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2)
往往貢獻出有益于國泰民安的思想。比如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善修睦。”——這樣的思想，帝王們若不愛聽，其實等于自言自語。
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比較自信只要自己們苦口婆心，是完全可以由他們教誨出一代代好的帝王的。
而西方古代思想現象的端點，卻是從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發散開來的。古羅馬帝國是形成過民主政體的雛形的，故在西方古代思想的成果中，“天下為公”是不需要誰教誨誰的，是人類社會的公理，像幾何定義一樣不必讨論。
兩種端點是很不同的，所謂“種子”不一樣。
帝王統治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思想力。儒家思想乃是帝王們唯一明智選擇的思想力，所以他們經常對儒家思想表現出半真半假的禮遇和倚重。這就形成為一種王權對社會思想的暗示——于是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或曰中國文人，越來越喪失了思想能動力，代代襲承地争當儒家思想的優秀生，做不做帝王老師都不重要了，能否進入“服官政”的序列變得唯一重要了。當前，“儒家文化”似乎漸熱，對此我是心存憂慮的。
在21世紀，對于一個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國，當代思想力并未見怎樣地發達，卻一味轉過身去從古代封建思想家們那兒去翻找思想殘片，這是極耐人尋味的。而如此一種當代中國的思想現象究竟說明了些什麽，我還沒想清楚，待想清楚了再作彙報……
4.做立體的中國人
（1）
二十幾年前，倘有人問我——在中國，對文學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姊妹藝術的恰如其分的鑒賞群體在哪裏？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在大學。
十幾年前我開始懷疑自己的這一結論。盡管那時我被邀到大學裏去講座，受歡迎的程度和二十幾年前并無區別，然而我與學子們的對話內容卻很是不同了——二十幾年前學子們問我的是文學本身，進言之是作品本身的問題。我能感覺到他們對于作品本身的興趣遠大于對作者本身，而這是文學的幸運，也是中文教學的幸運；十幾年前他們開始問我文壇的事情——比如文壇上的相互攻讦、辱罵，各種各樣的官司，蜚短流長以及隐私和緋聞。廣泛散布這些是某些媒體的拿手好戲。我與他們能就具體作品交流的話題已然很少。出版業和傳媒幫襯着的并往往有作者親自加盟的炒作在大學裏頗獲成功。某些學子們讀了的，往往便是那些，而我們都清楚，那些并不見得有什麽特別之處。
現在，倘有人像我十幾年前那麽認為，雖然我不會與之争辯什麽，但我卻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相。或反過來說，對文學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姊妹藝術的恰如其分的鑒賞群體，它未必仍在大學裏。
那麽，它在哪兒呢？
對文學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姊妹藝術的恰如其分的鑒賞群體，它當然依舊存在着。正如在世界任何國家一樣，在21世紀初，它不在任何一個相對确定的地方。它自身也是沒法呈現于任何人前的。它分散在千人萬人中。它的數量已大大地縮小，如使它的分散變成聚攏，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是确乎存在的。而且，也許更加的純粹了。
他們可能是這樣一些人——受過高等教育，同時，在社會這一個大熔爐裏，受到過人生的冶煉。文化的起碼素養加上對人生、對時代的準确悟性，使他們較能夠恰如其分地對文學、電影、電視劇、話劇乃至一首歌曲、一幅畫或一幅攝影作品，得出确是自己的，非是人雲亦雲的，非是盲目從衆的，又基本符合實際的結論。
當然，他們也可能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根本沒邁入過大學的門坎。那麽，他們的鑒賞能力，則幾乎便證明着人在文藝方面的自修能力和天賦能力了。
人在文藝方面的鑒賞能力，檢驗着人的綜合能力。
Advertisement
卡特競選美國總統獲勝的當晚，卡特夫人随夫上臺演講。由于激動，她高跟鞋的後跟扭斷了，卡特夫人撲倒在臺上。斯時除了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當年我們的電視機還未普及），全世界約十幾億人都在觀看那一實況。
卡特夫人站起後，從容走至麥克風前說：“先生們，女士們，我是為你們的競選熱忱而傾倒的。”
能在那時說出那樣一句話的女性，肯定是一位具有較高的文藝鑒賞能力的女性。
迄今為止，法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海軍女中将，當年曾是文學碩士。對于法國海軍和對于那一位女中将，文學鑒賞能力高也肯定非屬偶然。
丘吉爾在二戰中的歷史作用是舉世公認的，他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細想想，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深刻的。
是的，我固執地認為，對文藝的鑒賞能力，不僅僅是興趣有無的問題。這一點在每一個人的人生中所能說明的，肯定比“興趣”二字大得多。它不僅決定人在自己的社會位置和領域做到了什麽地步，而且，決定人是怎樣做的。
（2）
前不久我所在大學的同學們舉辦了一次“歌唱比賽”——27名學生唱了27首歌，只有一名才入學的女生唱了一首民歌，其他26名學生唱的皆是流行歌曲。而且，無一例外的是——我為你心口疼你為我傷心那一類。
我對流行歌曲其實早已抛棄偏見。我想指出的僅僅是——這一校園現象告訴了我們什麽？
告訴我們——一代新人原來是在多麽單一而又單薄的文化背景之下成長的。他們從小學到中學，在那一文化背景之下“自然”成長，也許從來不覺得缺乏什麽。他們以相當高的考分進入大學，似乎依然僅僅親和于那一文化背景。但，他們身上真的并不缺乏什麽嗎？欲使他們明白缺失的究竟是什麽，已然非是易事。甚而，也許會使我這樣的人令他們嫌惡吧？
到目前為止，我的學生們對我是尊敬而又真誠的。他們正開始珍惜我和他們的關系。這是我的欣慰。
（3）
大學裏漢字書寫得好的學生竟那麽的少。這一普遍現象令我愕異。
在我的選修生中，漢字書寫得好的男生多于女生。
從農村出來的學生，反而漢字都書寫得比較好。他們中有人寫得一手秀麗的字。
這是耐人尋味的。
我的同事告訴我——他甚至極為鄭重地要求他的研究生在電腦打印的畢業論文上，必須将親筆簽名寫得像點兒樣子。
我特別喜歡我班裏的男生——他們能寫出在我看來相當好的詩、散文、小品文等等。
近十年來，我對大學的考察結果是——理科大學的學生對于文學的興趣反而比較有真性情。因為他們跨出校門的擇業方向是相對明确的，所以他們豐富自身的願望也顯得由衷；師範類大學的學生對文學的興趣亦然，因為他們畢業後大多數是要做教師的。他們不用別人告訴自己也明白——将來往講臺上一站，知識儲備究竟豐厚還是單薄，幾堂課講下來便在學生那兒見分曉了；對文學的興趣特別勉強，甚而覺得成為中文系學子簡直是沮喪之事的學生，反而恰恰在中文系學生中為數不少。又，這麽覺得的女生多于男生。
熱愛文學的男生在中文系學生中仍大有人在。
但在女生中，往多了說，十之一二而已。是的，往多了說，十之八九，“身在曹營心在漢”，學的是中文，愛的是英文。倘大學裏允許自由調系，我不知中文系面臨的是怎樣的一種局面。倘沒有考試的硬性前提，我不知他們有人還進入不進入中文課堂。
（4）
中文系學子的擇業選擇應該說還是相當廣泛的。但歸納起來，去向最多的四個途徑依次是：留校任教，做政府機關公務員，做大公司老總文秘，或是做報刊編輯、記者及電臺、電視臺工作者。
留校任教仍是中文系學子心向往之的，但競争越來越激烈，而且，起碼要獲碩士學位資格，碩士只是一種起碼資格。在競争中處于弱勢，這是中文系學子們內心都清楚的。公務員人生，屬于仕途之路。他們對于仕途之路上所需要的曠日持久的耐心和其他重要因素望而卻步。做大公司老總的文秘，仍是某些中文系女生所青睐的職業。但老總們選擇的并不僅僅是文才，所以她們中大多數也只有暗自徒喚奈何。能進入電臺、電視臺工作，她們當然求之不得。但非是一般人容易進去的單位，她們對此點不無自知之明。那麽，幾乎只剩下了報刊編輯、記者這一種較為可能的選擇了。而事實上，那也是最大量地吸納中文畢業生的業界。但，另一個不争的事實乃是，報刊編輯、記者早已不像十幾年前一樣，仍是足以使人欣然而就的職業。尤其“娛記”這一職業，早已不被大學學子們看好，也早已不被他們的家長們看好。豈止不看好而已，大實話是——已經有那麽點兒令他們鄙視。這乃因為，“娛記”們将這一原本還不至于令人嫌惡的職業，在近十年間，自行地搞到了有那麽點兒讓人鄙視的地步。盡管，他們和她們中，有人其實是很敬業很優秀的。但他們和她們要以自己的敬業和優秀改變“娛記”這一職業已然扭曲了的公衆形象，又談何容易。
這麽一分析，中文學子們對擇業的無所适從、彷徨和迷惘，真的是不無極現實之原因的……
（5）
“學中文有什麽用？”
這乃是中文教學必須面對，也必須對學子們予以正面回答的問題。可以對“有什麽用”作多種多樣的回答，但不可以不回答。
我原以為這只不過是一個當代問題，後來一翻歷史，不對了——早在20世紀20年代時清華學校文科班的“聞一多”們，便面臨過這個問題的困擾，并被嘲笑為将來注定了悔之晚矣的人。可是若無當年的一批中文才俊，哪有後來豐富多彩的新文學及文化現象供我們今人津津受用呢？
中文對于中國的意義自不待言。
中文對于具體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意義，卻還沒有誰很好地說一說。
學歷并不等于文化的資質。沒文化卻幾乎等于沒思想的品位，情感的品位也不可能談得上有多高。這類沒思想品位也沒情感品位的中國人我已見得太多，雖然他們卻很可能有着較高的學歷。所以我每每面對這樣的局面暗自驚詫——一個有較高學歷的人談起事情來不得要領，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他們的文化的全部資質，也就僅僅體現在說他們的專業，或時下很流行的黃色的“段子”方面了。
一個人自幼熱愛文學，并準備将來從業于與文學相關的職業無怨無悔，自然也就不必向其解釋“學中文有什麽用”。但目前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絕非都是這樣的學子，甚而大多數不是……
（6）
那麽他們怎麽會成了中文學子呢？
因為——由于自己理科的成績在競争中處于劣勢，而只能在高中分班時歸入文科；由于在高考時自信不足，而明智地選擇了中文，盡管此前的中文感性基礎幾近于白紙一張；由于高考的失利，被不情願地調配到了中文系，這使他們感到屈辱。他們雖是文科考生，但原本報的志願是英文系或“對外經濟”什麽的……那麽，一個事實是——中文系的生源的中文潛質，是極其參差不齊的。對有的學生簡直可以稍加點撥而任由自修，對有的學生卻只能進行中學語文般的教學。
（7）
不講文學，中文系還是個什麽系？
（8）
中文系的教學，自身值得反省處多多。長期以來，忽視實際寫作水平的提高，便是最值得反省的一點。若中文的學子讀了四年中文，實際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小，那麽不能不承認，是中文教學的遺憾。不管他們将來的擇業與寫作有無關系，都是遺憾。
（9）
在全部的大學教育中，除了中文，還有哪一個科系的教學，能更直接地聯系到人生？
中文系的教學，不應該僅僅是關于中文的“知識”的教學。中文教學理應是相對于人性的“鮮蜂王漿”。在對文學做有品位的賞析的同時，它還是相對于情感的教學，相對于心靈的教學，相對于人生理念範疇的教學。總而言之，既是一種能力的教學，也是一種關于人性質量的教學。
（10）
所以，中文系不僅是局限于一個系的教學。它實在是應該成為一切大學之一切科系的必修學業。
中文系當然沒有必要被強調到一所大學的重點科系的程度，但中文系的教學，确乎直接關系到一所大學一批批培養的究竟是些“紙板人”還是“立體人”的事情。
我願我們未來的中國，“紙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體人”多一些，再多一些。
我願“紙板人”的特征不成為不良的基因傳給他們的下一代。
我願“立體人”的特征在他們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體現。
5.“天下為公”是全人類的精神生命
（1）
事實上，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現象，古已有之。
諸侯稱霸的社會有諸侯們的民主現象；皇權一統的社會有皇帝們的民主現象；推而論之，大約氏族時期，無論父系還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現象吧？
在中國，後來被史家稱為“帝”的堯舜兩位氏族首領，便在民主現象方面有過良好表現。也有史家認為，包括禹在內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現，也還是可以證明人類對于民主的早期想象。
堯是有後代的，卻将帝位傳給了深孚衆望的舜，這不能不說是“天下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兒子的，卻将帝位傳給了禹，而且禹還是遭罪誅之人的後代（傳說禹的父親因治水無果，被砍了頭，很可能還是經舜批準的），這也不能不說是“天下為公”的典範。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堯舜為榜樣的。考察期滿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邊。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來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卻猝死了。偏偏他的兒子又有野心，威脅合理的接班人不許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結果禹的兒子成為首領了。他成為首領後，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殺了。
“天下為公”的歷史随之終結，家天下的歷史随之開始。這一開始，也就一發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權力崇拜，遠比近當代人強烈得多。權力得來不易，家傳才心安理得，自然視民主思想、民主言論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個的，要求諸侯們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開一次會，互相交流統治的經驗教訓，很有點兒聯邦的意思。這方式，也不能不承認是人類早期的民主現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長治久安，又要一國權力家傳，永遠姓周，這就特難。好景不再，周王朝也瓦解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煙四起。
孔子一生大願是“克己複禮”，所要複的正是周朝那一種制度。也許在他想來，那是光複民主。所以他的學生子路倡導文明祭祀，不殺活牲，孔子的反應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質問他何以不熱忱地支持自己，他則嘆道：“唉，你眼裏只看到了幾頭牲畜的可憐，我心裏日夜思想的卻是何年何月才能恢複周天朝的那種禮啊！”
憂國憂民心境，令人感動。假如孔子至今還活着，假如我們問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點子封建民主，恢複了又怎樣呢？您明明心裏清楚，那終究是不可持續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來的，或者他認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諄諄教誨，争做仁君，便可持續了吧？但我們清楚，那不過是他的天真理想。後來的君王們倒是都極敬起他的學說來了，但沒幾個真照他的教誨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誨做良民……
中國歷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就說英王喬治一世吧，統一了疆土之後，實行圓桌會議，十幾位有功的騎士，不但可以與他平等似的圍坐着共議國是，還可以那樣子和他共飲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國最開明的封建君王與大臣們的關系，也還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麽樣呢？喬治一世一死，兒子稱君，十幾位有功的騎士們，還不是一個一個被殺害了嗎？到了喬治八世，自己亦難逃身首兩處的下場。沙俄女皇葉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樂于實行民主的，有新思維的人都有幾分可能被她宣入宮中，待之以禮，賜給爵位。連法國的伏爾泰也成為過她的貴賓，并且寫過錦繡文章，贊頌她的“與時俱進”。但法國一興起真的民主革命來，遠在俄國的她便視為洪水猛獸了。一聽說路易十六被“公民議會”處以死刑了，她立刻下令出兵，幫助法國保王派武裝力量鎮壓革命，視為己任，“替天行道”……
封建社會制度之下，民主從來都是現象，從來都是陪襯封建統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絕不允許古已有之的民主也制度化的……
（2）
但古羅馬的情況卻那麽例外。在人類的社會中，民主作為一種形式，最先出現在古羅馬文學中。普羅米修斯的故事，一經從希臘神話中被移植到了羅馬神話中，便發生了微妙的情節改變：人類不堪神們不斷升級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們進行迫不得已的談判。
要進行談判就得有談判代表，普羅米修斯成為人類公推的談判代表。他的談判條件只有兩條——人類願意對神們保持崇拜和敬畏，也願意因而履行祭祀的義務；但神們不能對人類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為人類的精神負擔和壓力，并且神們也當集體自律，還應将人類最需要的火無條件地給予人類……這是人類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權理直氣壯地提出人權訴求的文學記載，可視為人權最早的“白皮書”，當然也可視為人類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可能正因為這種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羅馬，後來在古羅馬出現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是羅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國裏将民主制度化了。
細想想，我們後人難免困惑——當時的羅馬，其實還是一個兼有顯然的奴隸制特征的封建制古國，怎麽就會産生了“元老院”那麽一種特現代的民主形式呢？民主現象是一回事，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民主只有制度化了，才進而合法化了；只有合法化了，人民才能變為公民，才能擁有公民的公權力。由于有了“元老院”，古羅馬才廢除了帝王制，改為“保民官”制。恺撒起初只不過是“保民官”。他這位“保民官”當多久，取決于“元老院”和羅馬公民對他的政績評估如何。倘若他當得不好，別人經由公選取代了他，便是既合理也合法的事了。當時一心想要取代他的，自然是另一位統率衆兵的将軍龐培。“元老院”倒是使一個古國在民主方面制度化了，但并不意味着這一個古國于是成為理想國了。最血腥、最野蠻、最殘酷、最違背人性的事情依然發生在羅馬，便是經常發生在角鬥場裏的事情，便是奴隸非人，奴隸主有權任意懲罰、買賣乃至殺死奴隸。
而且在元老、貴族和保民官之間，權力争鬥、爾虞我詐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暗殺手段也是家常便飯。恺撒不甘于僅僅做“保民官”，打算稱帝，結果被元老們所殺。對于恺撒，這是悲劇；而對于一個古國的民主制，即是迫不得已。只要人類的歷史仍處于封建制度的歷史時期，民主即使制度化了，也無法保證國家的公權力不被權力欲極大的人個人化。
又比如拿破侖……
（3）
古羅馬帝國後來形成了意大利公國。
由于這個公國曾有過以上歷史經歷，文藝複興運動首先發生在意大利實屬必然。那時的意大利，資本主義已見端倪，資産階級已經産生。任何一個新階級都必然是沒有屬于自己的文化的階級。資産階級不屑于僅僅充當封建貴族階級文化的“異己繼承者”，對于勞動人民的大衆文化又看不上眼，所以備感文化饑渴。如果不能盡快擁有屬于自己的文化，那麽将不但在文化方面被封建貴族階級所蔑視，也會被勞動人民所譏笑，這是意大利資産階級文藝複興運動的初衷。
只要有階級存在，文藝就既不但注定具有階級的形式特征，也注定具有階級的思想色彩。複興來複興去，不同于封建貴族階級的文藝産生了，資産階級的社會思想也悄然形成。像孔子“克己複禮”是由于有一個周天朝的“樣板”存在過一樣，意大利資産階級的文藝複興，也是由于有一種古羅馬的民主制曾存在過。資産階級的社會思想一經形成，資産階級的革命行動随之發生。那一行動之目的在于颠覆帝制。肩負那一使命的群體叫“黨”，具體說是“燒炭黨”，因為他們經常裝扮成販賣炭的腳夫進行串聯，凝聚力量。
《牛虻》中的主人公亞瑟後來便是燒炭黨人。法國著名作家司湯達的小說《法尼娜·法尼》，內容寫的便是一位意大利貴族小姐與一名青年“燒炭黨”人之間的愛情故事。
司湯達曾作為法國的外派官員在意大利生活過多年。文藝複興的接力棒一經傳到法國，于是演變為啓蒙運動。資産階級的革命随之在法國全面爆發。民主是需要用血來換的。法國資産階級流不起那麽多血，便将平民階級鼓動起來，和他們一起造反。平民階級對于造反這類事一向很來勁兒，資産階級反而被吓着了，就反戈，再與封建貴族階級聯合起來，鎮壓平民階級的造反。封建貴族階級、資産階級、平民階級，三方面都死人無數；三方面人的手上，都交錯沾染了別的兩方面的鮮血。比起來，平民階級所流的血最多。人類用血澆鑄出了一部《人權宣言》，它使人類的血總算沒白流……
（4）
民主對于人類而言，只有在西方的啓蒙運動之後才牢固地确立了其文明意義。
封建的王朝統治最長的也不過二三百年，還要依賴于封建專制的手段。其不可持續，已無需證明。
人類希望借民主政體，以使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最大程度地享有公民權——人權。
這一種可能性，也已無需證明。故民主不僅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全人類的精神生命。
在獨裁的、專制的政體和泛民主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狀态之間，民主的管理方式，無論對于哪一個國家，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幸而人類已經進入了理性時期，較能夠靠理性包容各種民主制度的差強人意之點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替封建帝王們所出的這一統治招數是最陰損的，也是今日之中國人最應予以唾棄的。
歸根結底，民主乃是使一個國家在思想上不沉睡的“腦白金”。
近代的中國之所以長期落後而不自知，首先就是由于統治者的卑鄙，致使國人在思想上集體睡着了。所以我們這一頭“東方睡獅”，當年被外國人用大炮來轟，起初卻仍一眼開一眼閉，半醒不醒……
6.權力與美學
依我淺見，權力與美學之間，大約是有些關系的。
君不見，古今中外，人類為權力不是設計了不少象征麽？王冠、王杖、王宮或皇宮，是也；專車、專列、專機，是也。中國古代的“烏紗帽”，是官居幾品的象征。而中國古代的官員們一旦被定了罪，便會被當即摘去烏紗。玉玺和官印自然更是權力的象征。現在中國的官員們比起古代的官員們，不必再操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免去了守印之累：官印已不再叫印，叫名章，叫公章。名章就是名章，并不能單獨當了公章來用的；丢失了，再刻一枚就是。而公章，由專人保管；丢失了，作一次內部的或報上的聲明就是。即使被盜用了，一般也不至于将責任直接追究到官員頭上，而由保管者承擔。但在古代，官丢了印，那對于他可是件天大的事，只有高官，“行政待遇”方面才配有“護印”官之類的專職服務人員。
依我看來，世界上的一切人，無不生活在權力制約之下。
“統治者”、“公仆”、“領導”……當然，也不只是叫法不同了，權力性質變了。“公仆”或“領導”與“統治者”的區別在于，後者往往為所欲為，而前者必須接受監督。現在全世界的官都害怕同一件事，那就是揭發檢舉。
正是在此點上，我認為權力和美學發生了關系。
我認為相對權力，民主和監督不但是政治話語，其實也是美學話語。權力是一柄雙刃之劍。它足以使也很容易使權力擁有者的人性和人格異化，結果經由權力，往往傷害了并且異化人們的人性和人格。世界長期處于這種情況之下，美好又從何談起呢？
為了使更多的普通人都能夠感覺到世界畢竟是美好的，少數人擁有的權力必須合法産生。為了使一切權力擁有者的言行也受到制約，那麽必須賦予一切普通人監督他們的權力。人類的社會既不能處于沒有權力的局面，又不能允許少數人通過權力變為人上人，便自然而然産生出對于權力從形式到性質所寄托的種種合乎公願的理想。而凡賦理想之事，皆附美學內容：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
“為地占者不能成土，為祿仕者不能成政。”
“不茍一時之譽，思為利于無窮。”
中國古代先賢先哲們關于權力的那些思想，多麽美好啊！如是，則權力擁有者是“美人”也，則權力本身亦美矣。只不過，在以王權為全社會的權力基礎的古代，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權力階層根本不可能達到那麽理想化的程度，權力本身也不能。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們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麽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丢掉呢？”
衆所周知，以上都是毛主席生前莊莊重重講過的話。
對于權力，健全的政治體制和成熟的經驗，與思想理念是同等重要的。這一種形式和性質的統一，在美學上，當可曰為“和諧美”。不和諧，則權力被人異化，人反過來異化權力，皆難“美”矣。
今天，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已經比從前健全多了，司法體制也比從前健全多了，并且在繼續改革進步着。因而今天，對于權力，我們有了對被賦予權力的人和權力本身，寄托更加符合美學原則的希望。廣泛的人性認知水平是美學的基礎。我們希望代表權力的人和權力本身更美好些，也就是希望它和他們更智慧些，更仁慈些，更經驗豐富些，從而更人性化一些。
智慧、仁慈、平等、公正，明智、克己奉公的精神，無怨無悔的責任，豐富的經驗和雄辯的風采以及幽默的方式，我以為，一個人他個人的品質美點越多，越具有人格之魅力，當他被賦予權力之後，那一種權力也就會變得像他本人一樣，成為別人願意自覺服從的權力，而不是反過來；同樣道理，若我們對權力本身産生的方式，被賦予的儀式，行使的範圍和受監督的前提思考得越周到，越符合公願，它就越接近着是一種體現我們人類“思想之類”的“東西”，而即使某個并不優秀的人擁有了它，也或許由于它的要求漸漸變得優秀起來。起碼，不至于變得惡劣。最後我認為，迄今為止，人類一切關于權力的文明的進步的思想成果，都是大體上符合美學原則的思想成果。而“權力美學”，這一定是将來有人會深入研究和總結的一門政治學科。
7.與欲望兵團打個平手的一輩子
人生伊始，原本是沒有什麽欲望的。餓了，渴了，冷了，熱了，不舒服了，啼哭而已。那些都是本能，啼哭類似信號反應。人之初，宛如一臺仿生設備——肉身是外殼，五髒六腑是內裝置，大腦神經是電路系統。而且連高級“産品”都算不上的。
到了兩三歲時，人開始有欲望了。此時人的欲望，還是和本能關系密切。因為此時的人，大抵已經斷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