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複課
別說,陳德元放出的消息還真挺靠譜,複課開學的事很快就成為了真正的事實。
1967年10月14日,成為了我國教育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在這一天,國家中委、軍委、國戊院與當時當權的“革命”小組,聯合發出了《關于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餘,因為“十年運動”的爆發,所有學校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于停頓狀态,處在所謂“停課鬧革命”時期。而在這個通知發布以後,除了高考制度尚未恢複,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都陸續回到了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應該說,對于洪衍武能夠上學這件事,家人和鄰居們,那完全可以用“翹首以盼”來形容。無人不希望這小子能在學校改變性情,學會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不過,大家的這種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為這個時候是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個時期,所以實際上,學校已經變得和大多數人想象中不太一樣了。
首先要知道,這次複課的主要目的,其實是為了把整天在社會上“打漂兒”的那些孩子收攏回來。
因為在這個時期,社會上有許多狗屁倒竈的事兒,都是由這幫“浪在社會上”的孩子們惹出來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的治安情況。若再不加以整頓,恐怕還會越演越烈。
其實這也不能全怪孩子們不安分。人一閑着,自然就要“生簧”。(土話,生事,惹是生非的意思。)像這些精力最為旺盛的半大小子,又哪兒能踏實在家呆着?家裏待不住,可不得奔大街野跑撒歡兒,滋點兒事兒,尋找點兒刺激嗎?
所幸停課的時間尚短,這幫孩子們也還沒徹底“掙斷缰繩”,因此在學校和家長的共同要求和監督下,大多數的孩子還是按時回到了學校。
不過,由于這時候文化已經不值錢了,孩子們歸校之後,學校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走錯誤的“白專路線”(白專是特殊時期的特定名詞,專指只知道埋頭鑽研業務和學業,但不重視政治學習的行為),所以上邊就提出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口號。于是乎,上學在當時主要任務就變成“鬧革命”了。
既然是“鬧革命”,上學也就不是發愁的事兒了。您即便是幾門功課不及格的“蹲班生”,也照樣能接薦兒把這學給上喽。大撥兒轟嘛,根本就沒考試這一說。因為來上學,學的不是文化,而是如何“革命”。
總的來說,京城所有中小學校的課目設置從形式到內容,都被一改到底。
原教材因為被指責為“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全部廢棄不用了。當局匆忙印制了一批臨時的緊貼現實政治的教材。不過,在當時全國學校極力壓縮學習時間的普遍情況下,即使是這些簡了又簡的教材,仍然沒有在規範的課時內确保完成,徹底顯示出了“革命化”的沖擊力度。
而經此一變,學校已經不可能守得住多少學習的本分了。除了簡單認認字,平日裏學生們幹的最多的事,就是開會、聽廣播、念大字報、出黑板報,有時還要根據社會形勢參觀展覽、拉練、學工、學農。如此自可以想象的到,這一代學生的文化水平究竟如何了。
若幹年後,當有人評論這時期的學生時,還有人說他們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同時在學校裏也是最能鬧騰的。但這些人恰恰忘了一點,這些孩子們當年原本響應的就是“鬧革命”的號召。
“鬧革命”嘛。您說,這還能不鬧嗎?
除了以上這一條,學校裏最大的變化還有師生關系。在這個年頭,學生們可一點不怕老師。
因為盡管停課期間的抄檢、串聯、接受偉大領袖檢閱等“革命”活動以及因此帶來的喧鬧勁兒已經過去,但這場運動的沖擊波并未減弱。
具體而言,就體現在每所學校都正在進行的鬥、批、改上。
為了完成教學改革,幾乎所有的中小學校長都打倒了,而學校的行政機構則由革委會暫時代言,專待“軍宣隊”和“工宣隊”入駐學校進行權力移交。
說到這兒已經很清楚了,連校長都被打倒了,您想老師還能說上話嗎?
實際上,當時知識分子地位已經變得極低。按“地富反壞右”的順序排,教師屬知識分子,排到了第九位,俗稱“老九”,前邊還要加上個“臭”字。
再加上當時正清理階級隊伍。家庭出身有點砟兒的老師,一個個兒都夾着尾巴做人,甚至可以說過着極其狼狽不堪的日子。
因為哪怕你今兒個還在學生面前當老師,明兒個也許就被揪出來了。而這一揪出來,也就等于從革命隊伍中給“清理”出去了。
還老師?也就老九吧。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您想,誰還能有心思好好教書呀?所謂老師,每天也無非是盡力同學生敷衍周旋,得過且過罷了。不誇張地說,就是把所有學校都加起來,在這個時期,能鎮得住學生的老師也沒幾個。
而指望這樣的學校、這樣的老師,來對洪衍武的“靈魂”進行重新塑造,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譚,太不現實了。
反正不管您信不信,當時大多數學校的真實情況确實就是這樣。并且,要是拿複課後的學校和以前相比,同時還有幾個怪有意思的特殊現象,也不妨在此說上一說。
一是無論中小學,都是兩個年齡段的新生一起入學。這恐怕在近代教育史上,自打有了學堂學校以後,還是頭一遭兒。
具體情況大致如下,1959、1960兩個年齡段的孩子同時進入小學,此後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級結束時提前畢業,升入中學。而1953、1954兩個年齡段的學生則同時升入中學,後來他們又被泛稱為“69屆”和“70屆”。
二是當時的學校在管理上,實行的都是準軍事化管理。
具體措施是,以前的三好學生改叫五好戰士。學生一律按連排分班。而學校呢,編制是一個“團”。所以,這個時期的學生,畢業後,同屆的校友見了面,從不問你是哪個班的,而是問你是幾連幾排的。知道的,是在念叨學校的事兒,不知道的,還以為都是當兵的呢。
三是當時中小學招廢除了各類等級界限,在招收新生上統一采取了就近入學,混合招生的政策。
在“運動”之前,京城的中小學還存在着市重點、區重點、子弟學校或是普通學校的分別,中學甚至還有男、女、混合之分。但在“複課”之後,像這樣的等級全都自動取消,也不再有入學和升學考試一說了。哪個學校招哪片兒的學生,都按胡同兒按地區劃好了片兒。當時的中小學生一律以居住點為單位,都成了按片就近分配入學。
同樣的,也正是因為這一條,洪衍武和陳力泉都被“就近”到了離家不遠的半步橋小學就讀。
半步橋小學地處白紙坊東街北面,西臨萬壽公園,由于對面就是半步橋胡同口,因此得名。
學校規模并不大,綠色的鐵皮大門面向正南。
進去後迎面先是一個影壁,上面是紅底白字的手書,警示着偉大領袖的諄諄教誨——“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那影壁下面還有個白色水泥築造的圓形花池,上面擺滿了一盆盆盛開的鮮花。
這種模式可以說幾乎是當時所有小學的标準門面,還算過得去。但只要繞過這張“臉”去,一下便能看到後面不那麽體面的簡易教學樓,和一個同樣很簡陋的黃土地操場。
而從這些“硬件”便可以判定,這是一家随處簡陋、配置不全,也最為普通的平民子弟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