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最不壞的模式？ (2)
納排名118位。真不知道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怎麽會犯如此常識性的錯誤。這也告誡我們，一定要相信“實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論權威所迷惑，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阿瑪蒂亞·森的經濟學理論，但他關于民主的研究确實漏洞很多，經不起推敲。
在東亞及中國模式中，香港地區、新加坡、中國，或者說那些沒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倒是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臺灣地區80年代中期開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機時執政的還是國民黨的團隊。臺灣陸委會原主委蘇起曾對我說過，臺灣國民黨的文官系統，至今為止沒有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是腐敗的，而黨的系統後來腐敗了。換言之，臺灣在一個稱職的文官精英政府領導下，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換成後來搞民粹主義的民進黨政府，8年換6個“行政院長”，是否還能夠抵禦這樣一場危機，恐怕就難說了。
另外一個實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韓國。韓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确實可以追溯到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意志貸款給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大公司，但依我之見，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擡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90年代初又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知識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客們忙于黨争，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為金融危機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盡管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韓國在金融危機前已經實現了經濟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你只要比較一下韓國和坦桑尼亞：50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還高于韓國，但現在怎麽能比？兩個國家有天淵之別，原因就是韓國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而坦桑尼亞還是一個極其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有許多共同之處。
首先，中國也有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導向的政府。這個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對于實現現代化的共識，保證政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并在這種環境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開放。
其次，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采取了出口導向的政策，積極參與了全球化和國際競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國整體的經濟水平和綜合競争力，當然出口導向政策也有自己的代價。中國還有“四小龍”難以比拟的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得中國經濟也成為拉動推動亞太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火車頭。第三，中國也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
第四，中國也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
第五，中國也實現了某種産業結構的深層次變革：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商業經濟、服務經濟。
但中國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獨特的一面，這種獨特性來源于中國獨特的國情：（1）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而總體教育水準仍低于四小龍；（2）中國在實現現代化起飛的同時，還要完成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3）中國有長期動亂的歷史。可以說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要百倍于“四小龍”當時所面臨的挑戰，正因為如此，中國這30多年的成就來之不易，中國模式的成功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
四、中國模式：你的獨特之處
中國模式總體上是一種“穩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獨到之處：
首先，作為一個有長期動蕩歷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方面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30多年長時期、大跨度的持續發展，從而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并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過去20來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總人數的70％。如果沒有中國扶貧的成績，整個世界的扶貧事業将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态之中，其中8至9億人（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第三，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內進行試點，成功了再推廣到其他地方。這不是包醫百病的辦法，但确實大大減少了新措施可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癱瘓，也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僅抵禦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當地學者告訴我亞洲金融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像如果中國未能抵禦住金融危機，将是什麽後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不是砸碎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轉化，為現代化服務。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價值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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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确立了比較正确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後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啓迪。
第六，以開放的态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書中，我又把中國模式歸納為8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
中國模式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我們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的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內的政治改革相對滞後，導致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态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了廣泛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全面發展、更上一層樓的機遇。實際上，把危機轉化為機遇也一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點，而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也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經驗智慧。
有人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發展中國家采用蘇聯模式的沒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鮮有成功，這是我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的結論。以反腐敗為例，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這些與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腐敗程度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其實原因并不複雜，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腐敗分子幾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幟，通過賄選或民粹主義易如反掌地獲得實權，為自己的腐敗找到合法的保護傘。
而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轉型國家，劇烈的政治轉型導致了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全面癱瘓，結果腐敗就一發而不可收。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地區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敗問題卻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沒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成為亞洲反腐敗最成功的地方，他們的辦法就是建立法治社會，構建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制，其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借鑒。
我們今天遇到過的問題，歐洲歷史上也都遇到過。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腐敗之嚴重，令人發指。但是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這些國家卻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異教徒送到美洲，還能自己制訂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游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黑人奴隸和華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 000萬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 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還使中國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有這樣的精神財富和物質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工業革命前歐洲國家人均壽命不到30歲，以後就逐步增高，直至現在的近80歲。但是回想起來，當初這些國家如果因為各種社會問題，過不了工業革命這個坎，他們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發達國家的地位。中國現在就在過這個坎，不過就會功虧一篑。回想一下，鄧小平當年反複講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因為他預料到了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一定要過這個坎，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偉大的未來。這是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國際視野，歷史會證明鄧小平的選擇是正确的，中國的選擇是正确的。
五、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許多具體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後的思想，特別是“實事求是”、“和諧中道”、“循序漸進”、“标本兼治”、“和而不同”等，則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沿着這樣的思路，中國應該能夠沉着地應對，并最終有效地處理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這些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我們常說：中國硬件進步很大，軟件跟不上。這個說法，一般地講，筆者完全同意。我們的地鐵這麽新、這麽漂亮，但大家擁擠着上車，不排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市民素質還有待很大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細一想，中國的硬件進步這麽大，是不是也有我們自己軟件的一部分功勞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高速公路到機場港口，發展如此之迅速，難道不也有我們自己指導思想和相關決策的功勞嗎？推而廣之，我們為什麽能使4億多人擺脫貧困，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則有增無減呢？我們為什麽能夠抵制“休克療法”呢？我們為什麽能夠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呢？我們是如何克服SARS危機的？我們是如何較為順利地渡過了加入世貿組織的5年過渡期并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的？我們是如何衆志成城地應對2008年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的？我們是如何組織世界上最精彩難忘的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我們是如何在13億人口的國家裏迅速實現基本醫療保險，而美國還有近5 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功夫、舞龍、孔子學院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軟實力、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并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為有國際意義的軟實力，它必須能回應我們這個世界提出的諸多挑戰。當今世界面臨四大難題：第一是貧困與發展問題；第二是和平與戰争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問題；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以及包容的問題；第四是生态環保問題。西方模式能解決這些問題嗎？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不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容易。倒是中國模式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加劇了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對世界上千年的經濟發展規律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在這漫長的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富國和窮國的差距基本上為2:1，但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世界各地貧富差距擴大的進程大大加快了。根據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計算，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8至9億人還食不果腹。但即使是這樣，西方還是力求通過一切手段來鞏固自己已經得到的好處。在這種極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硬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在消除貧困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對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會有啓發。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提出的“互利雙贏”觀念，也廣受發展中國家的歡迎。
在戰争與和平的問題上，過去幾年中，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導致了世界更加動蕩不安，僅伊拉克戰争就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多少財産損失？多少平民流離失所？而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則有增無減。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國駐外的大使館都是最壁壘森嚴的，被重重屏障和警衛包圍着。美國盡管有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和最大的軍備開支，但美國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國人堅持“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張通過标本兼治與國際合作的方法來解決國際恐怖主義問題，這看來是更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沖突問題上，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遲遲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幾年前，丹麥畫家發表了嘲笑伊斯蘭教創傳者穆罕默德的漫畫，在伊斯蘭國家引起軒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伊斯蘭極端分子威脅要刺殺這位畫家，丹麥所有報紙決定重新刊登這幅漫畫，又引來了新一輪的文明對抗。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丹麥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但是在處理漫畫事件中，丹麥主流媒體還是無法脫離正面對抗、零和游戲的西方傳統。鑒于此，我們怎麽還能指望西方在處理其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上展現出更為開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Samuel Huntington）自己說得比較坦率，他說：“在多元的、多種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責任是保護自己利益，而不是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應為與西方沒有多少利益關系的民族排憂解難。”中國人講“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關聯、互相尊重、互相體讓、取長補短，這比亨廷頓的觀點要高明。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鮮有宗教戰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這種推己及人的思維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維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
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美國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卻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窮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最小，富國的責任最大，但全球變暖的最大受害者卻是窮國和窮人。就像當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廢除美國南方的奴隸制一樣，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變美國人浪費世界資源的消費習慣。歐洲也一樣，雖然環保意識空前高漲，能源消費也低于美國，但是要大部分歐洲人改變自己仍然是相當浪費的生活方式，談何容易。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現在做得還不盡如人意，但從我們的發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為有效的環保思路和方法。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一旦形成了廣泛的共識，我們解決問題的總體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這個軟實力用到環保事業上，也會産生全球性的影響。世界已驚訝地注意到在短短的幾年內中國已經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領域內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簡而言之，中國模式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在解決上述四個挑戰方面已經展現了自己的獨特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只會随着中國的崛起而增加。我在第五章中還将進一步探讨生态保護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過去要麽蘇聯模式，要麽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後，蘇聯模式随着蘇聯解體而退出歷史舞臺，西方主流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一條不歸路：全世界都将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戰後的情況表明世界事務要複雜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麽為什麽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則屢屢失敗，從菲律賓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國模式回應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權力把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有沒有權力從自己的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國情的制度安排？有沒有權力在實現各項人權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情況，分輕重緩急？有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并影響迄今為止西方思想占主導的主流價值體系？中國的經驗對此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這些回答也體現了中國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
中國模式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範式變化（paradigm shift），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清楚的新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将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對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未來的演變，産生深遠的影響。中國模式還會不斷完善，并給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