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2)

薪，無濟于事。種姓制度實際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印度教本身未經歷過宗教改革運動，印度的“民主”體制也無力推動社會革命，結果種姓制度就一直困擾着印度社會。你問10個印度人，有沒有可能在今後30年內消除這種制度，9個人會告訴你“做不到”。印度的賤民階層人口為1.6億，這麽大一個群體沒有真正解放，印度怎麽實現現代化？

持平地說，印度政府為了消除種姓制度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政府部門和公立學校都有給某些種姓的人保留的位置，你申請政府機關和學校的職位，都要填上種姓，因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顧。但在實踐中這些措施都改變不了種姓制度無處不在的事實。種姓制度和職業有關，也與地域分布有關。比方說，孟買會有很大一片街區的居民只食蔬菜，他們不會容納食肉者，也不會接受出售肉食的餐館和商店。不同種姓之間通婚很少。印度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也幫助延續了這種制度。在聯邦政府這一級，政黨是全國的，超越種姓的，但是在地方上，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許多地方政黨完全是以種姓為基礎的，這就導致了種姓制度在事實上的永久化。

印度也曾進行過土地改革，但很不徹底。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政府想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但一直遇到巨大阻力。英國人給印度留下的法律包括了私有財産不可侵犯的法律。擁有土地的大地主都強調土地改革是違法行為，這些人還可以通過各種手段，競相成為各級議會的議員，阻擾政府出臺任何土改方案。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地主階層在議會的代表比例都很高，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都很難在議會獲得通過。

南亞地區無地農民的人數巨大。即使一些通過土改而得到土地的農民，往往也由于家庭成員多，每人分到手的土地少，無力進行規模經營，最後大都把土地轉賣了。印度的傳統習俗又規定，土地是傳給兒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歡進城找報酬更高的工作，留在農村的婦女無力耕作，最後也把土地賣了。印度還有婦女嫁妝的傳統習俗，很多人家把土地賣了，為女兒出嫁辦置彩禮，這也是失地農民增多的一個原因。

印度的婦女解放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包辦婚姻、童婚廣泛存在。女子出嫁要向男方贈送大量的嫁妝，每年因嫁妝不足而被活活燒死的婦女成千上萬。在印度教裏，一個婦女結了婚，她的丈夫一般就被看作是她的主人。婦女地位低下，阻礙了印度婦女智慧和能力的發揮。雖然印度政壇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亞·甘地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但與巴基斯坦的貝·布托夫人一樣，這并不說明這些國家婦女地位高，而恰恰說明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品質的問題，大部分民衆仍然對名人的配偶或後代抱有一種盲目的迷信。

2008年1月我去布魯塞爾參加一個由歐洲政策中心舉辦的中印崛起研讨會。我和來自印度尼赫魯大學的傑恩教授分別介紹了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對歐洲的影響。傑恩教授承認歐盟和中國的戰略對話已經有相當的深度，印度還達不到這個水平，他說：“印度還沒有到中國的水平，中國是奧運會級別的，印度只是英聯邦運動會級別的。”該中心的創始人克勞斯克教授是一位資深的學者，他讓我比較中印兩國的政治制度，我說：“民主制度是一種手段，它最終要落實到國家的治理水平。迄今為止，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要好于印度。”

實際上，印度民主品質問題集中體現在其政府服務的品質不高。S君是我一個很優秀的印度學生。一次我們聊起了印度政府的品質，他對我說：和印度政府部門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廟宇拜神，你要作出學會一整套世界上最複雜的動作，懂得什麽時候要跪下、什麽時候要趴下、什麽時候要躺下、什麽時候要念經。他說，申請一個護照出國要經過十來個人，排幾天的隊。最後大家都想辦法花錢去買通關系，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S君還對我說，印度掃盲落後也有政治原因：掃盲工作一般是地方政府負責的，而地方政府首腦對掃盲往往不熱心，甚至私下認為文盲越多，自己就越容易在選舉中得票。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印發展模式的差別時也強調政府的作用。

西方也有不少人認為印度是一個法治國家，所以比中國更有前途。實際上你只要去印度實地觀察一下，就知道印度的法律在很多方面已經構成了印度的沉重包袱。幾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時宜，但你要改動卻很困難。最明顯的就是使外商頭疼的印度勞工法。印度的勞工法是一個體系，包括了40多項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會法和1947年的勞動争議解決法，公司要解雇一個工人非常困難。這樣的法律看似保護了工人的利益，但實際上則因為阻礙投資，減少了人們的就業機會。一位印度朋友告訴我，他在開封市住了3天，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一大早，開封的環衛工人就開始打掃街道了。他說在印度新德裏和孟買這樣的大城市，都做不到這個水準，環衛工人都“組織”了起來，有自己的工會，一半人經常找各種借口不來上班，所以城市總體上很髒。

印度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還有一個巨大的差別，這就是中國可以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動改革，印度的很多改革卻只能悄悄地進行。印度雖然有所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但主流意識形态從1947年獨立以來一直是偏“左”的，而現在進行的改革一般被認為是偏“右”的，所以政府很少公開宣傳改革的必要性，大部分印度人也不知道有“改革”這樁事，政府的改革派實際上也是“少說多做”。但是如果沒有民衆對改革總體認識的提高，改革在實踐中自然會遇到很多障礙。印度模仿中國建了各種特區，但進展速度非常慢，遇到各種勢力的抵制，就是一個例子。表面上看，印度是個開放社會，但實際上印度普通民衆對外界的了解遠不如中國。美國的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2007年在印度作了一個調查，居然發現大部分被訪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強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7年2月2日）

我曾對印度的傑恩教授說，從我自己的研究來看，還沒有發現一個發展中國家能通過一人一票而實現現代化的，但我倒是希望印度能走出一條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從而能為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近年印度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績，特別是軟件業、制藥業等，其中不少獨特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總體上看，由于沒有一個致力于現代化的強勢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約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如種姓制度、婦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貧等。從這個意義上，印度要趕上中國确實不易。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歐盟的一位官員曾對我說，歐洲的投資者普遍認為：你去中國和印度投資都可能會經歷失敗，但如果你不去那裏，那麽你已經失敗了。中印這兩個亞洲大國最終應該攜起手來，取長補短，走出自己現代化的道路，這将是真正改變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大事。

五、別了，南斯拉夫

中國崛起要順利，要精彩，就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汲取別人的教訓。就我自己的經歷而言，對南斯拉夫解體前後的實地觀察是我難以忘懷的經歷，值得與讀者分享。1986年7月，我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随總理訪問南斯拉夫。我們的專機一早從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飛，不到一小時，就抵達了貝爾格萊德上空，從飛機上往下俯瞰，說句老實話，我們驚訝了，下面是寬敞的高速公路和無數飛速行駛的轎車，還有點綴在青山綠野中的一棟棟橘紅色房頂的小別墅，從經濟窘困的羅馬尼亞來到繁榮富裕的南斯拉夫，這個反差太大了。

中國當時的駐南斯拉夫大使謝黎是位資深的外交官，非常簡明扼要地給我們介紹了南斯拉夫的情況，他說“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來概括南斯拉夫”：一個國家、兩種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種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馬其頓語、斯洛文尼亞語）、四種宗教（東正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蘭教）、五個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馬其頓、黑山）、六個共和國（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波黑、克羅地亞、黑山、馬其頓）、七個鄰國（阿爾巴尼亞、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

當時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積已達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輛轎車，市場看上去很繁榮。但繁榮的背後已經隐藏了危機，如通貨膨脹、政治權力過分下放等。當時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幾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國防的權限。鐵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結果無法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6個共和國各自為政。

鐵托生前的經濟政策也有嚴重失誤，他總想對各個共和國一碗水端平，沒有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沒有形成一個統一、高效的國內市場。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後來對我說，鐵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爾維亞要建一個鋼鐵廠，那麽其他幾個共和國也要建一個，結果在南斯拉夫境內建了一大批經濟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廠”。

回想起來，當年鄧小平反複強調中國要搞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以及兩個市場，一個是國內市場，一個是國際市場，這是極富遠見的。所謂對內開放和國內市場，就是建成一個巨大的、統一的、高效的國內市場，以這個市場為後盾與國際市場對接，中國就有了自己的實力和本錢，就有了國家統一的堅強經濟基礎和制度構架。中國現在雖然還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護主義，但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統一市場，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中國最終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将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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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經非常開放。迎接外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的聯邦大廈（1999年被北約導彈擊中）一樓大廳，布置得像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現代派繪畫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間內展示抽象藝術品，給人一種天馬行空的視覺震撼，但整個氛圍還是渾然一體、氣勢磅礴。南斯拉夫總理米庫利奇舉行歡迎宴會，一般不選在國賓館或五星飯店，而是選在當地藝術家、詩人和小資最喜歡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當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剎海，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這麽時尚的地方。

歡迎我們的宴會在一個名為“三頂草帽”的酒吧餐館舉行，雙方都沒有正式的發言，大家圍着幾個長長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産的葡萄灑，吃地道的貝爾格萊德風味牛排，還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樂隊，邊彈邊唱，為我們助興。歌手唱了許多愛國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頌》，坐在我邊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員告訴我，1980年鐵托逝世後的那些日子，無論你走到哪裏，人們都唱這首歌，廣播電臺也不停地播放這首歌，“我們一定要團結，這是鐵托生前的囑托”。

小胡子歌手還為我們彈唱了一首他自編的歌，名字叫《歡迎遠方來客》，歌詞大意是：“貝爾格萊德的心髒跳動起來了，因為我們迎來了遠方偉大國家的友好使者。在這動蕩的世界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但來到這兒的都是好人。歡迎你們，這裏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願。有詩人說過，友誼和愛情開花的地方，就是貧窮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譯是個中文說得很好的小夥子，把歌詞譯得恰到好處，像一篇美麗的散文，把我們的晚宴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舉杯共祝“中南友誼萬古長青”。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代人，都有某種南斯拉夫情節，我們都看過《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都知道南斯拉夫游擊隊抗擊德寇英勇善戰，都知道毛澤東主席說過，“鐵托像鐵一樣硬。”同樣，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國紅軍的萬裏長征、知道毛澤東和鄧小平。

後來我們又啓程去訪問斯洛文尼亞，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緊鄰奧地利，下榻在鐵托生前居住過的官邸。我問飯店的接待員，您是南斯拉夫什麽地方的人，她給我一個燦爛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識到這是南共長期教育的結果，大家都只說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說是哪個共和國的人。這和中國不一樣，在中國，你可以說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國人，但“南斯拉夫人”這個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後來的發展證明：南共長期的政治教育敵不過民粹主義者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沃克維奇曾對我說：“現在回想起來，鐵托在世時，大家對南斯拉夫的認同還是很強的。如果鐵托能夠多活幾年，也許我們就可以完成與歐共體的談判，使整個南斯拉夫作為一個整體加入歐盟，這樣後面的國家解體和戰争，大概都可以避免了。當然，現在一切都已無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體首先由經濟危機引發，持續的通貨膨脹，最高時曾達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各種罷工事件不斷。1988年開始，米庫利奇政府已有點風雨飄搖。接替米庫利奇的是馬爾科維奇，他對南斯拉夫的問題把握得比較到位，他曾說過，南斯拉夫過去政策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市場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沒有進行更為徹底的市場改革。二是整個南斯拉夫的經濟變成了“契約”經濟，不是那種根據市場經濟規律形成的“契約”，而是根據一些政治原則，通過行政手段達成“自治協議”。工人和管理階層之間、共和國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企業之間都有各種協議。一旦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會影響一大片，甚至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運作。這種聯系不是有機的、市場的，而是人為的、行政的，其離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沖擊下，南斯拉夫整個知識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而這種話語的核心是一個天真的夢：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種激進的革命氣氛迅速形成，南共聯盟的地方黨部也先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紛紛推出了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亞共盟于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結束一黨制，實行多黨制”，之後整個政治局勢演變得一發而不可收，聯邦政府和南共聯盟的中央機構被完全架空。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一定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争，但一般民衆，甚至多數知識分子，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制，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00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于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于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于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随即全面爆發。

第一個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獨立的是德國。盡管多數歐共體成員還有疑慮，他們的疑慮不是因為他們贊成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而是認為從歐盟有關法律文件來看，宣布獨立的克羅地亞在人權問題上，還沒有能力保障當地少數民族（塞族）的權利，造成了20多萬塞族人遷徙塞爾維亞的難民潮。但德國以歐盟應統一對外為由，游說歐共體成員承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我後來問過塞爾維亞的一位資深外交官，怎麽解釋德國如此熱衷于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獨立。他認為，剛剛實現了統一的德國要重建其勢力範圍，斯洛文尼亞是其近鄰，而克羅地亞在二次大戰期間是德國的傀儡國。不管這個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但歐洲大國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原則、犧牲別國的利益，則是毫無疑問的。

我對德國一般有好感，因為德國對二次世界大戰作了認真的反省，這與日本的态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體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德國的行為是極不負責任的。即使南斯拉夫這個國家應該解體，也不應該用這種打開潘多拉盒子的方式來解體。但德國也好，整個西方也好，很少顧及別人利益。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在德國和西方的支持下獲得獨立後，南斯拉夫境內的戰争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導致了20多萬人喪生，無數人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

當200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在總理府會見達賴喇嘛的時候，當2008年西方媒體幾近瘋狂地為藏獨叫好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如果中國某一天愚蠢地照搬西方模式，讓自己內亂了，最終導致臺獨、藏獨、疆獨勢力泛濫的話，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會出來承認，他們一定會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什麽人權啊、民族自決權啊。實際上他們內心深處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态情結：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放大了幾十倍的東德。他們不了解，也不願意了解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上經歷過多少動亂，每次動亂又導致多少家破人亡。他們不理解為什麽今天的中國人如此珍惜自己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不願意去相信現在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好的時候，更不願意接受中國人走自己道路的堅定意志和決心。當然，中國不是蘇聯，也不是南斯拉夫，他們這種願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鄧小平早在1982年就擲地有聲地說過：“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20年後，我又踏上了舊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從克羅地亞的首都薩格裏布坐長途客車進入那個曾令我心動的貝爾格萊德。就在中國迅速發展的20年中，塞爾維亞卻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災難，特別是科索沃危機引來了北約的密集轟炸。我抵達的貝爾格萊德長途汽車站，仿佛是20年前中國的一個縣級汽車站，人聲鼎沸，塵土飛揚，賣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個人走過來拉我坐他們的計程車，還有要求換外幣的。但出了車站，貝爾格萊德還是那麽一種大都市的氣派，寬寬的街道，漂亮的歐式建築，遍布城市每一個角落的咖啡館，衣着得體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櫥窗和擺設給人感覺已經大大落伍了，還有北約轟炸留下的殘垣斷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館，叫了輛計程車趕往那家令我難忘的“三頂草帽”酒吧餐館，好像那個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盡管那只不過是一場獨特的晚宴。我碰到了飯店的老板，一說起20年前的事，他說：“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親時候的事。”于是他進入裏屋，從一個紅色的大櫃子裏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貴賓簽名冊，幫我找到了當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和鐵托的簽字。指着鐵托的筆跡，他感嘆：“老頭子來這裏吃過好幾次飯，他是我們最懷念的人。老頭子死了以後，我們的國家就每況愈下。”他說：“從整個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們最好的日子。”他不無遺憾地說：“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裏了。”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看，現在科索沃又要獨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想一想這20年塞爾維亞人所經歷過的大災大難。但他最後還是笑着對我說：“經歷過戰争的人都喜歡一句話：‘不管怎樣，我還活着。’活着就應該感到幸福。”他舉起手裏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澀的塞爾維亞啤酒幹完了。

我那天還在旅館裏碰到一位剛從上海回來的塞爾維亞電器商人，他說：“你們上海日新月異，每半年出版一張新的上海地圖。我們這裏是每半年換本護照，先是南斯拉夫護照，後來是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護照，現在大概又要變成塞爾維亞共和國護照了，因為黑山共和國幾天前也宣布獨立了。”他的感嘆真是一語道出了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個國家在過去20年的不同命運和滄桑。

從貝爾格萊德坐車去波黑共和國，邊界檢查很嚴，波黑的警察把塞爾維亞人當賊看，我們車上有4個塞族人，警察把他們的證件看了又看，然後要他們下車，打開每一件行李。整整耗了我們l小時40分鐘，那種種族仇恨顯然尚未消退。邊界哨所挂着波黑的國旗，也挂了歐盟的旗幟，可見歐盟的影響力，這裏使用的也是歐元。車沿着山路不停地轉，終于在黃昏時分，看到山下一大片城區，無數清真寺的高塔，我知道薩拉熱窩到了。

我去薩拉熱窩老城，老城一派古色古香，街道熙熙攘攘，人們似乎已經忘掉了戰争的陰影。其實戰争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給我當導游的波黑姑娘尼娜，一講到她經歷過的波黑戰争，眼圈就紅了起來，指着對面那個山頭，“炮彈就從那個地方打過來，落在下面的那個小鎮，我叔叔全家四人被當場炸死”。戰争留下的殘壁斷垣還歷歷在目。老城許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彈殼和子彈殼做的工藝品，我買了三個子彈殼，上面刻了三種不同的伊斯蘭花紋圖案，我問店主，這些圖案是什麽意思，他說：一個是和平，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愛情。我突然想到世界上老百姓的祈求不就是這麽三個願望嗎？但世界上總有人以各種名義要去剝奪人民的這種願望，甚至不惜付諸武力。波黑一位學者對我說：“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鐵托時期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厮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我走進老城的一家畫店，裏面居然四分之一的畫像都是鐵托。我問店主人——一個滿臉皺紋的長者：“您還是非常尊重鐵托？”他說：“那當然，一個真正為老百姓做事的領袖，人民永遠銘記他。”

在克羅地亞也可以看到戰争留下的痕跡。戰争還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脅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羅地亞人仇恨米洛舍維奇，“我們打了6年仗，死傷人數到現在還沒有确切的數字，我們的生活水平，至今還沒有恢複到南斯拉夫時期的水平。”克羅地亞朋友K君對我說。當地的報紙稱已發現了138個大型墳地，埋的都是戰争中被塞族打死的克族人，但我無法核實。我們路過了薩格裏布的大教堂，禱告者無數，教堂人滿為患，K君對我說：“經歷了戰争，人人心裏都有陰影，不少人都悶悶不樂，大家都想從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盡管信教的人越來越多，我國的自殺率還是世界領先。”

晚上，我與K君夫婦共進晚餐，他們說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國，包括最早獨立的斯洛文尼亞，聲望最高的政治家仍然是鐵托。我問：“你們懷念鐵托，主要懷念他什麽？”K君說：“懷念那個時候的和平和懶散，懷念那個時候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休假。鐵托那個時候，除了上街游行會有麻煩，其他你什麽都可以做。”他夫人補充說：“還有鐵托的個人魅力，現在的領導人無人可比，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尊和個性的共産黨領袖，他抽雪茄，住別墅，帶瑞士名表。”K君狡黠地一笑：“還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員的故事。”分手時，K君給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注意到，上面電子郵件地址用的是南斯拉夫的域名。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納，我和科索沃電視臺的總經理A君談天，他自己在貝爾格萊德念的大學，“我當時最好的朋友都是塞爾維亞人，”他對我說，“但是後來米洛舍維奇搞大塞爾維亞主義，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們就失業了。這種迫害甚至涉及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後只好分開，上不同的學校，等于是種族隔離。”他還告訴我，自己一次與夫人去馬其頓辦事，返回科索沃的時候，守衛邊境的塞族警察禁止他們入境，他們只能在邊界宿營，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在科索沃開車旅行，不時會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納的山坡上還有漫山遍野的墳墓。“這場戰争，我們每個家庭都有失去的親人，所以恢複塞族和阿族的和諧已經不可能了。”他嘆息地對我說。

我們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君說，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處。不遠處還有一個紀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組成。他告訴我：“這是紀念鐵托生前最後一次訪問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團結，當時，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處的模範省。”我認識不少塞族人，也認識不少阿族人，這兩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待人熱情洋溢，和他們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個能夠主持公道的好政府，這兩個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但是在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下，一個民族和睦相處的模範之省很快就變成了民族仇恨與厮殺之地。

與塞爾維亞人讨論這個問題，他們都強調外部勢力的幹預導致了危機。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對我說：“科索沃當時的所謂的‘解放軍’，殺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年以前，美國自己還把這個組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改變了政策，向這個組織提供大量物質支持和人員培訓。國際政治中有多少正義？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說這話時，他的語氣很肯定。現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的支持下已經正式宣布了獨立，但塞爾維亞、俄羅斯和世界上多數國家尚不承認，這也意味着這場南斯拉夫分裂引發的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

在馬其頓首都斯科普裏，我碰到一位60多歲的作家，他說：“當年整個東歐都羨慕我們南斯拉夫，他們搞的是死板的計劃經濟，而我們這裏美元可以随便兌換，房子可以自由買賣。”這位作家還見過鐵托，“當時鐵托已近80歲，但紅光滿面，身體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歡爵士樂，喜歡富裕的生活，不過他也想辦法使他的老百姓富裕起來。”我們的話題轉到了馬其頓政治。他說，鐵托有政治誠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誠信。“我們這裏喜歡拿政客開玩笑，”他說，“我們最新的笑話是：我們的總理去布魯塞爾要求加入歐盟。歐盟對他說，你們必須建立一個100％的民主體制。我們的總理回答，沒關系，我們已經建立了超過110％的民主體制。”他說馬其頓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馬其頓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關系，現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說不定哪一天，他們要求和科索沃合并呢。這樣的話，我們的國家則要解體了”。前南斯拉夫地區就是個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