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

如果說霍恩斯比不贊同安德烈的設想，那就太輕描淡寫了。安德烈和萊納見面的第二天清早，行動處處長發來了言辭激烈的電報，同時質疑下屬的計劃和精神狀态。“你應該做的是，”霍恩斯比在電報末尾指出，“像躲麻風病人一樣躲着相關人員。”

安德烈把發報員請了出去，找了一支稍微尖一點的鉛筆，抱着密碼本坐到發報機前面，着手答複：“‘麻雀’是個值得一試的實驗，柏林站長久以來的做法是在門外敲敲打打，現在到了踹門進去的時候了。”

他按出最後一個電碼，抱起雙臂，等待着。不到十分鐘，敲門聲傳來，發報員滿懷歉意地告訴安德烈，“圖書館員”從加密線路打電話來了，要求安德烈本人接聽。“圖書館員”是霍恩斯比的代號。安德烈把座位還給惴惴不安的發報員，往樓上走去。

“你在想什麽？”他剛接起電話，霍恩斯比就這麽質問，“‘踹門進去’？這句話就足夠讓首相心髒病發作。你知道流程是怎樣的，我們招攬線人的時候可不會雇傭整個家族。就算只是一點差錯也可能會搞砸‘秒表’計劃，你知道我們已經往那些愚蠢的器材上扔了多少錢嗎？”

“我确實不知道，你和麥卡倫先生沒有給我權限，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謹慎起見，讓我和‘麻雀’繼續接觸，一個月或者兩個月之後我給倫敦發一份評估報告，如果到時候我們都覺得沒有希望，我再丢掉‘麻雀’。”

“現在不是做實驗的時候。”

“無意冒犯，長官，‘秒表’難道不是一個更巨大的實驗嗎？風險多二十倍。”

“斯塔西找上了‘山羊’，沒有理由不監視他的弟弟。”

“他們人手不夠，一個月左右就會放棄監視，只要這個月裏‘麻雀’不做什麽出格舉動，他們就會封起檔案，去騷擾下一個人。這樣一來，‘麻雀’反而是最安全的選擇。我會親自訓練他，長官，他很快就能學會唱我們的歌。”

“‘麻雀’可能是斯塔西故意布下的毒餌，如果我是你，我現在會把注意力放在調查所謂的‘赫爾曼先生’上。”

“這兩件事是同一件事，長官，就正是我要繼續評估‘麻雀’的理由。”

“安德烈，聽着，停止和‘麻雀’接觸。”

“命令？”

“命令。”

“我明白了，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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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真的明白了。”霍恩斯比說，挂了電話。

安德烈對着牆壁撇了撇嘴，輕輕把聽筒放回托架上。

——

我們說“秒表”計劃，美國人叫“金子”計劃，同一回事，起因都是1948年10月，駐德紅軍突然停用無線電，改用地下線纜和莫斯科溝通。倫敦和華盛頓原本花費很大力氣監聽無線電，現在立即陷入了又盲又聾的恐慌之中。倫敦鞭打軍情六處，華盛頓鞭打中情局，把可憐的情報官驅趕得像沒了腦袋的雞一樣拍着翅膀亂轉，徒勞無功地搜索情報的殘渣。

軍情六處率先在維也納挖了一條隧道，接入了通往莫斯科的電話線，做得鬼鬼祟祟，不但騙過了蘇聯人和奧地利人，還瞞住了美國人。兩年之後中情局才知道這件事，裝模作樣抗議了一番，指責英國是個不可靠的盟友，随後立即打算在柏林複制這條隧道，并且到處吹噓這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絕妙主意。

要竊聽一條地下電纜，你首先需要做什麽？弄清楚它究竟在哪裏，當然了。我們從西德聯邦郵政和舊書店搜刮到一部分通訊線纜分布圖，但這不夠，缺口很多。完整的圖表，我們聽說，在東邊的鄰居德意志郵政手裏，而且看守不嚴，因為沒人覺得那堆廢紙算得上秘密，這就是漢斯的作用……曾經的作用。

你不喜歡“作用”這個詞，我能看出來，我理解。你擔心我也這樣看待你，我确實是的，以後你也必須這樣看待你手上的外勤。情報官永遠夾在人情和戰略之間，他們愛自己的線人，必須這樣做，牧人必須愛自己的羊群，否則怎麽能指望它們受你差遣？安德烈愛他的所有小羊，雖然程度有所不同，他同時也在評估它們的功能和用途。今天的年輕一代用各種從商學院借來的複雜詞彙描述這種行為，什麽風險評估，成本控制。在五十年代，這就叫情報官的日常工作。

霍恩斯比的決定不能說不合理。所有從柏林招募的線人，剛開始都必須假設他們是克格勃送來的卧底。“檢疫”的壓力當然落在當地情報官肩上，與其說是靠經驗，還不如說單純靠運氣。安德烈認為自己是幸運的那一批。而且，要阻止安德烈，只靠上級的一個電話是遠遠不夠的。

他從一個公共電話亭給君特打了電話，直接打到家裏，那位決心斬斷關系的斯塔西暴跳如雷，但還是把安德烈想要的東西給了他，藏在廢棄公寓樓的信箱裏，附帶一張不客氣的紙條，警告安德烈，要是再試圖聯絡，他就直接把軍情六處整個柏林情報網舉報給“赫爾曼先生”。一周之後安德烈按計劃去見“麻雀”，帶着從君特那裏取來的複印件，比預定時間早了15分鐘到達旅店。老太太仍然什麽都沒說，塞給他226號房間的鑰匙。他獨自一人坐在房間中央的椅子上，在九點零七分看了第一次手表。到九點半，他開始懷疑萊納不會來了。差十五分鐘到十點，漢斯的弟弟推開了226號房間的門。

“對不起。”

“沒有什麽好道歉的。”安德烈握了握他的手，對方的手指冰涼而僵硬，“恐怕我有關于你哥哥的壞消息。”

安德烈把複印件遞過去。萊納盯着那幾張折起來的紙，半張開嘴，閉上，沒有說話，樣子就像那些早已猜出情況嚴重，但還是希望醫生能給出不同答案的晚期病人。他的手指發着抖，把文件拿了過去，打開看了一眼，馬上折起來，塞回安德烈手裏，後退了幾步，靠着牆喘氣。

“你确定這是他嗎？”

“我确定，我很遺憾。”

“是誰做的？”

“斯塔西，你可以看看印章，就在這。”

“為什麽？漢斯只是個普通人，什麽都沒有做。”似乎突然醒悟到別的什麽，男孩帶着一種全新的疑慮打量安德烈，握緊了拳頭，像是感到有必要自衛一樣，“你為什麽能拿到斯塔西的文件？”

“過來坐下。”安德烈站起來，把萊納帶到椅子上，單膝跪在他面前，擡頭看着男孩的臉，“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有對你說實話。我不是聯邦郵政的雇員，我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工作，你知道裏面是什麽人，對嗎？”

男孩吸了一口氣，聲音微弱，“英國人。”

“是的，英國人。漢斯也在為我們工作，大概有一年了。”

萊納握緊拳頭，一動不動地盯着地板。安德烈沒有繼續說話，數着對方的呼吸聲，給他消化的時間。萊納看起來快要吐了，但也可能是燈光造成的錯覺，在那盞光禿禿的燈泡下，誰的臉色看起來都是病恹恹的。

“他做的是什麽？”

“抱歉？”

“我哥哥，”萊納抓住安德烈的手，“他在為你們做什麽？”

“也許你不知道比較好。”

“他殺人嗎？”

“天啊，當然不，漢斯只是幫我們找一些文件。”

“他是個間諜。”

“如果你一定要用這個詞的話。”

“幫你們找怎樣的文件？”

“恐怕我也不能告訴你。”

萊納松開安德烈的手，“是一份很困難的工作嗎，當個間諜？”

“取決于你怎麽定義‘困難’。”

“漢斯做的事能損害斯塔西嗎？以什麽方式都可以。”

從他的措辭聽來，斯塔西仿佛是個人，一個能夠被擊傷的具體仇恨對象，而不是龐大而責任分散的機關。安德烈點點頭：“能。”

“我能代替他嗎？”

這正是安德烈想聽的話，但現在還不是下手捕捉“麻雀”的時候，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捕捉”，要推開他，看看小鳥會不會主動飛回來，要求到籠子裏去。“這不是個好主意，太危險了，你哥哥也不會同意的。”

“我不害怕。”

“我知道。”安德烈沖他笑了笑，“但事情不是這麽簡單的，這不像其他工作。”

“斯塔西為什麽能做這種事而不受懲罰？這不對。”

“你很憤怒，萊納，現在不是下決定的好時候。”

“什麽時候才是？再等一個星期？漢斯已經，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裏，他到底在哪裏？我能埋葬他嗎？”

“對不起，我不知道。”

“我要去找斯塔西。”

“那我就再也不會見到你了。”

萊納不再說話，俯下身，額頭頂着交握的雙手。安德烈以為他會哭，但實際上并沒有。漢斯極少談起萊納，安德烈之前誤以為這對兄弟并不親密，現在看來更像是漢斯在保護這個弟弟，把萊納放在軍情六處無法觸及的地方。可以理解，但安德烈有任務要完成，他拍了拍萊納的肩膀，讓年輕人擡起頭來。

“聽着，你現在要做的是回家去，徹底忘記這件事，好嗎？這是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答應過漢斯，如果他發生意外，我會照顧你。”漢斯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但反正萊納已經沒有機會确認了，“我當然不可能替代真正的兄弟，但如果你需要幫助，可以來找我，不要再去‘麻雀’咖啡廳，斯塔西長期監視那個地方。到西柏林去，找一個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聯邦郵政，跟接線員說你要寄一封‘去法國的挂號信，但是寫着地址的紙被水泡了，門牌號化開了，不過姓名是清楚的，能寄到嗎？’。必須按照這個順序講，好嗎？去法國的挂號信，沒了門牌號，但名字很清楚，重複一次給我聽。”

“一封去法國的挂號信，但是地址泡了水，看不清門牌號，但名字是清楚的。然後問能不能寄到。”

“正确。很好，他們聽到之後就會轉接給我，如果我剛好不在，就留個口信，在任何情況下不要找我，我會找你。”

“好的。”萊納聲音微弱，看起來有些恍惚。

“回家去吧。”安德烈把他拉起來，整理了一下萊納的外套，“忘了漢斯，也忘掉我們今晚說過的話，好好生活。”

萊納露出一個虛弱的微笑，搖搖頭，腳步沉重地離開客房。門的鉸鏈定時上油，開的時候沒有聲音，但老舊的地板就沒有辦法了。再輕的腳步也會引起一連串刺耳的嘎吱聲，安德烈聽着萊納走下樓梯，踱到窗邊，拉開布簾，看着漢斯的弟弟獨自穿過路燈和路燈之間的叢叢陰影，沒有人跟蹤他，街道空蕩蕩的。萊納拉緊了外套，弓着肩膀，背影很快就被建築物擋住，看不見了。小麻雀已經放回森林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