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是這樣，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中國也因此而赫然崛起。
不管我們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而且處理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餘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以冷靜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繼續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上推進這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事業。
一、第一次出國的震驚
今天訪問泰國曼谷歸來的很多國人，談起曼谷都不屑一顧，無非是一個熱熱鬧鬧而又亂糟糟的城市。但我從1983年4月15日抵達曼谷國際機場的那一剎那起，就不時感到“震驚”：我第一次看到了現代化的繁忙機場，來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機不斷地降落起飛，而地面調度又顯得那麽井然有序，候機大廳明亮寬敞，機場商店貨品琳琅滿目，比當時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藝美術品商店還要富麗堂皇。當時的北京首都機場比曼谷國際機場可差了一大截。
在這個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車飛駛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9點還在營業的超級商場，各種商品應有盡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10點鐘還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麽叫服務：商店的服務員是那麽友善、那麽客氣，哪怕你只是在門口路過張望一下，服務員都會迎上前來，帶着微笑問你是否需要幫助。在當時的北京，這種服務态度我從未見過。泰國不僅服務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訂做一套西裝，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飯店，價錢也不貴。
曼谷的繁華使我這個來自大上海的青年學子深感不安。畢竟上個世紀30年代當上海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的時候，曼谷恐怕比中國的一個縣城好不了多少。後來我還訪問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一個更比一個現代化，泰國還是其中最落後的。一想到鄧小平在1978年10月至11月的兩個月內，也先後密集地訪問了這四個國家，我可以想像他老人家當時所受到的震動。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鄧曾路過新加坡，現在親眼看到新加坡的巨變，怎能不感慨萬千？他後來多次說過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參觀了日産汽車公司後說：“我明白了什麽叫現代化。”從這些國家訪問歸來的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啓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從泰國回來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我參加的第一場重要外事活動是接待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的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個先遣組來北京為她的訪問做準備。因為馬夫人是世界聞名的采購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組成員個個都是采購高手。他們幹脆開玩笑，稱自己是advance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購組）。他們老是打聽北京哪裏購物最好，禮賓司總是推薦北京友誼商店，這是當時北京為數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賓先遣隊很快有了個口頭禪，“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麽又是友誼商店？）”“北京除了友誼商店還有其他商店嗎？”他們好幾次問我。
時間飛逝。20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可以說，在現代化的進程上，中國已經大步地走在泰國、菲律賓這樣的國家之前了。我後來訪問泰國不下10次，泰國和中國的差距逐步顯現，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顯拉大。2006年泰國的軍事政變又給該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國還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國學習，例如，泰國航空公司的服務質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還訪問了菲律賓，我看到馬尼拉的棚戶區居然延綿不斷，如果光從外表看，馬尼拉的城市面貌，與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過去這20多年裏，菲律賓不停地搞政治，所謂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換了5位總統，經歷了不可悉數的各種兵變，而整個菲律賓的經濟過去20多年增長有限，人民生活鮮有改善。
當然北京的發展也有些太快了。這個中國傳統的經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該失去的特色。這種損失會随着時間的推移，随着人們文化水準的不斷提高，越發讓人感到遺憾。這似乎也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我們過去30年發展模式的成就及其問題。
但是，持平地說，無論我們的發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問題，在過去的30年裏，中國致力于改革開放，致力于現代化建設，整個中國的面貌已經發生了令人嘆為觀止的變化。比方說，消除貧困在國際上歷來是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但中國僅用了短短近20年的時間，使得數億人脫貧，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提前實現聯合國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發展目标”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雖然還是比較低水平的脫貧，但你只要去任何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看一看，大部分國家在過去30年裏，政治動蕩，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沒有下降就不錯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國崛起
實際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國崛起”這四個字，國際社會似乎已普遍接受了這個概念，而且從我的觀察來看，大部分使用這個概念的人對中國并無惡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國際上還有争論。但對中國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識。
置身國外時，對此感受尤深。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我1983年訪問泰國的時候，泰國還鮮有來自中國的客人。我下榻的飯店經理用懷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來自‘紅色中國’？”我離開之時，他說：“請向鄧小平總統問好。”而今天，中國游客已成為泰國最大的客源。15年前我到臺灣訪問，在臺南市中心一家餐館吃小火鍋，老板娘聽說我來自中國大陸，驚訝得盤子幾乎掉在地上：“你跟我們長得一樣啊？”而今天，臺灣很多出租車司機都會說：“聽說大陸進步很快呀。”實際上，整個中國周邊的地區，從朝鮮，到韓國，到泰國，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亞，幾乎一夜之間，中國游客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客源，随之而來的就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幣幾乎都可以兌換了。
在歐洲，“中國熱”也一直持續着。除了商店裏有很多中國制造的産品外，帶有中國文化元素的東西，從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經》都很受歡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華人職員。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現在每周有77個航班直飛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上座率近百分之百。從布魯塞爾到巴塞羅那，從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從巴黎到倫敦，與中國崛起有關的讨論會一場接一場，讓人應接不暇。不久前，參加了在裏斯本舉行的中歐論壇分組讨論會，葡萄牙總統致詞強調：“歐中關系的前景無比廣闊。”
拉美情況也類似。巴拿馬和中國還沒有外交關系，但我到巴拿馬參觀聞名世界的巴拿馬運河，運河管理局的經理一聽我來自中國，便為我一人單獨介紹了半天這條運河的歷史和今天，最後說：“我們早該和中國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計程車司機問我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說“中國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誇張口氣說：“中國人來了，我們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訪問過中國的學者對我說：“20年前，上海比不上聖保羅，現在聖保羅比上海落後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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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發展中國家講學，每當提起中國經濟30年內增加了18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實現了聯合國2015年極端貧困人口減半的“千年發展目标”，聽衆甚至會自發鼓起掌來。正因為這樣，今天的非洲也特別關注中國。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員對我說：“我們歡迎中國的投資，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亞的第二大城市阿魯沙，旅店經理與我開玩笑：“只要中國人每人捐給我們一分錢，我們國家就現代化了。”在約翰內斯堡，一位黑人教授對我坦言：“非洲很難重複中國奇跡，因為上層沒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下層缺少中國人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一次在內羅畢談中國發展模式，一位聽衆問：“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産品質量不怎麽好，這是什麽原因？”沒等我回答，會議主持人、肯雅塔大學的校長就說：“過去日本産品的質量也很差，中國很快就會趕上來的。”講座結束，我坐上計程車回旅館，司機聽說我來自中國，對我說：“中國貨質量還不錯，但中國人建的路更好，車開上去真舒服。”
對于中國的崛起，除了贊譽之外，也有不少擔心、疑慮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蘭做訪問教授，一位當地學者私下對我說：“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國人：中國人來了，把經營不下去的雜貨店和餐館都買下，然後開意大利餐館，賣比薩餅和面點，比我們意大利人做得還好，還便宜，再加上偷稅漏稅，我們怎麽競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後來都出現過針對華人的騷亂。
有一次我去巴塞羅那開一個讨論中歐關系的學術會議，見到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他對我說：“我們歐洲人心裏真是有點害怕中國，不是擔心你們要打仗，而是擔心這麽一個問題：除了需要人與人直接接觸的服務外，在幾乎所有其他的領域，中國最終都可能成為我們的競争對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這樣的感覺：随着中國在非洲影響的迅速擴大，不少當地人開始抱怨中國産品損害了非洲的民族工業，抱怨中國人不與當地居民接觸。
在日內瓦舉行的一次讨論亞歐經濟制度比較的研讨會上，一位丹麥學者甚至提醒“歐洲經濟要當心‘中國化’”。他說：“你看，歐洲現在90％以上的企業都是小公司，現在很多小公司的經營方式越來越不規範：不開發票，非法雇用東歐工人，節假日也幹活。”另一位學者則持異議：“這是歐盟擴大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競争使然。中國的企業倒是在從不規範走向規範，否則中國不可能吸引到這麽多的外國直接投資，而歐洲企業則需盡快擺脫許多不合時宜的規範，否則歐洲将失去國際競争力。”
美國人對中國崛起的心情更是複雜。我前年到紐約出差，住在曼哈頓上東區的一所公寓裏。臨走時，我的美國房東老太太以略微猶豫的口氣問我：“現在我們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訴我：中國和美國之間以後會不會打仗？”老太太在朝鮮戰争時期是美軍護士，畢竟是過來人，知道中美交惡對雙方帶來的代價。美國近期的民意測驗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公衆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發展互利合作的關系。但一位美國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私下對我說，美國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國的崛起已勢不可當，但另一方面，又總覺得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一個“共産黨國家”竟然會成功，竟然要與美國平起平坐。與歐洲相比，美國的宗教勢力影響更大，意識形态色彩更濃，這也影響了很多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判斷。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衆多，但對中國前景誤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先是預測鄧小平百年之後中國要大亂，後又預測中國會像蘇聯一樣解體。有一個叫章家敦的美籍華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将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将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0年之後，非但沒有崩潰，而且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經濟總量翻了兩番，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不久前，在巴黎一個中國問題研讨會上，一位學者不經意地提到了章家敦的名字，會場發出一陣笑聲，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笑柄。當然，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識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國的崩潰，那也沒有辦法，就讓他們去吧。
很久以來，中國總是對發達國家說：我們人均收入比你們低很多，趕上你們還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這麽看。他們說：你們人民幣的彙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你們沿海發達地區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你們的發達地區就有3億多人口，總體上已經接近南歐發達國家的水平。你們內地的發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種良性互動。西方持續不退的“中國熱”很大程度上與這種研判有關。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國知道自己面臨的各種嚴峻任務：遏制和消除腐敗，縮小貧富差距，建立社保體系，推動生态文明，推進法制建設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國的長治久安，等等。中華民族的全面複興還需要全體國人今後幾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們不會為國際社會的種種贊揚而忘乎所以，也不會為任何暫時的挫折而垂頭喪氣。中國迄今所取得的成績還只是初步的，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笑在最後才笑得最好。這種清醒姿态的背後是一種新的民族自信心：通過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路徑。不管我們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而且處理各種問題的資源和回旋餘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可以冷靜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繼續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上推進這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現代化事業。
三、中國崛起的意義
中國崛起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它首先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質的變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勢頭已經不可阻擋。從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社會的主要變遷大都局限在上層結構。占中國社會人口大部分的農村還是處于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甚至到了1978年，我們的社會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一種自然經濟。農民日耕夜作，勉強糊口。工業基礎已經形成，但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沒有活力。1949年以前還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經濟也給取消了，計劃和票證控制了社會每一個細胞，社會流動性極低，也沒有外貿和國際市場的概念。除了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外，社會節奏發展相當緩慢。中國過去許多的仁人志士致力于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态，現在，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已經徹底打破了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格局，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已完成了從一個封閉的農業社會轉向一個開放的工業和商業社會的過程，并幾乎和西方同步地轉向信息社會。工業社會、商業社會、信息社會已經成了中國今天社會的主要特征。這種新的結構性的變革已經産生了對法治社會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內需，産生了對适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真正內需。
我走過的大部分國家是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情況往往和我們相反：社會底層還是一個中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社會生産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主導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實際上這些國家的內部并沒有産生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內需，但是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這些社會的上層結構卻形成了一種後現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結構，其結果就是整個國家上下結構完全脫節。社會上犯罪率不斷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險，晚上沒人敢上街，但議會裏卻在讨論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老百姓為每日的柴米油鹽而掙紮，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連把藥品發到基層的能力都沒有，而各種政黨卻忙于争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部落主義、宗派主義或民粹主義之實，結果往往是國家持續動蕩、政府無力整合社會、經濟與民生凋敝，甚至導致內戰和國家分裂。這個問題在非洲特別突出。
中國結構性的變化也體現在國家財力的增強，這為我們今天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和回旋餘地。你去發展中國家訪問，如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老撾、緬甸、尼日利亞、肯尼亞，會發現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現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馬路上的路燈少，有路燈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陰溝污水四濺，但幾乎沒人管這些事。這實際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軟和財力不足。要麽是經濟落後，沒有多少稅可以收；要麽是政府能力弱，稅收不上來；要麽是貪官污吏截流了財稅收入。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幹脆主要依賴有限的外援，國庫空空又導致了官員和軍隊的極端腐敗、基礎設施缺乏、公共服務非常有限，甚至連郵局、醫院都處在半倒閉狀态。
與此相反，西方國家雖然講民主，但中央和各級政府的稅收從不馬虎。以法國為例，付稅日超過一天，就多收你10％，一點通融的餘地都沒有。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過，中國歷史上，好像皇權無限，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經濟基礎是無數自耕農，農業稅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過去這30年，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出現了質的飛躍。2011年，中央財政收入已突破10萬億元。鄧小平1984年曾說，到了2000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到了1萬億美元，我們可以做這個做那個，而我們現在光是外彙儲備就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鄧小平生前反複強調綜合國力，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就是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中國比較充裕的財力使我們能夠比較從容地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過去10年突飛猛進，就和國家財力有關，整個世界都為之驚嘆。我們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進去，但現在中國高速公路的總裏程數已居世界第二。我們的高鐵從無到有，迅猛發展，其規模和速度已穩居世界第一。這一切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在中國，随着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人們心理的變化，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另外一個重要特征。中國近代史上的變革往往局限在社會的精英階層，大衆心理則變化不大。但現在不一樣，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要發展，要掙錢，要自我實現，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機會。當然，當一個社會處在這種快速變革的時候，也會凸顯各種不安和矛盾，很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同時，又帶有青春期的風險。但是從歷史發展的長期合理性角度來看，恐怕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我自己出去訪問，很注意觀察街上無所事事的人是多還是少，并以此作為判斷一個國家發展的潛力和勢頭的重要指标。你去約翰內斯堡、去開羅、去阿爾及爾、去金邊，可以看到游手好閑的人很多，說明這些國家失業問題嚴重。去孟買這個被稱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會感到無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幾倍。僅此一點，你就可以得出結論：孟買要趕上上海，談何容易。
我20多年前第一次訪問瑞士，感覺到瑞士生活的快節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們急促的腳步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時國內還比較優哉游哉。現在相反了，中國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國家，特別在沿海城市，生活節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快。當然物極必反，國內現在也開始讨論放慢生活節奏的問題。這是一個現代化和後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中國人最終也一定會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但是從一個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來看，生活節奏加快，恐怕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必經階段。
這一點也反映在中國手機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覺沒有一個國家使用手機的人比中國多。當然這不一定是好事。歐洲很多人說，手機是一種新的公害，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從一個歷史發展的大角度來看，這個事實反映了中國人的橫向聯系前所未有地增加。法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杜爾凱姆認為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最大差別就是，傳統社會是縱向聯系為主，現代社會是橫向聯系為主，因為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社會生活日益豐富，一個社會就這樣由傳統的縱向的“機械凝聚”轉為現代的橫向的“有機凝聚”。一旦“有機凝聚”基本形成，現代化進程便勢不可擋。
這種橫向聯系也把中國和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國經濟已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中國離不開這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回想起來，當人們還普遍認為中國的開放只是對發達國家開放的時候，鄧小平就反複強調：中國的開放是對全世界的，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這是極富戰略眼光的大思路，為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創造了大量的發展機會，我2006年夏天去貧窮的科索沃訪問，在一個人口只有200來人的小鎮，看到兩三個商人滿頭大汗地從卡車上卸下中國生産的鞋子和百貨産品。科索沃國家電視臺的負責人對我說：沒有中國産品，我們無法想像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樣生活。
英國一位學者曾這樣對我概括中國因素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凡是中國能大量生産的，你就要盡快回避，否則是自掘墳墓。凡是中國不能大量生産的，你就要拼命生産，那才無往不勝。這種頗為誇張的說法倒是勾畫出了中國崛起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大量機會和挑戰。當然最好再補充一句：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機會多于挑戰。
一位歐洲學者曾問我怎麽看待美國推動的世界民主國家聯盟，我坦率地說：關鍵是沒有中國的合作，這個聯盟什麽國際問題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從反恐鬥争到全球環境治理，從化解朝核危機到處理伊朗核問題，從多哈新一輪貿易談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穩定，都需要中國的合作。把中國看作敵人，只會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我還補充了一句：“中國崛起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拒絕意識形态挂帥，把所有國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潛在的朋友。美國難道就不能從這種智慧中得到一點啓發嗎？”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就極為贊賞這一點，他最近說：“如果世界所有國家、所有勢力集團都能像中國這樣小心謹慎，那世界就會太平一些。”這是智者之言。
中國神話般的崛起，背後确實有很多智慧。中國的崛起不只是經濟總量、外貿總量、外彙儲備總量、國民生産總值、高速公路總裏程等，而且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模式及其背後的指導思想。這個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還衍生出不少問題，我們自己在國內抱怨這個、抱怨那個（其實別國老百姓抱怨不比我們少），就說明這個問題；但是與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推行的“結構調整方案”和美國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中國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崛起實際上也是中國軟實力的崛起。西方的軟實力迄今為止并沒有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一系列嚴峻問題，如極端貧困、不同文明沖突、恐怖主義威脅等。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不僅使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了，而且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展現了中國增長中的軟實力，這一切對發展中國家會有啓迪，對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對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也會有幫助。
四、印度：能趕上中國嗎？
談中國崛起，有國際比較才有說服力，而國際比較中最有意義的大概就是中國和印度的比較，因為中印兩國都是人口大國，起點比較相近。中國有13億人口，印度是12億人口。新中國成立于1949年，印度獨立于1947年。當時兩個國家都很窮，但印度情況比中國略好一些，因為中國連續經歷了數十年的動蕩戰亂，印度則相對穩定。兩個國家過去幾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個多世紀過去，中印兩國差別巨大。從世界銀行等機構公布的2010年的統計數字看，印度和中國的差別大致可以概括為2、4、6、10、20和不可比。
2就是中國的糧食産量是印度的2倍，盡管中國的可耕地少于印度。中國的網民數量是印度的2.5倍。
4就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外貿總額、原油産量、發電量等大約是印度的4倍。
6就是中國的外彙儲備、鋼産量、電視機數量等大約是印度的6倍，而艾滋病人數低印度6倍。
10就是中國吸引外資額大約是印度的10倍，中國的人均壽命也高印度10歲。
20就是中國吸引的境外游客的數量約為印度的20倍。
不可比就是兩國在高鐵、高速公路、奧運會獎牌總數、婦女地位、貧民窟狀況等方面，兩個國家無法比，中國的情況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這些還只是數字上的差異，如果你去印度實地訪問，你可能會感覺這個差距更大。你可以駕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會少于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此外，印度的腐敗程度也高于中國，環境污染也比中國嚴重。西方總覺得“民主”的印度應該超過“不民主”的中國，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要趕上中國，還真不容易。
當年英國首相丘吉爾根本不相信在印度這麽一個落後的地方能搞民主，但今天這個制度在印度已經穩定下來，大部分印度人也認可和接受了這個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個制度是成功的。但是一個社會的經濟、文化、教育水準和傳統的力量就像一把鋼矩鐵尺，無情地決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品質。印度無論從什麽角度來看，都還是一個相當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其民主制度的品質不高。以我之觀察，印度的政治制度難以創造現代化建設所需的一些基本條件，如社會平等、土地改革和婦女解放。沒有這些基本條件的實現，印度是無法趕上中國的。
在社會平等問題上，印度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種姓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未能在人的思想層面和社會生活層面真正廢棄這種嚴重違反人權的制度。在印度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種姓制度依然我行我素。印度獨立都60多年了，但你去印度農村的小學教室看一看：高種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課本念，有小石板寫字；低種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沒有課本，沒有石板。為什麽政府不能廢除種姓歧視呢？我得到的答複是：法律上是廢除了，但這裏的校長、教員和學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都覺得這樣做很自然，并不別扭，低種姓的孩子自己也覺得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教裏，賤民信徒去上香，都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廟宇的外面，不能進入廟宇。
印度也有不少致力于廢除種姓制度的非政府組織，他們自己辦學，平等對待不同種姓的孩子，精神可嘉，但這些工作只能是杯水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