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二十九章

諷刺地，并不是萊納的護照出差錯，而是安德烈的。他常用的掩護身份之一是奧地利人“卡爾·費爾森”，注意我說“掩護身份”，不是“假護照”，因為護照本身不是假的。如果斯塔西派人調查，會發現“卡爾·費爾森”有完整的資料，從出生證明到繳稅記錄，甚至還有一家注冊在他名下的鐘表鋪。一個“無懼天氣變化”的身份，用行話來說。

唯一的掣肘是，這本護照總是處于軍情六處的密切監控之下。在其他任何時候，牧羊人都能不受阻礙地越過德奧邊境，但這次不行。行動處處長霍恩斯比一察覺安德烈從倫敦消失，馬上推斷出下屬去了哪裏，想做什麽。這位頭發斑白的老間諜沒有試圖在柏林找人，而是直接在邊境檢查站布置了耳目，靜候“卡爾·費爾森”出現。事實上，囿于人手和保密需求，霍恩斯比只往兩個關卡派遣了外勤：漢堡港和奧地利邊境。假如安德烈選擇在斯特拉斯堡越境，也許就能蒙混過關，但我們不讨論假如，那是故事裏的漩渦，人們常常淹死在裏面。

牧羊人被押往波恩，西德的首都，柏林已經變得太危險，霍恩斯比不想涉足。安德烈拒絕離開他所在的“盒子”，除非他們把萊納也一起帶走。士兵們最後把他拖了出去，綁住雙手，塞進一輛小貨車的貨箱裏。軍情六處和西德對外情報處都喜歡用這種小貨車，要不就僞裝成幹洗公司，要不就是“專業園藝服務，樹木移栽，草坪修剪”。封閉的貨箱可以隐藏很多東西，武器，無線電設備，活人。

霍恩斯比在波恩等候，憤怒，焦慮，難以置信。他把自己和安德烈一起鎖進地下室，這樣大使館裏的人就聽不見他們沖對方大喊大叫了。行動處處長的論點無非是，安德烈第一違反規例，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用工作護照入境“敵對領土”；第二，柏林微妙的力量均衡狀态比肥皂泡更脆弱，“看在上帝份上，那是東柏林，在錯誤的時間打個噴嚏都可能導致世界末日”， 安德烈居然還打算在斯塔西的鼻子底下協助一位東德公民偷渡。

“就憑護照這一件事，你就應該在監獄裏待到七十五歲。”

“什麽罪名？”安德烈反問，“你準備好當衆向法官解釋軍情六處在柏林的行動了？順便說清楚為什麽這個部門不在官方文件裏？是不是還要說明工作護照的來歷，傳喚奧地利情報人員？外交大臣會為此跳河的。讓我們別玩這一套了，長官，你和我都明白你不能冒險把我拽到被告席上。”

安德烈戳到了一條發疼的神經，霍恩斯比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踢了一腳儲物架，來回踱步，再深呼吸了幾次，轉過頭面對安德烈。

“我今天就會把這件事報告給‘上面’。”霍恩斯比最終說道，摘下玳瑁邊眼鏡，放進襯衫胸袋裏，“白廳會決定怎麽處置你。在此之前，你乖乖待在這裏。誰知道呢？也許上面會決定為你開一次閉門聽證會，在B類監獄裏預留一個位置。盡管我們偶爾允許你擰彎一些規矩，不代表你可以不受管束，安德烈，我以為你明白的。”

“‘麻雀’在哪裏？”

“和你無關。你不是柏林的常駐情報官，他也不再是你的線人了。”

安德烈往前踏了一步，擋在上司和門之間。他沒有碰霍恩斯比，但整個姿态都表明，如果要打掉霍恩斯比的牙齒才能獲取信息，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告訴我萊納·沃格爾在哪裏。”

“讓開，安德烈。”

“告訴我。”

“我把他送回東柏林了，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麻雀’把你們的小計劃告訴我的人了，只要他周末結束之前回到東柏林，斯塔西什麽都不會察覺。”

“這和直接把他送進監獄沒有區別。我們不能把他當難民處理嗎？送他來波恩，BND[4]之前難道不是這麽做的嗎？我們可以稍後再讨論規矩和懲罰，但無論如何先讓‘麻雀’到波恩來，如果你把他送回東柏林，他可能再也出不來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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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而且’。我不會讓我的特工幫助一個外國公民非法出境。你也沒有和我讨價還價的立場。”

霍恩斯比繞開安德烈，打開地下室的門，安德烈試圖擠出去繼續争辯，但站在走廊裏的安保人員把他推了回去，砰地關上門，上鎖。情報官咒罵了一句，用力踹了兩下門，轉過身，搜索堆放在地下室裏的物品，尋找能撬鎖的東西。儲物架上放着十二罐一箱的啤酒，手電筒，備用電池、沙袋、整盒整盒未拆封的鉛筆，還有步槍子彈，不過沒有步槍。他呆站了一會兒，再次走到門邊，按了按紋絲不動的把手，蹲下來，琢磨鎖的類型。這個地下室在建造之初就肯定考慮到要兼作拘留室，因為鎖的這一側只有把手，沒有鎖孔，鉸鏈也封死在門框裏，防止被撬。安德烈背靠着儲物架，坐到地板上，仰頭看着天花板。就在他這麽做的時候，燈熄滅了，把他投入凝滞的黑暗之中。

——

駐波恩英國大使館的安保人員，顯然沒有看守囚徒的經驗，公平而論，這不是他們的過錯，那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一般而言，大使館警衛的思考模式是，如何擋住外面的人，而不是如何阻止裏面的人出去。沒有人确切知道安德烈是什麽時候不見的，各種間接證據表明，應該是7月7日到7月8日夜間。安德烈用了五天時間摸清楚守衛的換班模式，日班保安至少有兩處嚴重疏忽，第一是送餐的時候直接把門打開；第二是毫無戒心，在安德烈假裝友善地閑聊的時候沒有管住嘴巴。日班警衛于爾根·施瓦茨談到了自己的女兒，洩漏了一條小小的、似乎無害的信息：每周五下午他都要提早十分鐘下班，開車到學校去。而晚班警衛并不會因此提早來上班。

于是，7月7日傍晚，警衛施瓦茨到地下室去送餐，之後就沒人見過他，不過大家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施瓦茨像以往那樣提早下班，接女兒去了。安保處處長有些疑惑，因為施瓦茨的帽子還挂在休息室牆上，但這是星期五，所有人腦子裏都想着周末。根據記錄，最後一個離開大使館的是二等秘書路易·桑德蘭，彼時是傍晚六點二十二分。晚上七點左右，晚班警衛來了，巡視了辦公室，然後檢查了洗手間和地下室。據晚班警衛回憶，地下室門是鎖着的，沒有異常。當天稍晚的時候，地下室傳來砰砰的敲門聲，晚班警衛認為囚犯在發洩情緒，于是沒有理會。

直到星期六早上，7月8日，日班警衛帶着面包和水打開地下室門，才赫然發現裏面關着的是警衛施瓦茨，只穿着背心和內褲，制服被搶走了，額角有一大塊瘀青。安德烈想必用某種鈍器打暈警衛，然後用電線捆住了他的手。警衛蘇醒之後設法挪動到門邊，用腳踢了許久的門，晚班警衛卻一秒鐘都沒有考慮過下來看一眼。盛着晚餐的盤子倒扣在地上，豌豆湯灑了一地，已經幹了。

波恩情報站的兩個外勤立即進行了一場徒勞無功的搜索，空手而回。離開波恩的路有許多條，而且安德烈已經逃脫超過18小時，這麽長的時間，足夠他返回柏林再逃出邊境。霍恩斯比否決了通知柏林情報站的提議，不能冒被克格勃截獲消息的風險。

“我們等着。”霍恩斯比告訴波恩站的站長，“他想帶那個男孩離開東柏林，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的。”

——

就在早班警衛驚訝地發現友善然而不幸的施瓦茨先生的時候，一輛滿載馬鈴薯的小型卡車開進了西柏林。這些馬鈴薯大部分會賣給餐廳，剩下的将會在露天早市上出售。卡車的主人，農夫阿諾德，每周六淩晨啓程，清早到達柏林，中午賣完馬鈴薯離開，過去十五年來都是如此。農夫阿諾德幾乎從不拒絕站在路邊要求搭便車的人，這讓他的妻子不太高興，擔心總有一天會惹上搶劫犯。她讓搭便車客坐在後面，和馬鈴薯呆在一起，今天也不例外，盡管今天的搭車客看起來相當斯文，綠眼睛充滿笑意，說起話來好像有點奧地利口音。阿諾德想讓他坐到駕駛室來，但妻子拒絕了，于是那個疑似奧地利人還是爬上了貨箱，搖搖晃晃地坐在成堆的馬鈴薯之間。

卡車在第一個需要送貨的餐館外面停下，奧地利人下來了，和農夫握了握手，走了，沿着馬路往東，消失在拐彎處。

柏林還沒有醒來。天已經亮了，但低垂的濕潤雲層擋住了太陽，把整個城市浸泡在一種霧蒙蒙的灰白色光線裏。賣報人在做開門營業前的準備，從手推車上搬下成捆的報紙。街道盡頭出現了一個此前并不存在的檢查站，但裏面沒有人。安德烈躲進小巷裏，繼續往萊納的公寓走去。

運送垃圾的車還沒走，他不得不等了十分鐘左右，看着卡車駛遠，才踩上垃圾桶，從那扇關不上的窗爬進去。萊納的住處半開着門，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個好兆頭，安德烈在外面聽了一會，确保裏面沒有人，悄悄走進去。

斯塔西來過了。他認得這種手法，九年前——現在想起來就像半個世紀前——漢斯的公寓也遭受過同樣的厄運。所有抽屜都被拉出來，倒出內容物，扔在地上。抱枕和沙發坐墊被割開，滿地都是棉絮。他踩上了一只打碎的玻璃杯，咔嚓一聲。卧室也是一片狼籍，衣服和撕壞的書躺在一起，床頭櫃翻倒了，一盆奄奄一息的蕨類植物和泥土一起灑在毯子上。

如果萊納在斯塔西手裏，那只有一個人能告訴安德烈“麻雀”的方位。他最後一次見到這個人，是漢斯死後不久。這個人不一定願意幫他，甚至很可能直接把他綁起來，交給“赫爾曼先生”，畢竟，在他們最後一次交談的時候，君特就是這樣威脅安德烈的。君特·伯恩施坦，安德烈從不忘記任何一頭小羊。

他拿起電話聽筒，撥了伯恩施坦家的號碼，鈴響兩聲就有人接起了，一個女人的嗓音，“這是伯恩施坦太太，您找哪位？”

安德烈挂上電話，離開了萊納的公寓，腳步很輕，在老舊的地板上幾乎沒有發出聲音。

作者有話說：

[4] Bundesnachrichtendienst的縮寫，西德情報機構，成立于1956年（兩德統一後仍然用這個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