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二十六章

寂靜重新淌進四面牆之間。安德烈和萊納站起來，好像兩個結束比賽的拳擊手，恢複了禮貌，互相拉開距離，整理衣服，扶起翻倒的椅子，在心裏計算比分。圓盤錄音帶一張疊着一張，躺在冷掉的茶旁邊。除了臉上多出來的細小傷口和瘀青，沒有其他跡象表明剛才發生過什麽。萊納撫平外套翻領的皺褶，他的毛衣被扯出一道從領口到肩膀的裂口，但是藏在外套下面，沒人會留意到。

“這些。”萊納看了一眼錄音帶，“應該不夠給我買一本離開德國的護照。”

安德烈點點頭，沒有費心否認，“我們需要一條更大的魚，才能和軍情六處談條件。”

“多大？”

安德烈打了個手勢，拉扯一條不存在的絲線，“比如，科裏亞那種尺寸。”

萊納呼了一口氣，皺着眉，用力擦拭手腕內側灰塵和汗留下的痕跡，“你知道我做不到。”

“如果我們——”

“沒有如果，也沒有‘我們’。我拒絕參與你想出來的任何計劃。”萊納把袖子拉回原處，遮住手腕，交抱起雙臂，一個介于挑釁和自我防衛之間的動作，“如果你需要工具，那就找別人。”

安德烈沒有對此發表意見，着手收拾錄音帶，逐一把它們放進紙盒裏，寫上編號。萊納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等他提出反駁意見，同時在腦海裏編織駁倒上述意見的理由。但牧羊人沒有再提起大魚的話題，他把錄音帶全部裝進一個印着網球俱樂部标志的旅行包裏，打開門，徑直離開了這個散發着油墨和舊紙張氣味的房間，甚至沒有看萊納一眼。後者沒有選擇，只能匆匆跟出去，走廊長而黑暗，他的眼睛花了好一會兒才适應，勉強辨認出物件的輪廓，還有左右兩邊的空房間，一些門鎖着，一些沒有，偶爾一扇破碎的窗戶透入形狀不規則的光斑。牆上似乎畫着些什麽，也可能是有花紋的牆紙，看不清楚。這個他原本以為是空置商店的地方，現在看起來不那麽像商店了，更接近廢棄的大宅，曾經屬于某一戶被戰争吞噬了的富足人家。

毫無預兆地，萊納撞上了安德烈，情報官在走廊盡頭停下腳步，背後是洞穴般的陰影，一個大廳，天花板塌了一小塊，微弱的月光照出了拼花地板和一截彎曲的木樓梯，除此之外的一概看不清楚。安德烈取出布條，重新蒙上萊納的眼睛，年輕人并沒有反抗，順從地站着，略微偏過頭，讓安德烈綁緊布條。

“來吧。”安德烈握起萊納的手，兩人的腳步聲在大廳裏激起回音，某處傳來木頭的嘎吱聲，聽起來很像有人踩在朽壞的木板上，萊納像警惕的夜鳥一樣擡起頭，想辨別聲音的來源，但再往前走幾步之後，那聲音就再也不出現了，安德烈輕輕捏了一下他的手：“沒有別人，只是老房子的噪音。”

“這是什麽地方？”

“女巫的聚集地。”

他當然不會說實話，萊納不再追問。兩人離開了大廳，很可能走進了另一條走廊，因為回音消失了。萊納踢到了某種圓柱狀的東西，它骨碌碌地滾遠了，也許是酒瓶。左轉，繼續往前五步，一個鎖打開了，冷風湧進來，吹散了陳腐的空氣。汽車等在外面，引擎空轉着，低沉的嗡嗡聲。

“我會試着為你和倫敦談判。”安德烈說，聲音就在萊納耳邊，也許不想讓司機聽見，“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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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偏偏就是萊納害怕的東西，希望，這是一棵吊滿了屍體的樹。他擡起手，試圖扯下蒙着眼睛的布條，想看着安德烈的臉，但安德烈制止了他，牢牢按着他的手腕。另一雙手突然出現，吓了萊納一跳，司機按住他的肩膀，把萊納塞進車裏。

回去的路異常漫長，始終沒有人說話。安德烈就坐在萊納旁邊，但沒有碰他。有那麽兩三次，兩人的肩膀因為車的颠簸而觸碰到，安德烈也很快挪開。萊納把頭靠在皮座椅上，盯着面前的黑暗，外面竟然沒有一點聲音，他所能聽見的就只有引擎的轟鳴和輪胎轉彎時摩擦路面的聲音。司機也許是個十分健壯的人，又或者是個肥胖的人，因為他的呼吸聲很明顯，額外的體重需要額外的氧氣。安德烈的呼吸更平緩，如果不注意去聽，根本留意不到。萊納數着安德烈的呼吸聲，就在他快要睡過去的時候，情報官碰了碰他的肩膀，手伸到萊納腦後，解開了布條。

突如其來的路燈光線顯得如此刺眼，萊納扭過頭去，眨着眼睛，等跳動的光斑消退。汽車停在他的公寓樓下，街上空無一人。萊納打開車門，想了想，回頭看向安德烈。

“我希望你再也不回來柏林。你已經得到你想要的了，不要再找我了。”

“萊納，我——”

“不。”他的聲音聽起來比想象中軟弱，好像某種被踩了一腳的小動物，萊納不由得有些惱火，提高了聲音，“不了，我不想知道，別再給什麽承諾了，我不需要幫忙，我沒有要求你這麽做。再見。”

他逃向公寓大門，慌亂之中試了好幾次才找準鎖孔。他穿過昏暗的門廳，跑上樓梯，門房的住處亮起了燈，朝向門廳的窗格打開了，老人的聲音沿着樓梯井顫顫巍巍地傳上來，“沃格爾先生？是您嗎？”

萊納沒有回答，用力摔上門。

——

萊納最終還是向科裏亞報告了這件事。這是報複嗎？人們可能這麽想，但我不這麽認為。萊納并不恨安德烈，至少不是以“傳統”的方式去恨他。我們不能忘記這是只籠養的小鳥，需要時刻記住是哪只手在喂他飼料，更別提同一只手還握着鞭子。萊納次日一早就往玻璃工藝品店打了電話，詳細講了安德烈的行蹤，化名，酒店房間號碼，完全略去河邊的對峙和錄音的部分。科裏亞似乎并不知道“金色鹈鹕”裏的事，也許是裝的，又或者大鹈鹕當晚收了別人的錢。

克格勃很快就行動了，早上十點剛過，一個喬裝成清潔工的波蘭女人敲響了“卡爾·費爾森”先生下榻的客房，她抱着一疊洗好烘幹的蓬松毛巾，毛巾下面藏着一把半自動手槍。敲門三次得不到應答之後，僞裝的清潔女工從圍裙裏掏出皮質工具包，撬了鎖。

窗戶開着，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窗簾在早晨清冽的冷風裏飄動。床單整整齊齊，沒有睡過的痕跡，床底下也沒有東西。她放下毛巾，依次檢查了衣櫃、床頭櫃和浴室，什麽都沒有發現。床頭櫃有挪動過的痕跡，她摸了摸背面，手指觸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膠帶。她撕掉膠帶，沒有多想。

牧羊人就像來時一樣迅速地走了。不難推斷他已經在飛往倫敦的途中，很可能又換了一本護照。再過幾個小時，錄音帶就會安全送到軍情六處，由蘇聯司辛勞的姑娘們轉錄和校對，打出一份整齊的文本。這些文本接下來會被撕成小片，像面包屑一樣喂給相關的使領館或者情報站。往後一年裏，将會有好幾個外交官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被召回，每一次調動之間都相隔三四個月。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必須讓他們慢慢、慢慢地變聾，把責任歸咎給壞運氣，而不是軍情六處。

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絕了安德烈的要求，行動處處長一次都沒有說“不”，然而每次當安德烈提起麻雀，他都讓下屬“給我幾天時間”，“略微等一等”，“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合适的時機”，“要是下個月局勢穩定，說不定有機會”。可那是1961年，柏林的“局勢”只有糟糕和更糟。不管人們剛開始對年輕的肯尼迪總統抱有什麽期望，現在看來他就和前任一樣，對柏林危機束手無策，甚至——一些報紙尖銳地指出——加速了失控。

東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動物，一邊哀嚎，一邊撕扯傷口，于是流失更多的血。什麽人都在往西邊逃，以前是醫生、工程師、作家和律師，現在是理發師、二手書商人、售貨員和六十多歲的老夫婦。一度傳出了軍隊正在囤積建築物料的流言，一堵牆要建起來了！人們惶恐地低語，分割東西柏林的牆！黨書記烏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異的尖細聲音[3]澄清：沒有這回事，“沒有人想建一堵牆”。如果說這句話有什麽效果的話，那就是讓人更害怕了。到了六月，維也納峰會前夕，我們一度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要來了。我這一代人的思維方式已經永久被戰争改變了，停火十六年，我還依舊覺得戰争随時會重新開始，漢斯又該抓起他的國防軍制服，戍守毫無意義的炮臺。有時候我甚至希望最壞情況快點發生，你明白嗎？要是你花了很長時間懼怕某種東西，到最後你會祈禱它趕緊到來，一次過結束這種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

安德烈最後一次去見霍恩斯比是在6月2日，維也納峰會前兩天，再次得到了模棱兩可的答案，“等峰會結束再說”。安德烈不打算等下去了，他去了一趟車站，取走了寄存在儲物櫃裏的手提箱，這個手提箱在櫃子裏躺了好幾個月，已經累積了一小筆高于平均值的租金。這次沒有人給他安排飛機和護照了，很難找到實體記錄，但我想他應該買了渡輪票，先到了布列塔尼，從那裏坐火車到巴黎，之後轉到柏林就很容易了。他又回到了柏林，他那不是家鄉的家鄉，他的曠野和劇場。他将要和萊納·沃格爾一起謝幕。

作者有話說：

[3] 瓦爾特·烏布利希，東德總書記，小時候罹患白喉，雖然痊愈，但聲音變得尖細奇怪，是他的個人标志之一，加上他的薩克森口音，“公開演講時，時常令人無法理解”（引自Berlin 1961， Frederick Ke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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