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中國：(2)
。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遠遠多于其他國家，中産階級的陣容也在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中國整體的發展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須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态，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複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複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卷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注意“不養懶漢”。歐洲高福利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待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結果整個經濟喪失了競争力。今天席卷歐洲的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表明這些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難以為繼。我們應該繼續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丢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最終只會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麽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裏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會儲蓄極少，與此有關。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萬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裏多了一只山羊，心裏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萬大叔說：“那就請你盡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麽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洩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于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并不好，導致了普遍貧困，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争、改革開放的道路，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産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志高擡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衆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作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複興作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衆，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短短幾周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中國的社會真正向前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環機制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的人均GDP早就超過了10 000美金，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采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這裏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系。以2006年為例，那一年浦東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将近300億是用于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系，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确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裏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裏，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裏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占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裏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裏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彙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對于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的多數時間裏，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系。
說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态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着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被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可以說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沒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産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制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于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争。1987年4月，坦桑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麽？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确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沖突和戰争。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戲規則，并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将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Advertisement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倍加珍惜。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并動态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并最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發達國家。
四、腐敗問題：國際視角的觀察
中國的腐敗情況引起國人的普遍反感和關心。對于腐敗問題，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斷，甚至倒退。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腐敗狀況大概在世界上處于什麽地位？中國的腐敗屬于什麽性質的腐敗？中國能不能基本解決腐敗問題？怎麽解決？
世界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組織《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地位放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蘭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菲律賓烏克蘭肯尼亞
2005年3 5 15 78 90 128 124 07 144
2011年4 5 12 75 95 143 129 152 154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這種地位并不光榮，肯定不能令國人自豪，但确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将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這個排列與我自己的實地觀察的結果也相當接近。我采用了一個自認為頗為獨特的視角，我觀察一個地方的出租車管理。在烏克蘭、俄羅斯，這些都嘗試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國家，出租車基本上由黑社會控制，你可以判斷這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機場，好幾個大漢子就圍上來，要你坐他的車，開出一個比你預期高兩倍的價，你找機場的出租車管理處，那裏的人會告訴你，就是這個價。你沒轍。只能找個看上去面善一點的司機，車上要麽沒有計價器，要麽有了也不用。實際上這還算不錯，基本沒有黑車搶劫的問題，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館，多付一點錢也就算了。
非洲就連這一點都不能保證了。破破爛爛的車居多，各種各樣招牌的出租車都沒有計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車搶劫的事情頻繁發生。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敗已經使政府和市場的基本功能癱瘓了。在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先通過熟人找車，或者找一兩個确實有口碑的公司，這一般也只有在發展程度相對比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尼亞等國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這樣的國家，新德裏的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用，司機随口給你報個價，你希望他用計價器，他就說，那麽，你還要加上空調費、行李費等等。這頗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的法律制度和實際執行情況差距頗大。這也多少反映了市場規範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尋租行為泛濫。坦率地說，從這些國家回來再坐上海的出租車，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奢侈了。如果說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個水平的話，我覺得中國的腐敗大致處在中級。
高腐敗是個什麽概念呢？這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沒有錢開路，什麽都辦不成。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尤為突出：你要辦出生證嗎？拿錢來。辦身份證嗎？拿錢來。辦護照嗎？拿錢來。你要見部長嗎？拿錢來。你要見總統嗎？拿錢來。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給擺平，任何超載，一塞錢就擺平了。你要辦駕駛執照嗎？駕駛學校先敲你一筆，駕駛教員也敲你一筆，考官再敲你一筆，最後你去取執照時，政府辦證部門再敲你一筆。西方非政府組織捐來的二手衣服，負責官員的夫人先挑選，把好的拿走，然後再放到親戚開的二手店去賣。我曾去斯威士蘭一個藥店看過，我問有阿司匹林麽？店員說給店長拿走了，實際上他拿去販賣了。
我還是以非洲的“高腐敗”為例子，談談與中國腐敗的差別，大概有這麽幾個差別：
一是中國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己工業革命的進程中，腐敗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敗國家內，經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沒有工業革命可言，但腐敗卻有增無減。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腐敗屬于新舊體制交換時出現的腐敗，因為新舊體制交換，漏洞很多，給人以可乘之機，但随着體制轉型和創新的進展，這一類腐敗可能會下降。
二是所謂“資源的詛咒”。在中國，人們聽說哪裏發現了新的資源，大家高興，說明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管理有信心，資源屬于全國人民。但和許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談中，他往往會告訴你，沒有資源倒好，因為沒有資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質，提高效率和競争力。世界上，資源少對一個國家來說，并不一定是壞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國家資源都不豐富。資源不豐富，往往會使一個國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資源開發，注意軟環境建設。
相反，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搞不好的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亞，本來還有農業，後來發現了石油，農業就廢棄了。石油開發了幾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錢被貪污了，存在外國銀行，國內的汽油還需進口。最近幾年，國際油價漲了好幾倍，但在尼日利亞，我碰到的人都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發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過評論非洲《東非報》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發現了石油，文章的題目是：“好像他們有了黃金還不夠糟糕，現在又發現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資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需要體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監督，不需要征稅，當然也沒有納稅人的監督。
第三，中國的貪官一般不敢公開炫耀，錢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過孩子和親朋好友轉移到國外，這固然非常惡劣，但非洲國家的許多貪官敢于公開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國，計程車司機對我講：“你看這個別墅是內務部長的，那邊兩棟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問他：“你們為什麽不把他繩之以法呢？”他說：“我不管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這樣做。”他還說：“我們的總統有兩個夫人，一個老的、兇的，一個年輕的、漂亮的。”我問他：“這樣做不是違法嗎？”他回答：“如果我是總統，我要四個。”
持平地說，不少國家的政治文化對腐敗行為和違法行為的寬容程度高于中國，甚至連印度、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這樣。從這點來講，中國治理腐敗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人民痛恨腐敗，我希望我們的百姓和媒體睜大眼睛，使貪官污吏無處藏身。
非洲國家對腐敗的容忍與非洲的部落主義有關。很多領導人當選後，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觀念根深蒂固。多數國家還沒有真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亞看到這樣一個情況：一個議員被反貪污委員會指控為貪污，反貪污委員會派了警察來抓他，但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地的居民都被動員起來，裏三層外三層地保護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後他馬上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政府裏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這個部族，結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奮，激動地呼喊各種口號。不管事情真僞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總有法子玩弄百姓于掌心之中。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啓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麽？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和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産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争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産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并最終導致腐敗程度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低腐敗”。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置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但這些國家幾乎都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麽一個過程。而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産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高腐敗”→“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争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沉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适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産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麽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低腐敗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産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着的人記憶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産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麽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于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裏，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以及非洲的許多國家就屬于這種情況。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麽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麽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缛節過多，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這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游客都碰到過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實現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臺灣和韓國後來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采取這種态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紮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治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争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裏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反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隐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嘯：1.5萬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産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産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鑽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疊，最後不得不尋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注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于這種“貨幣戰争”，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妨用“第二代腐敗”這個概念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差別，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第一代腐敗”是“不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回扣”、“走私”、“紅包”等，這有點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第二代腐敗”是比較隐蔽，比較“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道貌岸然的“游說”，選舉政治中的各種“政治獻金”和金融監督中的“選擇性忽略”、“監管套利”等，這有點像高科技戰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标，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是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金融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麽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将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嚴重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沖鋒的時候要沖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争是沒有的。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狼後怕虎，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裏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