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第三十章
伯恩施坦一家住在一棟五層建築的二樓,高而窄的窗戶淹沒在其他數十個一模一樣的窗戶裏。街上的人開始多起來了,提着籃子的,抱着面包紙袋的,腋下夾着報紙的,騎着自行車的郵差像鳝魚一樣滑過,一手抓着車把手,一手按着鼓脹的帆布包。安德烈壓低帽檐,混在他們之中,觀察着公寓樓緊閉的大門。沒過多久,一個拄着拐杖的老人挎着藤籃出來了,安德烈大步跨過去,拉住緩緩關上的門,鑽進門廳。
他按了門鈴。裏面傳來一陣窸窣,夾雜着水燒開的嗚嗚聲,一個穿着圍裙的卷發女人打開門,疑惑地打量安德烈。在她身後,一個九歲左右的小女孩坐在地毯上用蠟筆畫畫,一個嬰兒躺在搖籃裏,啃自己的拇指。
“抱歉周末打擾你們,”安德烈摘下帽子,“我叫安德烈,君特的同事,我需要和他聊兩句,不會很——”
一個男人走出廚房,高個子,套着一件藍色短袖襯衫,一看到安德烈就馬上沖過來,把妻子拉到身後,“安娜,把孩子們帶到房間裏去,鎖上門。”他對太太說,但眼睛盯着安德烈,“我和這個人出去一會兒,如果我十五分鐘後沒有回來,給斯塔西打電話。”
他用力推了安德烈一把,催促對方往樓上走。兩人爬到六樓,打開通往屋頂的鐵門。這裏的風比街道上的更猛烈一些,刮來雨水的氣味。君特背靠着鐵門,交抱起雙臂,打量着安德烈:“我聽說你離開柏林很久了。”
“在此期間,你又多了一個可愛的孩子,恭喜。”
“別把我的孩子扯進來。你想幹什麽?有沒有人跟蹤你?如果有人知道我在和你說話,我就完了。”
“沒有人跟蹤我。君特,我需要你幫我找一個人。”
“你聽聽你自己說的是什麽瘋話。你最好盡快想一個阻止我把你交給斯塔西的理由。”
“利益交換。我可以幫你們逃出東德,你和你的家人。”
君特幹巴巴地笑了一聲,“我為什麽要這麽做?”
“免得被關在牆後面。”
“沒有人打算建一堵牆,這太荒謬了,只是謠言。”
“對,電臺是這麽說的,你能看着我的眼睛,告訴我你百分百相信嗎?”
高個子張開嘴,閉上,舔了舔嘴唇,移開了視線。兩只鴿子落在不遠處,似乎誤以為能從這兩個人類男性手裏得到面包屑,繞着他們謹慎地繞圈,幾分鐘之後失望地飛走了。君特呼了一口氣,看着安德烈:“你已經浪費我太多時間了。我沒有理由離開東柏林,更不想再和軍情六處扯上關系,走吧,在我太太打電話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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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臺詞,是斯塔西工作手冊的一部分嗎?”
“我是認真的。”
安德烈盯着他看了好一會兒,點點頭,按了按帽檐,獨自下樓去了。就在他快要走到門廳的時候,樓梯上傳來忙亂的腳步聲,君特跑了下來,叫住了安德烈,緊抓着樓梯欄杆,好像那是一根能讓他免于淹死的麻繩。
“你真的有辦法給我們外國護照?”斯塔西雇員壓低了聲音。
安德烈攤開雙手,“這取決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
君特摸了摸鼻子,垂下目光,又擡起頭來,清了清喉嚨,好像接下來的話會刮傷舌頭:“你想我怎麽幫你?”
“我相信在過去一周的某個時候,斯塔西逮捕了一個人,罪名也許是叛逃,也許是別的。這個人的名字是萊納·沃格爾,我需要知道他被關押在哪裏。”
“沃格爾?這個人和漢斯有關系嗎?”
“他的弟弟。”
君特低聲說了句髒話,拳頭用力砸了一下樓梯扶手,“你就是不能不去毀掉別人的生活,是不是?就好像你害了漢斯還不夠——”
“所以我才站在這裏,君特,嘗試修複我的過失。如果你不願意幫我,想想漢斯,就當是為了他。”
“你別以為這樣就可以綁架我。”
“不是綁架,交易。你有我需要的信息,我有你想要的護照,兩本法國護照,附贈一位出色的僞造專家,你和你太太需要的一切文件都可以提供,沒人能看出破綻。”
“先把這個‘僞造專家’的聯系方式給我。”
“不。先找到我的人,然後我們再談。”
“可能要花上幾天。”
“我會等着。下星期四晚上七點,找個借口出來,我會在馬路對面抽煙。如果一切正常,我帶你去能夠安全談話的地方。如果你站在路邊點煙,就是可以會面,沒有煙,我就立即離開,會面取消,另約時間。”
高個子的斯塔西雇員深吸了一口氣,點點頭。
——
君特·伯恩斯坦帶回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他沒有在獄政司的名單裏找到萊納·沃格爾的名字,意味着萊納雖然被捕,但并未入獄。自六月以來,關押人數大增,東德監獄不堪重負,沒有多餘的囚室容納萊納這種僅僅是“态度上”有問題的犯人。壞消息是,漢斯的弟弟很可能還在臨時羁押室裏,深藏在斯塔西總部大樓之中。那是斯塔西第二司的地盤,獄政司不知道那些水泥房間裏關着多少人,他們都是誰。如果想找到萊納,只能設法盜取第二司的文件,要不就逐一查看每個囚室。
“也不是不可能。”
“什麽?”
“親自去看每個囚室。有多少個這樣的房間?”
“我不清楚,三四十個?你不能就這樣走進去,那是自殺。”
“當然不能。你剛才說‘臨時’羁押室?一般有多少警衛看守?”
“入口最多,進去之後幾乎沒有,我記憶中是這樣的,我調離第二司很久了,也許他們改了規矩。這些羁押室也快要擠滿了,因為很多人聽信了關于牆的,”君特在兩種措辭之間搖擺了一會,“……謠言。”
“你們的清潔工在哪裏休息?”
“我不知道,沒有留意過,一樓的某個地方,我想。”
“你能到那個地方去,而又不引起注意嗎?”
“也許?從沒去過,但有些人會去那裏抽煙,離停車場比較近。”
“很好。”
“你不可能打扮成清潔工混進去的。”
“我也沒有打算這麽做。我還有一個問題,地方分局,比如說,萊比錫之類,大約相隔多久會來柏林一次?查檔案,開會什麽的。”
“他們每個星期都來兩三次,很少開會,都是去檔案室的。”
“身份證明是?”
“工作證,地方分局主管簽名蓋章的申請書。”
“就這樣?”
“就這樣。”
“安德烈,還有一件事你需要知道。莫斯科派來了獵人。”
“安德烈·奧爾洛夫?”
君特詫異地瞪着他,似乎想質問安德烈從哪裏獲知這個名字,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就是他。不過我不認為這個獵人是專門為你而來的,只是克格勃在‘風雨前夕’喜歡安插一支方便的槍在現場。”
“所以他們真的打算建牆。”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什麽時候,快了。我和我太太談過了。安娜同意了逃——同意了你之前提出的事情。”君特用手掌抹了抹臉,另一只手緊緊攥着裝香煙的紙袋,快要把它撕破了,他找的外出借口顯然是買煙,“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給我們護照。”
“我們的協議是找到萊納才有護照,這可不叫‘找到了’。”
“我只是個普通的文員,我不能像施魔法一樣把你變進斯塔西總部。”
“而我也沒有要求你這麽做,君特,我從來不讓你冒不必要的風險,”安德烈雙手搭在君特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你這次要做的僅僅是,在某個時間,‘不小心’忘記鎖上某一扇門而已。”
——
就像任何臃腫、行事詭秘、分支龐雜的機構,斯塔西總部的弱點和它的英美對應物是一樣的,正因為入口的搜查和身份确認程序極為嚴格,裏面的人更容易放松警惕。人們如此确信不可能有人混進來,以至于看不見近在眼前的可疑跡象。只要一個人進去了,就會自動被認定為自己人。那是閉路電視尚未入侵每一個空間的年代,天哪,我懷念那個時代。
安德烈的計劃十分瘋狂,同時出人意料地簡單,如果你仔細看這裏——這支圓珠筆寫不出來,親愛的,給我拿一支鉛筆,鉛筆總是更可靠,謝謝你。如果你仔細看看這個入口,它遠離主幹道,對着停車場。裏面是洗手間——我在這裏寫一個“T”,對面,衣帽間,我寫一個“G”。往裏面走一些,就是存放掃帚和地拖桶的小房間,消防沙袋也放在裏面,我不知道為什麽。上下班時間,這個入口是有人看守的,每個清潔工的姓名和住址都記錄在冊,防止有人冒名頂替。但是,到了午休時間,就沒人遵守那些麻煩的安全規例了,清潔工、打字員和一些結束值班的警衛在門外吃午飯,輪流用一張木桌子和兩把椅子。安德烈知道這棟建築物的結構,曾經和霍恩斯比一起躲在隔音室裏研究過偷來的藍圖。這個在廁所旁邊的入口是整個鏈條裏最脆弱的一環,只需要某一天,某一個急着返回辦公室的雇員忘記把門闩推回原處。
又或者有人故意把門闩推開。
君特顯然承擔了這個任務。接下來的一切都沒有可靠的文字記錄,我們只能适當發揮想象力。七月,一個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某個令人昏昏欲睡的時刻,安德烈從這扇開着的側門走進了容納着斯塔西的灰暗大樓。想象白襯衫、灰色西裝長褲和棕色皮革背帶,就像任何一個常年在檔案室蹉跎的文員。他沒有走副樓梯或者防火梯,而是大方地從人來人往的主樓梯上去,手裏提着公文包,因為一個普通辦公室職員就該這樣,沒有理由躲躲藏藏。在二樓某處,他甚至停下來打聽正确的方向,也許問了偷懶在走廊上抽煙的分析員,也許問了一位年輕甜美的打字員,沒有人質疑這位“從萊比錫分局來的同僚”。他順利到達羁押室,報了一個假名,就在警衛低頭查閱記錄冊的那一刻,安德烈把他砸暈在地,休息室裏的另一個警衛聽到聲音,出來查看,被勒住脖子,缺氧昏迷之後,和同僚一起被拖回休息室裏,搜走鑰匙,堵住嘴巴,綁到暖氣片上,鎖門。這兩個警衛接下來一個星期裏至少被審問了十二次,都無法準确描述入侵者的具體相貌,來不及看清楚。
我們能夠得到的最接近現場報道的書面記錄,來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書。姓名至今沒有公開,美國人給她的代號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這個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時候他們調換線人的性別,免得洩密。總而言之,“W小姐”複述了當日突然爆發的混亂,她在二樓另一側工作,離羁押室很遠,騷亂的聲音剛剛傳來的時候,她以為是第二司的肌肉壯漢們又逮捕了什麽人。
“有時候他們掙紮得挺厲害的。”W小姐告訴她的中情局接頭人。
“請繼續。”對方回答。
吵鬧聲越來越大,很顯然,事情不對勁。W小姐和辦公室裏的其他人紛紛離開打字機和文件夾,到走廊上去看發生了什麽事。“就像有人把瘋羊放出來了。”W小姐形容,“噢,沒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們一群一群地湧出來,驚恐萬狀,有男有女,十幾歲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衛都驚呆了,傻站在樓梯上瞪着眼睛,然後才清醒過來,試着抓這些從拘留室逃出來的人,大喊大叫讓樓下關門。人實在太多了,大門關上之前,起碼已經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們抓住了那些落在後面的,送回牢房裏,我聽說兩個警衛被打暈,鎖在休息室裏,所有牢房都開着門。”
“有沒有聽說是誰做的?”中情局的情報官問。
“那天我們都提早下班了,只有第十四司和第二司留下來清點。第二天回去之後,司長召集所有人開了個會,警告大家不準談論這件事,否則就當間諜罪處理。但我們心裏都很好奇,你可以想象,不過沒人敢開口聊這件事,你永遠不能确定哪個同事負責向‘樓上’報告你說的每一句話。我們互相監視,你明白嗎,比如說我負責監視的是。”此處人名被塗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沒有看見闖入者,也沒有聽見關于他或者她的傳言。”
“沒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們審問了那些未能逃脫的越獄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幫助。那是個男人,越獄未遂的倒黴鬼們都同意這一點,看起來三十多歲,也許四十。深棕色頭發,普通的襯衫,用皮背帶固定長褲。不,臉上沒有明顯的傷疤,不,沒留意眼睛什麽顏色,不,他沒有同夥,就是一個人。他開門進來,看一眼,繼續開下一扇門,前後不到二十秒。
盡管當晚就統計出逃脫者的名單,斯塔西并沒有大舉追捕,更沒有通知西德邊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郵局和媒體的馴獸師——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腳踩在報紙和電臺的脖子上,嚴格禁止報道這件事。這既是臉面問題,又是實際考量。他們沒有人手同時緝捕所有越獄者,而且組織大搜捕意味着承認斯塔西內部出現了巨大纰漏,“赫爾曼先生”寧願被火車碾成三段,也不願意在俄羅斯和美國眼前承認這種羞辱。那扇廁所旁邊的側門悄悄用磚砌上了,所有雇員都必須從一個門進出,午餐時間不再允許自由進出,不準獨自進食,也不準獨自出去抽煙。
在東西柏林彎繞的邊界上,檢查站變多了,一夜之間翻倍,好像從水泥縫隙裏長出來的醜陋真菌。暫時來說,邊防軍并不阻止東柏林居民到西邊去,這不實際,那時候還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東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帶任何證件,直接跳上地鐵到西邊去,沒有人會多看你一眼。這種日子一去不回了,從現在開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頭的西柏林商店買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證。
安德烈和萊納手上沒有可用的證件。前者的奧地利護照被六處收繳,逃出波恩的時候并沒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經暴露的護照;後者撕毀了東柏林身份證,那本僞造的西德護照也許能用,但斯塔西已經把他列為通緝犯,照片分發到每一個檢查站裏。安德烈選擇躲在最危險,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
兩人藏身的那棟公寓,與斯塔西大樓的直線距離不超過兩百米。那是個半廢棄的地方,多年未修繕,外牆殘留着戰時的彈孔,磚塊剝落,露出鋼筋。除了頂樓和三樓各有一戶活人,其餘的公寓都是空置的,住戶逃往西柏林時帶走了值錢的物品,留下來的大件家具和電器要不就被偷走了,要不就被肢解,零件另作他用。他們像一對老鼠,白天睡覺,入夜之後才悄悄活動。君特時不時給他們帶食物來,塞在一個沒人用的信箱裏,等他們自己去取。有時候伊爾莎代替君特過來,放下衣服、面包和紙條。
他們不能永遠待在這些被掏空了的公寓裏,但沒有人想得出完美的逃脫方法。伊爾莎認為他們應該再試一次奧地利邊境。君特提議他們找一棟橫跨東西柏林邊界的建築物,從二樓窗口跳出去。要是他們知道安德烈在波恩的經歷,肯定不會這麽建議。西柏林和它背後的英美情報機關不可信任,他們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這個随時會被紅軍淹沒的孤島上,必須徹底離開德國領土。
于是,新的出逃計劃是這樣的,伊爾莎給君特一家提供僞造的法國護照,後者将會按照正常流程申請夏季假期出國度假——這家人每年夏天都開車去一次旅游,應該不會招來懷疑。他們先用自己的護照和斯塔西簽發的通行許可越過東西邊界,駛往亞琛方向,到了德法邊境再換護照。安德烈和萊納藏在車尾行李廂裏,離開邊境再出來。
新問題随之而來,行李廂太小了,不可能放下所有箱子外加兩個成年男性。他們一度考慮改裝後排乘客座,拓寬空隙,但汽車實在太小了,除非特意定制零件,否則無法在藏了人的情況下把乘客座按原樣裝回去。他們既沒有工具也沒有時間改造那些支架和螺絲。
“萊納按照原計劃藏在行李廂裏。我和你們一起坐在前面。”安德烈說。
“什麽?”萊納壓低聲音,準備抗議,安德烈輕輕捏了一下他的肩膀,讓他別說話,轉向君特。在晃動的燭光裏,三個人的臉都好像懸浮在黑暗之中。窗戶用報紙和膠帶封起來了,免得透出光線。
“也許可以。”君特點點頭,往後靠到牆上,“沃格爾必須藏起來,但是你不在通緝名單上,邊防軍不可能知道你是誰,斯塔西裏見過你的臉的,也許只有我和‘赫爾曼先生’。”
“和我們的蘇聯朋友科裏亞。”
“以及科裏亞,但他不見得會在檢查站翻看護照。”
“就是這樣。”
“你沒有身份證明,”萊納指出,“他們不會讓你過去的。”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的,小鳥。”安德烈沖他眨眨眼,蠟燭的火焰在他瞳孔深處跳動,“規矩很多,斯塔西熱愛這些分條列出的法律鐵絲網。可是,規矩用于管束聽話的人,而我是個經驗豐富的麻煩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