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最不壞的模式？ (1)
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中國模式，雖不完美，但關鍵的幾步走對了，與那些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還真是不錯。
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和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內部克服各種困難，并使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這就是中國奇跡。
一、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
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改革開放從1978年底開始，回頭看來，如果不是鄧小平這位強勢領導人的主張和堅持，中國本來也可能選擇不同的路徑。我想到了以下四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種就是“極左模式”：不改革開放，全面肯定和延續過去的“以階級鬥争為綱”，“政治挂帥”，“抓革命、促生産”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兩個凡是”的人基本上是這種思路。如果當時中國走這條路的話，中國的結局恐怕不會比我國北方的那個鄰國好。
第二種選擇是“極右模式”，走一條全盤西化，用一個親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記得19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在大學裏演講，總能贏得一片喝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口一個總理”，下面一片掌聲。連“最好讓西方把中國殖民一段時間”的觀點，支持者也不少。關于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實效如何，我可以簡單談一談菲律賓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西化比那裏更徹底了：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幾乎完全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和憲政确立了100來年了，雖然其間有日本占領時期和10來年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統治，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可是這個國家卻長期陷于政治動蕩，一個曾經在東亞僅次于日本的強國，一個美國樹立起來的“民主櫥窗”，卻由盛轉衰，經濟發展遠遠落後于四小龍，又很快地被中國超過。
我是2005年夏天訪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貧民窟。菲律賓全國3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現在每十個菲律賓人中就有一個背井離鄉，在海外打工，總計約800萬人，使菲傭成為菲律賓整個國家的名片。菲傭的彙款也成了菲律賓外彙收入的主要來源。菲律賓的機場都設有為勞務輸出人員開辟的專門通道。
因為我過去曾在北京接待過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問馬尼拉大學的一位教授，現在的菲律賓和馬科斯的時候比怎麽樣？她坦率地說：“現在更糟。什麽人民力量都改變不了菲律賓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控制整個菲律賓政治的現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過自己的財力和人脈，影響菲律賓的各級政府。”她還談了這麽一個觀點：“過去是馬科斯家族和他的親信腐敗，他們貪夠了之後，倒也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現在是換一個政府，就是新一輪貪污的開始。你怎麽辦？老百姓怎麽能富裕起來？”
菲律賓人現在說，菲律賓民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gun）、錢（gold）和暴徒（goons）。我的導游對我說：“過去馬科斯政權的時候，只有馬科斯和他的親信可以這樣，現在恢複民主了，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情況比馬科斯的時候還要糟。馬科斯一倒臺，表面上看是民主勝利了，實際上，這三個g開始普及了。”我問他為什麽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麽多謀殺，從1986年至今，已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他說：“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政府連槍支都管不住，現在有40多萬槍支散落在民間。”他讓我出門也要當心。最後與我分手時，他說：“這個國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輪，船上的人都想離開。”
馬尼拉雖然破破爛爛，但也充滿活力，汽車大都抹得花花綠綠。2004年，這個國家曾創造過5 327對情侶同時在首都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紀錄。只有這樣一個熱情洋溢的民族才會把一個電影明星埃斯特拉達選上來當總統，然後又把他投入監獄，判終身監禁，最後阿羅約總統又把他特赦出來。不久前，剛下臺的阿羅約總統因腐敗指控被軟禁在醫院等候審判，也許不久之後這位前領導人也會入獄，然後再被特赦。真不知菲律賓哪年哪月才能擺脫這種內鬥如兒戲的“游戲民主”。
類似菲律賓這樣“全盤西化”的國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其最大特征是：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中世紀的，上層建築是後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于動蕩之中。老百姓在為基本生存而奮鬥，社會失業率和犯罪率節節升高，國會裏面在不着邊際地讨論向“文明國家”學習，一會兒“修憲”，一會兒“廢除死刑”。菲律賓在2006年也廢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兩種“極左”和“極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後，剩下的還有兩種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稱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堅持原來的體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鬧的改革。古巴堅持計劃經濟，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很有影響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思路頗有共通之處。2005年8月，我到古巴訪問了10天，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對于古巴，我是心懷某種敬意的，因為這麽一個才1 1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勇氣向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多年。還有傳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羅，我在歐洲近距離見過他兩次，确實充滿了個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古巴給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兩句話來總結，那就是：古巴的經濟太困難了，人民的生活太艱苦了。我對自己說，如果中國當時沒有能夠勇敢地走向市場經濟，接受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今天的狀況可能不會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巴哈馬首都拿騷起飛去哈瓦那的，這也是我百國之行所乘過的最舊的飛機，前蘇聯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槳飛機，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歷史。艙內40多度的高溫，但所有的空調都失效，一個小時的飛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機上的乘務人員也是毫無笑容。飛機一起飛，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艙門全被震開，其中一個手提包還掉了下來，幸好沒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緊張。只有一個美國小夥子，一手摟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邊放聲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對此有一種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嚴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無奈。
哈瓦那主要商業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裝店的櫥窗就是幾件白襯衫，藥房出售的，包括紅藥水、紫藥水在內，大概只有二三十種藥。市場供應給人的感覺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間還要蕭條很多。我的房東告訴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實行配給供應。面粉、豬肉、雞蛋，甚至食用糖，都憑證供應。牛肉是國家專營，私人買不到，只供應給涉外的飯店和餐館。街上的車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舊車，所以滿城都飄散着汽車尾氣的味道。車太舊了，所以抛錨的很多，在路邊開着車蓋修車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還有用卡車車頭拖着公共汽車車身行駛的改裝車輛。據說中國制造的新型大客車已于去年運抵古巴，立即成了整個古巴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非常之嚴。手機受到嚴格管制，鮮有人使用。上網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個我等了半小時還沒有輪到我的網吧外，幾乎只有涉外飯店才能上網，每20分鐘收3個新比索，約等于30塊人民幣。價貴還不說，上網速度非常之慢，打開電子郵件，十幾分鐘就過去了。只有4個電視頻道：1個新聞臺，播送的大都是枯燥無比的會議；1個文藝臺，播送一些不錯的歐美經典故事片；2個教育臺，傳授數理化、醫學和文化方面的知識，優點是沒有商業廣告的打擾。報紙雜志很少，《格拉瑪報》（Granma）是黨報，8個版面的小開本，都是口號和會議新聞，書店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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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往往把古巴的問題歸結為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們認為，人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說，榨糖，為什麽要憑證供應，因為糖價太低，糖農沒有積極性。中國飯店的一位老板說得更痛快，什麽禁運，主要還是自己禁運自己。企業一點進出口權都沒有。看到有人賺了一點錢，政府就開始緊張，要征你稅，最後搞得大家普遍貧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嘗試開放農民自由市場、物價改革、工資改革和外貿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現了投機倒把、貧富不均等問題，古巴政府就從1986年到1989年進行了“糾偏運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反對權力下放，使得經濟又回到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的狀态。我曾好奇地在路邊一個只有兩個理發師的小店理了個發，但一打聽，這小店也是國營的，離下班時間還有一刻鐘，兩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邊等着的人就對不起了。
與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覺到卡斯特羅仍然深孚衆望，但同時人心思變，他們大多數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羅之後古巴會倒向美國，而是對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懷有濃厚的興趣。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也多次表示要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并在一些方面已經開始了行動，如通過了更加開放的農業政策，允許古巴市民購買手機、電腦，準許房屋買賣等，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走出計劃經濟的老路，沒有大刀闊斧地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而只對舊的體制修修補補的話，中國恐怕也很難告別古巴今天這種短缺經濟的狀況。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點，經濟盡管如此困難，但還是實現了全民醫療低保。古巴的嬰兒死亡率據說低于美國。計劃配給供應，顯然保證了人民的最低消費和營養，所以看上去沒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那種很多人營養不良的狀況。古巴現在還為一些中南美洲國家的窮人提供醫療幫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窮人也到古巴來看病。比較起來，我想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大增，一年已有10萬億的財稅收入，我們在社保方面可以做得比古巴更好。
講到古巴，還有兩件使我深有感觸的見聞：一是在哈瓦那城東一街口矗立着一座為古巴獨立而犧牲的華人烈士紀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獨立戰争英雄蒂格沙達将軍盛贊古巴華人的兩句話：“沒有一個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華人是叛徒。”對一個民族的贊揚，這大概是最高級了。在19世紀下半葉的時候，華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紀古巴獨立戰争中，數千名華人投入獨立運動，有數支全由華人組成的部隊，英勇善戰，不屈不撓，揚名古巴。這個紀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華人深感自豪。當年為古巴獨立而長眠在異國他鄉的同胞們，永遠值得我們後人追念。古巴這個民族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一個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還看到正對着唐人街口的一棟大樓，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體字，但早已人去樓空。華人協會70多歲的陶先生告訴我，這些都是我們同胞的財産呀。這些華人業主當時都屬于古巴的富裕階層，古巴革命之後，逃避他鄉，這些財産也就給政府充公了。他說：現在華人門可羅雀，大概只有200來人了，都老了。他還說，哈瓦那曾經是美洲最繁華的城市，“那個時候還沒有拉斯維加斯，美國人周末都到這裏來吃喝嫖賭。許多富人都在這兒買了房子，吃喝玩樂”。看着哈瓦那海邊大片的現已年久失修的豪華別墅，你就可以想像當年那些富人生活的奢侈，但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倉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華人，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導致動亂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則是艱巨的、複雜的、耗費時日的。古巴人民在發展的道路上還在探索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我相信古巴人民也最終會找到這樣一條道路。
至于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曾引來我們國內很多人的羨慕和贊揚。經歷過“文革”等無休止的政治動蕩的中國民間，特別是知識界，真誠渴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因為我們政治制度中的問題确實不少。
比較一下中蘇兩國在改革戰略上的差別，中國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條“穩健的改革道路”。如果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這個道路也許可以概括為：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這也可以稱為“經濟改革優先的模式”。這個模式産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總體上利大于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18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爾巴喬夫則是以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麽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改革的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随着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訪問蘇聯的，當時就感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蘇聯經濟非常困難，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古姆商場，漂亮的俄羅斯傳統拱頂商廈內，買什麽都要排長隊，在皮鞋和大衣的櫃臺，只有一兩種式樣，排隊總有100來人，而且需要護照才能買。莫斯科的天氣比我預期的要冷，我想買一件風衣，随即開始體驗蘇聯式排隊，一個小時後輪到了我，一個服務态度非常粗魯的女營業員告訴我，僅有護照不行，還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證明，我只能作罷。中午又步行了一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餐館少，都排着長隊，營業時間又短。
俄羅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樂。我路過一家電視機商店，裏面都是俄羅斯自己生産的笨重的黑白電視機，我好奇地進去望望，陪我的蘇聯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說：“你可千萬別買這家夥，它說不定會爆炸。我們這兒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電視機是專門為蘇聯的敵人生産的’。”
激進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産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随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尋開心。一個俄羅斯漢學家對我說了這麽一個笑話，有個人發誓要去克裏姆林宮把戈爾巴喬夫給殺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槍便上路了，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人家問：怎麽回來了？他說，要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排着長隊，我等不及了，只能回來。
我記得1993年“休克療法”的策劃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教授曾來日內瓦大學做講座。在場的一位俄羅斯知名學者、前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爾巴托夫，突然站起來提問。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質問薩克斯：“我的祖國已經解體了，你高興嗎？”說完拂袖而去。薩克斯一臉錯愕。他退場後，薩克斯說：“不是我們的方案設計不好，而是剛才提問的那麽一批共産黨的老朽在阻礙我們的改革，使得我們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們更要問的是：改革方案的設計怎麽能不考慮到各種反對因素呢？
實際上關鍵還是這些美國學者不懂得俄羅斯的國情，亂開藥方，而蘇聯從普通的公衆到政治精英當時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國，全盤接受了西方政治話語，結果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衆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1％。一位俄羅斯朋友最近對我說：“90年代那些年，對俄羅斯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麽今天的俄羅斯人對美國這麽反感，對普京這麽支持。”
綜合比較中國過去30年可能出現的不同模式選擇，我的結論是：我們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确實比“極左”和“極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要好。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通過30多年的奮鬥，經濟迅速增長，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而這些統計還是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的。西方人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認中國這些成就的已經為數不多了。如果說我們從大約300年前開始落後于西方，那現在确實是趕上來了。
二、從丘吉爾的名言說起
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和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自己內部消化所有伴随現代化而來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穩定，并使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中國究竟怎麽做到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過兩本英文專著探讨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評論，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國有影響的《新觀點》季刊把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茨、亨廷頓等人的文章編在一起，出版了一個探讨全球化有關問題的專刊。其實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麽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為什麽西方自己的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收效甚微，而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卻能夠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時間不過是歷史的彈指一揮間，中國卻發生了巨變，整個世界為之驚訝，稱之為“中國奇跡”，我們的經濟總量增加了18倍，我們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但奇跡也伴随着問題，引來了争議，甚至非議。至此，我想起了英國大政治家丘吉爾在1940年代評論西方民主制度時說過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別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與其他制度相比較，民主制度盡管有很多問題，仍然是最不壞的制度。但丘吉爾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說這番話的。他本人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比方說，他堅決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現在丘吉爾的這句話，已被不少人抽離了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文化條件，變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聖旨，甚至導致了民主原教旨主義，結果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不少麻煩。丘吉爾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話，看到世界上這麽多諸如菲律賓、海地、伊拉克這樣的劣質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還有4.2億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不知他老先生會有什麽感受，但這是後話。
我這裏只想套用丘吉爾的句式說這麽一句話：中國發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問題和抱怨為證），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別的模式似乎還沒有中國模式好，也就是說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可能屬于最不壞的發展模式。當然，我把中國模式看做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也就是說，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還沒有比東亞（“四小龍”+中國）模式更好的模式。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實行趕超戰略，雖然也出現過各種嚴峻的問題甚至危機，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其他模式還無法比拟。與“四小龍”相比，中國又同時完成了現代化事業起飛和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還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具有“四小龍”所無法比拟的規模效應，中國發展模式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自然也更為深遠。
中國發展模式雖然衍生出不少問題，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別是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中國模式還真是不錯。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艾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海嘯，使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10到20年。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攤上了這三個馊主意中的任何一個，後果将不堪設想。多虧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災難。
三、東亞模式之争
“東亞模式”是有争議的，這裏首先要對“東亞模式”這個概念作個界定。我這裏講的東亞模式指的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在相似的歷史、文化（尤指儒家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實行趕超戰略，迅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內的泛義的“東亞模式”，因為那些國家我也都訪問過，他們雖然想學“四小龍”，但我的感覺是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四小龍”的現代化水準。我講的“東亞模式”也不含現代化後期的韓國和臺灣地區（他們後來轉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這條路走得并不順當）。
在經濟發展早期，韓國、新加坡、臺灣的政府當局對經濟進行直接幹預，經濟起飛後，又逐步轉為間接幹預，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則表現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引資政策，補貼公共商品供給，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東亞模式盡管自身有不少弱點，但其總體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四小龍”是戰後世界上惟一從第三世界的起點出發，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的社會。
東亞模式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備受争議，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說，一夜之間，我們過去20年的發展努力付之東流。在對亞洲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中，美國學者和國內不少學者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說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府主導經濟，引起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缺乏權力監督，錢權交易腐敗，最終成為泡沫經濟。中國也出現了不少類似的問題，需要注意提防和解決，特別要注意從制度上來解決，千萬不要等到一發而不可收的時候才解決，那就太晚了。
但這裏要作一個區分：第一，上述這些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于我所講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遠遠沒有達到質的飛躍。這些國家政府幹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都遠不如“四小龍”的水平，後來又盲目跟進美國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第二，東亞很多學者則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說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金融投機大鱷興風作浪，大發橫財，這個過程本身也不乏諸多腐敗因素。我認為“權貴資本主義”和“賭場資本主義”（東亞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過早地開放、金融領域過早地自由化、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體系等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了這場危機。蒼蠅不叮沒有縫的雞蛋，蒼蠅和雞蛋上的縫都是危機的原因。我們在譴責和提防“權貴資本主義”的同時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遏制“賭場資本主義”，否則國際經濟還會出現大問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海嘯，重創了美國自己并禍害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例子。
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曾說過這個危機“是對實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懲罰”，不知他現在對這場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發生在美國這麽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該如何解釋？為了證明西方模式是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還大膽地比較了博茨瓦納和新加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實行強勢政府的東亞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他在《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一文中是這麽說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作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确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回避從博茨瓦納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
阿瑪蒂亞·森錯了。筆者去過新加坡，也去過博茨瓦納，兩個國家有天壤之別。博茨瓦納雖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沒有出現大亂子，礦産資源比新加坡多一萬倍，但博茨瓦納離現代化的目标還十分遙遠，47％的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博茨瓦納公共衛生政策失敗，導致艾滋病泛濫，人均壽命一度低于40歲，現在也才50來歲。在聯合國開發署2011年的人類發展指數上，新加坡排名26位，博茨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