡管我爸爸一心要我別滿足于本科教育，應該繼續讀研或者出國深造，但我很懷疑家裏的經濟實力。多少年來就他一個人工作，媽媽在家種地，供了我們那麽多孩子，我怎麽可能再加重他們的負擔呢？當初讀大學時爸爸說我考到哪裏他供我讀到哪裏，我已經非常知足了，所以一心想早早參加工作，可以分擔家裏的經濟壓力，為已經年邁的父母盡點孝心。何況被班上那些超級牛人打擊地自信心一點點喪失，我懷疑自己有沒有考研的實力呢，早早就不思進取了。我和好朋友下課之後總是相約，晃晃圖書館、逛逛街、看看電影、看看錄像，甚至沒事了在操場上一圈一圈地遛彎。我倆經常在校園內徜徉，遇到我苦背字典後來考取美國大學全額獎學金的同學，她總忍不住說我倆“簡直過着神仙般的日子”。
我上大學第一學期帶着爸爸給的六百元，存在學校門口的銀行，随用随取，這些錢足夠支付我一學期的全部費用，交過書本費，不但能吃好，買幾本小書，我還買過一本教師節打折的27元的《辭海》，也能時不時在四川北路買件價廉物美的衣服，把自己扮美一下，放假回家時還能大包小包地給全家老小買些上海貨表表心意。假期回去我對爸爸說班上其他幾個南方的農村男生都申請助學貸款了，我也要申請貸款，減輕家裏的負擔。爸爸說不需要我貸款，家裏可以承受，何況我是個姑娘，他不想讓我背上負擔。我堅持說我是北方偏遠農村的，家裏孩子又多，沒比南方同學家裏條件更好，我為啥不貸款？爸爸經不住我堅持，就去村裏開了證明。後來的每個月我都會在學校信用社拿到三十元的助學貸款，到畢業前其實也就總共一千零二十元。爸爸來信說貸款不還清就拿不到畢業證，他和媽媽心裏感覺很不好，他們攢夠了一千元，讓我把貸款還了，輕輕松松畢業。我沒有同意，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收入來還這筆貸款，不然還有什麽意義呢？爸爸拗不過我，最後用這筆錢讓二姐陪着媽媽在我畢業前的春天來上海，看看我的學校，也開開眼界。
89年後大學生的畢業分配好像一下子變得有些困難了，再不是可以随便自主選擇工作的天之驕子，但總歸還有來學校要人的單位，所以我也不是很擔心。自己學的怎麽也是名牌大學的熱門專業呀，整個西北地區、我在的省就招了我這一個學生，我還愁找不到工作嗎？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連我媽這個農村婦女都知道啊。河南梆子裏常香玉怎麽唱的來着“誰說女子不如男？”可是我畢業時一些單位來招人就一個條件——“男性”，這要擱在有些國家，都可以打個性別歧視的官司了。教過我們經濟法的老師是剛從北大畢業的研究生，非常清高的才子，他對我們放言“如果你們學了四年法律後，畢業時還沒學會怎麽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那我勸你們趁早改行別幹法律了。”我可不指望拿我那點可憐的“國際經濟法”去和誰打官司争權益，為找工作打個“民告官”的官司，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國情啊，只能接受現實，誰讓我媽當時怎麽沒把我生成男孩呢？我記得國有資産管理局來招一個男生，我們班北方只有三個同學，除了我還有兩個遼寧姑娘，當然全都不符合人家的條件。但是南方人還不是很喜歡去北京，最後，一個長沙的男生回家聯系工作未果，不太情願地北上去了國有資産管理局。
我的輔導員大姐挺喜歡我，覺得我能吃苦耐勞，性格随和、适應性強，當然也淳樸厚道，她自己就是在軍隊大院長大的，她覺得我去軍事單位也不錯。她非常熱心地幫我打探工作的消息，大熱的天，騎車帶着我去找前來招人的單位下榻的地方，哪怕去寧波海事法院之類也行啊。盡管我當時覺得去寧波這樣的小地方還不如回老家省會城市，“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可人家也限定必須是男性！後來班上一個醴陵的男生去了。他不久後就“下海”去了珠海，成了一個成功的律師。我當時當然沒想到回老家工作也不是任我随便挑的，也不會想到寧波會發展得比我老家的省會城市更快更好，到底誰是雞頭誰是鳳尾還難說呢。
我當時其實并沒有想留在上海或者去外地大城市，大概是小農意識，我還真是很天真地想回省工作，既為落後的家鄉建設做點貢獻，也離父母近一點，可以經常回家探親多好。當然老家的小城市的确是太小了點，我學的國際經濟法也用不上啊。我畢業一心想回省會城市還有一個原因，我中學時的好朋友家就在省會城市，她的父母家人都是和善的知識分子，待我像自己的孩子，讓我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
我想起高中時曾經有個暑假和小姐姐一起來朋友家度假，他們既喜歡我的無拘無束、笨手笨腳，也欣賞小姐姐的腼腆內向、善良能幹，小姐姐手擀的面條讓他們贊嘆不已，這給我一向不太自信的小姐姐很大的慰籍。有一天中午我睡午覺睡得稀裏糊塗，起來發現他們都看着我笑，不知道笑什麽呢，還是朋友的媽媽心軟，讓我快去照照鏡子，我才發現鼻梁上被墨汁畫了副眼鏡。朋友的爸爸很疼愛我，說“真象個小豬啊，睡得那麽香，在臉上畫了半天都沒醒來。”
我在這裏第一次見識到省城“下土”的恐怖，後來知道這叫“沙塵暴”，我之前只知道下雨下雪，還沒聽說過下土呢。朋友給我們買了三元一斤的荔枝嘗鮮，原來這就是“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裏說的荔枝，也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的荔枝啊，真的覺得好奢侈啊。朋友的姐姐帶我在街上喝酸奶，我只喝了一口，這奶子怎麽像壞了一樣的味道？她再怎麽說有營養，我也咽不下去。後來在上海看到宿舍同學可以一口氣喝下三瓶，我也漸漸接受了酸奶的滋味。
我高考後他們全家為我考上名牌大學而欣喜，她姐姐送了一件和朋友一樣的時興夾克衫，她媽媽送了一套運動衣，她爸爸送了一支英雄金筆。金筆我一直鎖在箱子裏，大學畢業前寫論文時才拿出來用。大學四年，朋友的爸爸給我寫的信我比我爸爸寫的還厚，每次開頭都是“原子，豬娃子，”和對他女兒一樣的愛稱，他在那些信中和我談了多少人生的道理和生活的感悟啊。我剛大學畢業找工作那段時間，朋友的爸爸怎麽想起給我看手相，說我40歲左右會有場大病，事業最多幹到正縣級，感情線比較簡單。那時候我才21歲，連工作也沒着落，前途未蔔，想想30歲都是遙遠的事，40歲還不用去想，我那麽像鐵人的體格會得什麽大病呢，當然更沒想什麽職務的事，覺得一個科長就挺牛了。所以他說着，我只是聽着笑，不知道該信還是不信，但當然記着他說的話。他那麽喜歡我，那時候還說我像一頭無拘無束的小鹿，不知道到底什麽樣的人會捕獲我。最近突然想起，覺得很多事竟然會這樣應驗啊，難道命運都是天生注定的？
因為有朋友一家的厚愛，我想在省城工作即使不在家跟前也不會覺得太孤獨、陌生，所以我幾乎是想着投奔她家而來的。不過有點遺憾的是，本來朋友當記者的姐夫答應我，憑我這樣好的學校和專業，他幫我聯系進當時最好的外貿單位肯定沒一點問題，工作不但效益好，也可以發揮我的專業特長。眼看學校規定自主聯系單位的期限将到，好朋友陪我去郵局打了幾次長途電話依然沒有消息。既然工作沒找好，我想他也有難處，那就聽天由命吧。我總歸還是想回去，也曾經給好朋友說過感覺冥冥之中有人會在老家等着我的話。去哪裏落腳并不重要，“只要是他的手牽着我的，無論走到哪裏都是一樣的。”席慕容的這話就像我的心靈雞湯，讓我不至于太悵然若失于沒有工作的失落。給我教過金融學的老師曾經給我老家中國銀行省分行的副行長帶過進修班的課，他很熱心地幫我寫了推薦信，我就是拿着這張推薦信和學校的畢業生推薦表，走上回家找工作的路。
我當年高考落榜後直接被稅務、銀行招聘，早早參加工作的同學，得到過我們多少的同情啊。他們工作後陸續讀完成人高考或者電大之類，不但有了學歷，也擁有了工作資歷，成長為業務骨幹。而我讀了四年大學，竟然找不到當時最好的單位——外貿公司的門朝哪邊開，竟然還是要到銀行謀職，并且才是新手上路，還要自己尋找能立足的崗位，老天爺還真會開玩笑！
我7月初到家後放下行李，安慰爸媽天無絕人之路，沒敢逗留就直奔省會。那時大姐正好剛在省廣播電視學校進修完，她也焦急地幫我想辦法。她帶我到了落腳的表姐家，見到表姐的同學，和表姐的孩子一起叫她郭姨。郭姨在團省委的《新一代》雜志社做編輯，她有嚴重的羅鍋，又瘦又小，但非常好強，性格爽朗，有點刀子嘴豆腐心，也是一副熱心腸。我第一次和看着有點怪怪的人打交道，心裏有點疙疙瘩瘩。郭姨的父親是老革命幹部，她也是大學生，對我這個名牌大學的學生也不以為然，看我的眼光也有些挑剔，但還是騎車陪我去找老師介紹的中國銀行。這個銀行當時正在修建辦公樓，辦公的機構還真是狡兔三窟，我們當然沒有見到行長大人，好不容易找到人事處，一位姓金的女科長接待了我們，她看完我帶的推薦信和推薦表，很公事公辦地笑着對我說“小張，你看這樣，你帶來的東西呢，我們先留下。我完了和領導彙報一下，等領導研究之後，過些天你再來等我的答複。”哎，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人家稱呼我“小張”，好奇怪的感覺。這就算是投石問路吧，反正心急也吃不了熱豆腐，那就等着人家研究呗。
郭姨因為身體原因沒有成家，但打算收養山西老家的一個小女孩，她要去統辦樓上的民政廳問收養的手續，我反正也沒什麽事，就和她一起去了。從民政廳出來她突然想起要去找在這個樓上辦公的建行同學問件事，我站在門外等她。郭姨的同學姓姜，當時是一個科長，他看見門外有點羞澀的我，問郭姨“你這個人口販子，是不是又給誰介紹對象去了？”郭姨說“咦，這次還真不是介紹對象，人家才從大學畢業找工作呢。”姜叔很熱心地把我讓進辦公室，問我從哪畢業的，學的什麽專業，我一說完“複旦大學國際經濟法”，姜叔聽了瞪大眼睛，簡直有點大驚失色，贊不絕口“哎呀，真了不得，高才生呀。”我不好意思地低着頭說“什麽高材生呀，連個工作都找不到。”姜叔一聽奇怪了，怎麽會找不到工作呢？我們給他說了剛去中國銀行人家答複等消息的事。這時姜叔突然一拍大腿，“哎呀，我隔壁辦公室就是我們新成立的國際業務部，你與其要去中行，還不如來我們這多好！”我現在是等着人家挑，哪有自主權呢？姜叔二話不說，直接把我拉到隔壁國際業務部老總的辦公室，老總是個戴着眼鏡，長臉、愛笑的天津老頭，他聽姜叔介紹完我的情況就說“好啊，我們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呢。”我一點都沒反應過來，難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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