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章節
都司雖系武職，但手下幾個綠營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駐防緝私營已經離開，說話也沒底氣。會上一吵架，争執不下，有人出來勸兩位前堂官先離場，讓紳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兩人離開，局面馬上為之一變，由于不用顧及兩人的面子，反對的聲音愈發大了起來。最後，雙方争執不下，誰也不服誰，沒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決，同意兩堂官留任的，寫穩健兩字，不同意的，寫激進兩字。投票完畢，兩下的票數相當，最後唱票的人，自己寫了激進兩字，就這樣，“激進派”占了上風。雖然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則，但卻無師自通地明白了少數服從多數的道理。于是，兩個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場司，眼看這麽大的利益，也不敢回來了。掘港組織了自己的光複大會，組織了自己的政府，由當地舉人任民政長，取消了軍政職務，反而到上海購買了大批槍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裝商學團。最有意思的是，一個鎮，從此以後，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議會，由當地符合條件的選民選舉産生，議員有補貼，經常開會，雖然選出來的人多為拖辮子的老派士紳，但也對政府構成了強大的制約。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來的南通革命政府，卻認了這個賬，沒有派兵幹預。
其實，就是在南通這個地方，絲漁港的農民和漁民，也曾趁革命之機，自發成立過一個新式政府，也有軍政長之類的官銜。可是，農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給鎮壓了。但是差不多同時，掘港鎮紳商不給南通面子，把他們任命的官員給廢了，自己搞了一個，居然沒有事。不僅沒事，而且後來還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認可。也就是說，投身革命，士紳可以，紳商也行，但農民不許。只要農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鎮壓。秩序也只能是士紳的秩序，不是農民的秩序。
實際上，自清末新政以來，地方自治也罷，預備立憲也罷，選舉是有了，民權也在講。但是，所謂的民權，就是紳權，也包含一部分的商權和學權，民主只限于社會的中上層精英的範圍。士紳、商人和學生可以享有選舉權，但一般民衆不在考慮範圍。這樣的限制，已經形成了慣例，即使革命黨人，其實也很認可。他們僅僅出于功利的考慮，出于動員會黨的需要，把部分權力開放給了會黨，但決不允許農民擁有自決的權利。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這樣，多數地方在獨立之後，也沒有像掘港一樣，實行哪怕僅限于精英層面的民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戰争還在進行，條件不具備。掘港只是一個特例，由于南通一帶多年的地方自治實踐産生出來的特例。掘港不僅用選舉拒絕了南通方面指定的官員，選擇了“激進”，而且自己選出來鎮這一級的議會，的确難得。雖然他們的所謂激進，其實一點都不激進，選票也不怎麽正規。看來，這個靠近上海，受到張謇現代化事業影響巨大的小鎮，由于財力雄厚，各方勢力錯綜複雜但又有協商傳統，得一點歐風美雨的滋潤，就可以自發成長起民主來。其實，即使在東方，民主選舉，看起來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難。
【自由擇君：底層民衆自發的沖動】
“自由擇君”，是辛亥革命時南通絲魚港地方農民提出的一個口號，類似的口號還有“自由擇善”。兩者加起來，意思就是自己選擇善的“君”。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口號，據革命後的南通軍分政府的文獻，是因為剛好辛亥革命之際，南通為維修江堤，要求沿岸農民出資，而絲魚港地方的農民不肯，大概是覺得革命後的“君”不怎麽好，要自己當家，因此組織了保安會加以抵抗。還有一說是為了抗租抗稅，組織了農民政府，有總司令、軍政長和財政長。但是，農民政府或者保安會的土槍土炮，大刀長矛，不敵南通軍分政府的洋槍洋炮，最終被鎮壓。革命政府沒有給他們擇善擇君的機會，還壓制了他們願望。
據記載，號召自由擇君的農民們，一度集聚五千餘衆，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紅旗，還不時到天後宮（媽祖廟）和龍王廟燒香祭拜。雖然號稱要自由，心裏還是沒底，還是要希圖神仙的保佑。“自由擇君”和“自由擇善”，是這些農民在聚會時張貼的“廣告”。這個地方的農民，何以能提出這樣的口號？南通是張謇的家鄉，清末以來，興辦新政，大力推行社會改造，民智較開。這些農民的首領，有私鹽販子朱天榮和退伍軍人夏昆武和幾個當地的民衆領袖。這些人見多識廣，既能模仿組織新式政府，當然也可能知曉幾個新名詞。
自由擇君和自由擇善的說法，讓當時的南通士紳看來，荒誕不經，但實際上相當難能可貴。革命黨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實行民主政治，從本質上講，就是自由擇君，其中的君，是擇其善而立之。雖然說，由民衆選票選出來的當家人，被稱為公仆。但自打民主制度确立，人人都知道，所謂的公仆，不過是一種出于尊重民衆的忽悠。即使今天的美國總統，也實際上是當家人，不是公仆，一向推崇平等的美國人，還是以一見總統為榮。最早中國人看美國體制，一直都認為他們是自由擇君。中國語言裏的君，除了君主，也有當家人的意思。即使君就是君主，這個君主可以由民衆自由擇出，那麽，也自然就不是傳統意義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絕對君主了。當然，以那時的農民認識水平，不會想到如何對擇出來的“君權”的怎樣加以限制，沒法跟西方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對應起來。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從封建到郡縣，就制度而言，君主一直都是世襲的，只在傳說中有堯舜禹的禪讓。這種禪讓是否存在，或者，他們禪讓的是不是一個有權力享尊榮的位置，都很難說。實際的歷史中，君主寶座的取得，不是血緣世襲，就是暴力劫奪，不存在第三種途徑。至于讓民衆選擇，連這個思路都沒有過。自由這個詞，也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後來被用來對譯freedom，很多人認為難以完全對應。但古代的自由概念，除了個人權利含義不明确之外，也有個人選擇的意思在裏面。只是，古代從來沒有自由擇君的提法，人們可以自由做這，做那，可以獲得心靈和行動自主性，可以像莊子說的那樣遨游天際，但就是想都不敢想自由擇君，即使擇善，也是老皇帝在自家兒子中間擇，沒別人什麽事。不能不說，辛亥年農民能提出這樣的說法，跟此前歐風鼓蕩，有心人的啓蒙，包括宣傳現代民主自由觀念的白話報、俗話報的啓蒙，不無關系。因此，說辛亥革命前後新思潮跟民衆完全沒有幹系，也不盡然。
但是，無論清末預備立憲期間的地方自治，包括谘議局的選舉，還是後來民國第一屆國會的選舉，農民其實都沒有自由地“擇”過，多數情況是他們自己不想擇，但也有想擇而不讓擇的時候。所謂的選舉，不過是若幹主持選舉的士紳包辦出來的。幾個辦事員抱着票箱，四鄉走一圈，然後按選民數填票，也就算選民投過票了。
當然，這樣的選舉，固然有宣傳不到位的問題，但的确農民也沒有這個意識，也就是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想自由擇君。鄉紳們代表他們，雖然沒有經過明确授權，但實際上他們認可。可是問題是，真的有農民想自由擇君了，鄉紳和精英們卻不肯了。按道理，革命後的南通軍分政府，也不是民衆推選的，僅僅幾個士紳和教員一商量，就當了家了（當然得尊重巨紳張謇的意見）。按民主原則，他們組織的政府的合法性，未必比五千多農民擁戴的絲魚港農民政府更高。許士紳自組政府，就不許農民自組政府，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協商，而是槍炮說話，赤裸裸的鎮壓。幾位帶頭的農民，非死既逃，土地財産還遭到沒收，連十幾畝沙田也不放過。官方直稱呼這些農民為土匪，事件為匪亂。
所以，說革命黨人對于民主是葉公好龍，其實也不為過。立憲黨人不消說了，他們中的多數人，原本要求立憲，就是要分享權力，原本就是可以他們向清政府要民主，不許民衆跟他們要民主。而革命黨也對于他們所追求的民主，沒有多少準備，理論上都沒有好好思考過。真正思考這些問題，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