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章節
反而下诏優容待之。如果曹叡不是聖人的話，那只能說明他是心虛了。這樣一來，也能夠解釋為何曹植寫成《感甄賦》之後，曹丕明知其情，卻毫無反應，他是不敢反應，因為他和自己兒子一樣心虛。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這兩位帝王就諱莫如深。可見曹植和甄宓之間，絕非毫無交集，而這個交集，就是奏章裏所謂“絕纓”之事。
史書上沒有曹植和甄宓接觸的記載，不過卻可以通過兩人的履歷來加以印證。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年底，曹操東征孫權，當時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還有甄後的兩個孩子曹叡與東鄉公主。甄後卻因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時留在邺城的，還有曹植。
本來這也沒什麽，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兩不相涉。可曹操在出征之前，卻對曹植說了一番奇怪的話：“我當年做頓丘令的時候，是二十三歲，回想起當時的所作所為，至今仍然無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曹操二十三歲做了什麽事情呢？他大造五色棒，巡游街道，看到有犯禁之人，無論有無背景，一律活活打死。顯然，曹操是希望曹植也這麽做。
這就奇怪了。曹操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漢末混亂時期，豪強橫行，有此一舉理所當然。可建安二十一年的邺城，治安相當良好，能出什麽事？
除非曹操囑咐曹植留神的，不是什麽治安事件，而是政治事件甚至叛亂。所以曹操拿自己在頓丘令任上的所作所為做例子，勉勵曹植拿出狠勁來，該出手時就出手。曹植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相當于內務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領導，在曹操和曹丕遠征期間确保大後方許都、邺等幾個重鎮的安全。
而這時候甄宓在做什麽呢？《魏略》記下了這樣一件小事：曹操在這一次東征時，不光帶着自己老婆卞夫人，還帶走了甄宓的一兒一女。一直到次年的九月，大軍才返回邺城。卞夫人回來以後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很奇怪，問她說你跟你兒女離別這麽久，應該很挂念才對啊，怎麽反而容光煥發更勝從前呢？甄宓回答說：“有您照顧他們，我還擔憂什麽呢？”（自随夫人，我當何憂！）
這個心态是很可疑的。兒行千裏母擔憂，兒女随軍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顧，當母親的最多是“不擔心”罷了。可史書上描述此時甄宓的狀态，用的詞是“顏色更盛”。注意這個“更”字，說明甄宓的面色，比與兒女離別時更加光彩照人。換句話說，自從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兒女離開以後，甄宓非但毫不擔憂，反而一直很高興。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狀态會如實地反映在生理狀況上。本該“不擔心”的甄宓，卻變得“很高興”，說明甄宓高興的，并不是兒女出征一事。那麽她到底在高興些什麽呢？
在這之前，曾經有一次卞夫人随軍出征得了小病，甄宓聽說後徹夜哭泣，別人告訴她只是小病，已經痊愈了，甄宓繼續哭，不相信，說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說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動壞了，連連稱贊她是孝婦。
這兩件事都是相當高明的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謙恭。就連裴松之都質疑說：“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因此這些行為說明不了甄宓是孝婦，只能證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計。她越是處心積慮地讨好卞夫人，越證明她是在掩飾些什麽，圖謀些什麽。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祎、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在許都發動叛亂。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個帝國的政治中樞居然發生了近臣叛亂，而且還是發生在劉備與曹操在漢中大戰之時，關乎曹魏的生死存亡，這已經不能用警衛疏失來解釋。
這種叛亂，必然是經過了長期醞釀、籌備和組織。所以它雖然爆發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劃卻應該是在更早的時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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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變得特別高興。這兩者之間，很難說沒有什麽因果聯系。
那麽一個大致結論便可以得出來了：甄宓，正是這一起叛亂的幕後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親手種下這些叛亂的果實，然後興致昂揚地看着它們發芽、結果。
這等規模的叛亂發生在肘腋之間而高層全無覺察，內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曹植難辭其咎。曹植雖然貪杯，卻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還有楊修、丁儀、丁廙兄弟這樣的幹才，可為什麽還是讓這起叛亂發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給曹叡的奏章裏說的“絕纓”事件，這個事件恰好可以把這一切疑問都串起來。
甄宓很清楚曹植對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感情是可以利用的——還有什麽比控制安全事務最高負責人更有效的叛亂策謀呢？
當時的邺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為甄宓提供了絕好的環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這個多情種子就會不顧一切地鑽入彀中。于是“絕纓”事件發生了，誰絕誰的纓，這很難講，我們也無從揣測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看到的只是結果。結果就是曹植玩忽職守，邺城與許都的治安變得漏洞百出。讓吉本、魏諷等人從容鑽了空子，以致釀成大禍。
這個貫穿整個建安二十二年的陰謀，就是絕纓事件的真實面貌。可我們現在知道的，只是一些發生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背後隐藏的東西，始終還遮蓋着重重的迷霧。每一個陰謀，都會有它的動機和目的。甄宓不是瘋子，她如此處心積慮，究竟意欲何為呢？
要理清這個問題，我們須得從“絕纓”事件的後果開始說起。
曹丕和曹植對于太子之位的争奪相當激烈，原本曹操更傾向于曹植，好幾次差點就定了他當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檢始終讓他心存猶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對叛亂有所預感，所以有意把鎮守後方的重任交給了曹植，算是對他的最後一次考驗。如果曹植順利通過，那麽太子之位幾無懸念。
但吉本和魏諷的叛亂，徹底斷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細考察這場叛亂，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特點：第一，規模非常小，參與者不過吉本、韋晃等人雜役家仆千人；第二，政治影響非常大，吉本叛亂後，曹操把漢獻帝身旁的漢臣屠戮了一半。
叛亂規模越小，對國家影響越微弱；政治影響越大，對于責任人的壓力就越大。這種程度的叛亂，就像是一捆精心設置好爆炸當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藥，不足以動搖國本，但足以引發對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評。曹植作為內務安全最高負責人，經此一役，徹底一蹶不振。
然後一直隐藏在幕後的身影慢慢浮現出來。
甄宓的丈夫——曹丕。他在建安二十二年那個極其敏感的時刻，被曹操立為了太子。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無處不在。如果說，是甄宓一手策劃的這起叛亂，那麽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獲利者，正是曹丕。這忍不住讓人聯想，這一起叛亂，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動，用來打擊曹植的？
這本該是個猜想，不過，在建安二十四年發生的一件小事，讓這個猜想變成了事實。
當時曹操對于曹植仍舊抱有一點點希望，所以當曹仁被關羽包圍，他給了曹植最後一次機會，任命他為南中朗将行征虜将軍，派去救援曹仁。可誰知道曹植這個不知長進的東西，竟喝了個酩酊大醉，醉到連将令都無法接。從此，曹操對這個不肖子徹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國志》的記載，讀者看了會覺得曹植可真是糊塗蛋。可《魏略》卻給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說法：“植将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舊體寫法。可見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曹丕故意讓弟弟喝醉，以錯過出征。這次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證明了曹丕一直在緊緊盯着曹植，從來沒有放松過警惕，也不放過任何一個使壞的機會——這當然也包括了指使甄宓策動的那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