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你看，真是沒完沒了。”普魯登斯抱怨道，說的是雨，又下起來了，澆滅了最後一點閃爍不定的日光。石灘、海水和雲層糊在一起，呈現出層層疊疊的藍色和黑色。雨滴沒有早上那麽大，慢悠悠地，幾乎可以形容為害羞地，飄落，粘在玻璃上，像一層融化的糖霜。

護工敲門進來，提醒記者探視時間只剩半小時，所有訪客必須在晚上七點前離開。如果他有火車要趕的話，那最好現在就走，今天最後一班開往巴黎的火車很快就要離站了。

“這附近可沒有旅店。”護工加了一句。

“阿爾貝，讓這位年輕的紳士留下來吃晚飯。”普魯登斯插嘴，他的法語聽起來謹慎又清楚，每一個元音都十分規矩，“就當是讓我高興，好嗎？我沒有多少訪客。而且他還沒有嘗過你美妙的梨子甜酒呢。”

“可是我們有規定，普魯登斯先生。”

“就說訪客有非常重要的公務，必須今天完成，而且他不願意離開，你也沒有什麽辦法。”普魯登斯沖記者眨眨眼，“開往雷恩的車今晚應該還會有兩班，就算裏弗斯先生九點才走，也還是能趕上的。”

“既然你這麽說了，普魯登斯先生。晚餐七點半開始。”

“謝謝你，阿爾貝。”

護工走了，輕輕關上門。“我喜歡阿爾貝。”普魯登斯告訴記者，“會釀酒，富有同情心，不像星期四值班的皮埃爾，一板一眼的。我們剛剛講到哪裏？我能看一眼你的筆記嗎？1961年聖誕節，我一度以為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和亞歷克斯安穩地在布魯日過了聖誕和新年假期。冬天的布魯日既蕭索又親切，就像是你在壁爐邊打瞌睡時會夢到的地方。旅館裏除了我們，就只有一對從意大利來的老夫婦，他們英語法語都不會，而我們不認識半個意大利語單詞，偶爾在餐廳碰到，只能互相點頭微笑。我們的客房窗戶對着運河碼頭，一排游船拴在那裏，等待夏季的游客潮。比起我們的夏天，我更願意回憶我們在布魯日的冬天，雨夾雪永遠不停，但爐火也始終不滅。那間漆成淡栗色的客房就是我們的秘密巢穴，在那裏，拉上窗簾，我們又重新成為二十二歲的我們，成為孩子，成為沒有名字的旅客。”

“一月的第二個星期，我們啓程返回巴黎。”

巴裏的名字是在二月初出現在報紙頭版上的：《陰謀還是栽贓？莫頓于倫敦候審》。文章說盡管外交部公開抗議，但布蘭登·莫頓先生為了驅散關于蘇聯間諜的流言，自願接受了軍情五處的訊問。目前莫頓先生被軟禁在一個未名地點，等候最終結果。記者詢問了軍情六處的意見，得到的答複是：這是栽贓，很可能是莫斯科一手導演的鬧劇，誤會很快就會澄清。

巴裏揚起的風暴在頭版吹了幾天。哈利把每一份報紙都拿回去給亞歷克斯看了，兩人琢磨着上面的每一個單詞，揣測巴裏在這場船難裏的生還幾率。就像所有新聞一樣，這場鬧劇逐漸退往內頁，沉寂下去，然而還不到五天，沉渣重新浮起，吐出了關于內部聽證會的只言片語，在接下來兩個緊張的星期裏，巴裏看起來馬上就要徹底出局了，他遭到停職，軍情五處搜查了他的住處，種種跡象都對他極其不利。“我們将會見證一場世紀審判。”《快報》的時政記者信誓旦旦地評論，“這也是我們首次清清楚楚地看見莫斯科的滲透有多麽徹底”。然而到了三月底，巴裏的大幅照片再次出現在頭條，就在《莫頓洗清嫌疑》這個大标題的右下方。照片的主角直視着鏡頭，舉起帽子，看起來像個大獲全勝的拳擊手。外交部和軍情六處張開雙臂把他接了回去。

拳擊手立即着手報複。1962年4月4日，一個信封出現在施密特主編的辦公桌上，上面沒有郵戳，也沒有字跡，顯然不是郵差送來的，沒人知道是誰把信封放在那裏的，樓下的門衛聲稱沒有留意到陌生人進出。信封裏裝着的是那幾張哈利無法提出合理解釋的照片，他僵硬地坐在施密特對面的椅子上，握着拳頭，像個等待發落的苦役犯。

“我一向不過問別人的私生活。”施密特不情願地靠近這個話題，就像人們不得不把手伸進排水管裏，把堵在裏面的老鼠屍體拉出來時一樣，令人不适，但總不能丢下不做，“也許你應該離開一陣，哈利，去個有陽光的地方住幾天，找個醫生談談，也許他們能幫你擺脫這個，這種，你知道的，疾病。”

“我不需要醫生。”

主編看着他，帶着一種令哈利感到惱火的同情：“我欣賞你的工作，哈利，你是個棒極了的記者，這些，”主編看了一眼信封，“我不能假裝我沒看見，但我也不會報告警察——這裏，在法國，這是犯罪，記住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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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毫無關系。”

“你病了，哈利，你需要幫助。”

“你要解雇我嗎？”

“停職，直到你能拿出精神科醫生證明，保證你痊愈了。”

“不必。”哈利站起來，“我辭職。”

辦公室裏沒什麽好收拾的，臺燈、打字機和電話都不是他的，鑰匙和公函也必須留在原處。哈利只帶走了幾封信，鋼筆和一盒回形針，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裏。這個房間此刻看起來依然和他剛來時一樣陌生，萎蔫的盆栽和霧蒙蒙的玻璃，散發出樟腦氣味的文件架。哈利撕下貼在桌面上的便箋，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開門出去。

離開報社的時候沒有人多看他一眼。米涅小姐今天不在，外出采訪去了。他慢吞吞地走下樓梯，思忖着施密特會怎麽宣布這件事，也許會說病假，或者什麽都不說。門衛幫他扶住門，一眼看見他手上的信封，問他是不是要去郵局。哈利敷衍地笑了笑，沒有回答，徑直走進四月初疲弱的陽光裏。

他折起信封，塞進衣袋裏，在路上漫無目的地走了許久，到達河岸，折返，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店坐下，看着來往的行人出神。那是個陰天，春天總是這樣的，沒有雨，但雲層很厚，泛出一種呆板的灰白色。人們的大衣也是灰色的，哈利看着他們在黑白布景般的街道上緩慢移動，像是從膠片電影裏剪下來的一格。他已經來巴黎超過三年了，從沒有在工作日早上認真看過這個城市，從來沒有這樣的時間。

侍應過來問他是否準備點什麽食物，午餐時段快到了，要是他不打算吃東西的話，那麻煩把桌子讓出來。哈利把零錢留在茶碟裏，起身離開，過了橋，往七區的大致方向走去，因為風太大了，一直低着頭。

哈利回到聖多米尼克街的時候剛過下午四點，亞歷克斯在小茶幾上寫信，一看見他就放下了鋼筆，本能地知道有什麽不對勁了。

“施密特。”哈利簡短地說，“他知道了。”

“那你的工作？”

哈利沒有回答，搖了搖頭。亞歷克斯輕輕說了一句“天哪，哈利”，從起居室另一邊走過來，抱住了哈利，吻他的額頭。哈利摸到了亞歷克斯的手，用力握緊。風吹起了紗簾，把信紙掃到地上，但他們兩個誰都沒有留意到。

合同終止之後報社自然也收回了那間位于木偶劇場後面的小公寓，給了哈利一個月時間搬走，和辦公室一樣，公寓裏也沒什麽要帶走的，哈利的大部分私人物件都已經在聖多米尼克街了。他花了一個下午把公寓打掃幹淨，卷起幾條被忘在抽屜深處的領帶，和幾本書一起放進行李箱裏，鎖了門，鑰匙丢進門房的信箱裏，就此告別。

“然後。”普魯登斯說，琢磨着這個詞，仿佛那是個因為風吹雨打而變得模糊的路标，不仔細看的話就會走錯路，“然後，《火刑》出版了。裏弗斯先生，你現在明白為什麽《埃格尼斯的風筝》和《火刑》之間有那麽長的間隔了。人們——尤其是傳記作家們——常常把亞歷克斯的作品當成方便的刻度，自以為把他的人生測量完畢了，忘記了兩個刻度之間別有深意的空隙。《火刑》的法文版最初只印了幾十本——當然也是由慷慨的馬納先生翻譯的——後來又增加了一百來本，并不公開出售，只能在特定的朋友之間偷偷轉手。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火刑》并無新意，不過是兩個寄宿學校男學生的故事，他們戀愛，他們被迫分開，他們分別自殺。但我們當時的世界和現在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語，光是書寫這個故事本身就是一種罪行。‘下劃線’書店将我們拒之門外，亞歷克斯以前常去的一些沙龍像驅逐麻風病人一樣趕走了他。巴黎表明了她的态度：你們不受歡迎，請盡快離開。”

“我試着找別的工作，一度給劇院寫過宣傳單。當時英文報社就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家，盡管施密特什麽都沒有說，但其他報紙都知道我突然從《視點》離職，并且對此充滿疑慮，沒有一家願意給我一個職位。而法語報紙根本不需要一個無法用法文流暢寫作的英國人。亞歷克斯每天都收到幾十封信，一些贊美《火刑》，大多數詛咒他下地獄。同一年夏天我們放棄了聖多米尼克街的小小鳥巢，回到了倫敦。亞歷克斯的行李幾乎都被稿子占滿了，那是《永恒夏天》的雛形，依然沒有完成。他依然不讓我看他正在寫的草稿，片段也不行，當然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問我的意見。我想有些傷口不是那麽快就能好的。”

“我們沒有在倫敦停留很久，除了萊拉，誰都沒見。男爵在倫敦有好幾處房産，喬治以前住在近郊的獨棟房子裏，現在留給他的遺孀了，他們沒有孩子。另外就是肯辛頓南邊的公寓，亞歷克斯和我悄悄把行李拖了進去，像兩只晝伏夜出的貓頭鷹躲進樹洞一樣。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為一家園藝雜志寫稿，吹噓最新的草耙，解釋扡插技巧，諸如此類，你明白的。你從一開始就在文學版嗎，裏弗斯先生？”

“不，在廚藝欄目做了六個月，絞盡腦汁思考要怎樣誇贊一家平凡無奇的蛋糕店。”

“上帝保佑你。”

“必不可少的折磨。”

普魯登斯看了一眼手表，差五分鐘到七點半。天已經完全黑了，窗戶玻璃變成一塊平滑的黑色鏡子，映出老人、記者和壁爐的火光。不知道什麽地方有一扇門被風吹得砰砰作響，聽起來像是從餐廳的方向傳來的。

“後來，一位老朋友找上門來，是《郵報》，我的第一個雇主，他們恰好需要一個熟悉華約國家的時政記者，我剛剛從海峽另一邊回來，當然是他們的第一人選。時隔七年，我又回到了那個充滿煙味的大辦公室，我同意九月份開始工作，這樣夏天就可以陪亞歷克斯回去康沃爾——應該是萊拉告訴男爵我們回來了的，因為見過他姐姐之後幾天，亞歷克斯就收到一封電報，讓他到大宅去一趟，沒說為什麽。我們原本只打算在那裏住五天左右，所以收拾了最簡單的行李。我訂了早班火車，和亞歷克斯一起回到了故事最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