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章節

，只好暫時忍住這口惡氣，對張學良批了個“應免置議”的回電，還叫曾擴情回去不動聲色。

張學良圍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他直接打擊了蔣系特務的氣焰，也為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

057毛澤東的信函

宋哲元、閻錫山和李濟深等，都收到毛澤東的信函。

在汪鋒受毛澤東之托去見楊虎城的時候，劉少奇從陝北到達天津，領導中共北方局和華北地區的抗日運動，北方局發動群衆抵制日貨，反對走私，舉行政治示威游行、請願、罷課和部分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同時，在全國許多城市組織各界救國團體。

劉少奇在天津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大力争取宋哲元和他的第二十九軍傾向抗日。宋哲元軍負責北平和天津一帶的防務，處在抗擊日軍侵略華北的前哨。劉少奇認為，宋哲元的立場是動搖的，不甘願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于是把群衆在“一二·九”運動中提出的“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從此以後，群衆的救國運動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毛澤東在這年8月以中共中央名義給宋哲元寫信，對他的抗日願望和改變對群衆救國運動的态度表示贊賞，希望第二十九軍和紅軍建立聯合戰線。毛澤東派張經武去宋哲元那裏做聯絡工作。1937年春，第二十九軍辦學兵隊，中共黨組織派遣黨員參加受訓，并給學兵隊講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宋哲元軍的抗日熱情日益高漲。

山西的地方實力派閻錫山，處在複雜的矛盾中。日軍進攻綏東，威脅到他的生存，蔣介石派十個師進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務策動他的部隊內部搞“河東獨立”，企圖取而代之。閻錫山則打算利用共産黨鞏固與發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決定加大争取閻錫山的力度。

毛澤東致書閻錫山：“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于共同戰線。”信中通知閻錫山，紅軍俘虜的晉軍第六十六師第三九二團團長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彈藥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楓和周小舟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閻錫山陳述中共的主張。

這時，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中的左派進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議組織一個抗日救亡團體，取名“抗日救國會”。閻錫山認為建立一個群衆性的團體，能壯大自己的聲勢，表示贊成組織民衆救國，但不同意組織“抗日救國會”。他定名為“犧牲救國同盟會”，并于“九一八”五周年這一天正式成立，親自擔任會長，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和劉岱峰等人任委員。

閻錫山派專人到北平，當面邀請共産黨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由薄一波任書記。他們到達山西後，很快就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薄一波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室秘書的名義，擔任犧盟會的常委秘書，主持日常工作。随後，他又接辦了山西犧盟會，大力發展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前面說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曾寫信給傅作義，鼓勵他率部抗日。同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派出代表到西北、華北、廣東、廣西和四川等地，向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轉達中共的抗日主張，談判雙方的聯合。

西南地方實力派李濟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蔣抗日”的口號，并派代表聯絡東北軍張學良，派錢壽康與中共中央商談聯合。毛澤東在1936年9月給這三個人寫信，指出“當前急務，在于全國範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從此，中共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隊建立了聯系。

毛澤東給國民黨愛國人士和愛國将領寫信，1936年就寫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寫了九封。毛澤東致信宋慶齡，對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國難當頭的嚴重時刻發揮更大作用。毛澤東寫信給何香凝，希望她能促進國共合作。毛澤東致信馮玉祥，贊揚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希望他“登高一呼，衆山齊應”。毛澤東致信蔣光鼐和蔡廷锴，贊揚他們的愛國行動，希望他們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毛澤東寫信給北京大學的學術領袖蔡元培，懇切希望他能運用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促蔣介石等人團結抗日。毛澤東致書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國演義》中“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觀點，提出與邵力子聯合。

中國共産黨不計舊怨，多方聯絡在內戰中曾多次交戰的對手朱紹良和王均等人。對四川的劉文輝、雲南的龍雲和山東的韓複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愛國将領鄧寶珊則一直和中共友好來往，他積極擁護中共“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張，奔走山西、河北和山東，會晤了閻錫山、宋哲元和韓複榘等人，敦促他們同仇敵忾，抗擊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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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着日本要滅亡中國的嚴重局勢，中國共産黨人認識到，争取蔣介石集團停止內戰，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是國民黨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國民政府的軍政大權，因此，要實現全國全民族的抗戰，如果不促使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就無法達到目的。前一階段提出的“抗日反蔣”口號，已不适應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并且也無法為國民黨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國民黨中英美派集團，對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轉變的，将“抗日反蔣”的口號改為“逼蔣抗日”，可以促進蔣介石轉向抗戰。

058西安事變（1）

西安事變，“審蔣”變成了“放蔣”。

張學良和東北軍希望抗戰，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內”的反動政策，似乎是十頭牛也拉不回來的。他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處理完了兩廣事件，席不暇暖地飛到西安，着手“圍剿”紅軍。

蔣介石調集二百六十個團的嫡系精銳部隊，準備對中央紅軍進行第六次“圍剿”。蔣介石非常樂觀，以為派三十萬大軍對付三萬紅軍，用不了三個月，便可大功告成。他發現張學良和楊虎城有密謀聯合紅軍發動全國抗戰的跡象，但他認為，只要他自己坐鎮西安，逼着這兩個人“剿共”，諒他們是不敢不服從的。

但是，蔣介石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威望。這個時候，張學良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經滿腔憤慨。他在洛陽給蔣介石祝壽時，曾和蔣介石獨處。他要求蔣介石釋放七君子，領導抗日救亡。蔣介石大發雷霆，蠻橫地說：“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奸黨暴徒。”後來，張學良請纓增援綏遠抗戰，又遭到蔣介石拒絕。

蔣介石在洛陽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後，和張學良一起，乘坐隴海鐵路的專列，再次來到西安。國民黨的高級将領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錢大鈞、朱紹良、陳調元、陳繼承和萬耀煌，跟着來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員蔣作賓、邵元沖和蔣百裏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蔣介石的幾十萬軍隊逼近臨潼，一隊隊新式戰鬥機和轟炸機也飛到西安機場降落。西安上空機聲隆隆，街道上汽車狂奔，橫沖直撞。蔣介石的特務和憲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蔣介石在臨潼分別召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将領談話，要他們服從命令，徹底“剿共”。他宣稱：“剿共已達到最後五分鐘的階段。”他向張學良和楊虎城攤牌：東北軍和西北軍要麽開到陝甘前線在中央軍前面對紅軍作戰，要麽就把東北軍調福建，西北軍調安徽，讓中央軍去“剿共”。

張學良和楊虎城既不願意跟紅軍作戰，又明白他們的部隊調離陝甘無異于自取滅亡。他們按照已經商定的對策行事。第一，他們決不讓兩軍的駐地分開，除非是為了抗日。第二，他們下決心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如果勸說無效，就逼迫蔣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張學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再次勸說蔣介石，這一次是流着眼淚哭谏。他痛切陳述共産黨的政策是從民族抗日利益出發，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即能統一。他表示，他對蔣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