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國：(1)

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就意味着天要塌下來，國将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只要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中國還是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只要我們沉着應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只要中國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目标。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着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沉着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将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目标。在今天關于中國崛起的讨論中，有三個不能回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态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并争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争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後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産階級壯大、向第三世界轉嫁危機等，問題得到了緩解。就中國而言，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确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确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願在此談談自己的觀察，并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裏約熱內盧、聖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尼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城市中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非常擁擠、肮髒、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牆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裏都有大量衣衫褴褛、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着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基貝拉（Kibera）的貧民窟。內羅畢50％的人口住在貧民窟。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 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裏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着标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50％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後再返回城市。為什麽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或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尼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于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錢返鄉。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7，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系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産的價值。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于一個農民，甚至對于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着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志于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才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标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标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這麽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于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褴褛、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國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 000萬到1 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 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雇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雇主奴隸般地幹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印度憲法明确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衆；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于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雇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之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采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麽否認，要麽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 5000個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裏，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的嚴重程度比中國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黑磚窯這類事件預示着天要塌下來了。這類事件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并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确定的現代化目标。

至于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我去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加納、肯尼亞、斯威士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30多年裏都蓋了磚房，許多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普及了，農村的網民數也早已過億。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着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消逝于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 000萬。僅于20世紀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争，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9個國家卷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1983年爆發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4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于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 500萬人，2005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斯威士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産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斯威士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壯年，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産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在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麽？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贊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标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才50來歲。盧旺達的公務員則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旺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40來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麽也在65歲以上啊。以我的觀察來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于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村，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标”：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要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于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标。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标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于你從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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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尼亞、烏幹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尼亞的人均壽命才55歲，烏幹達的人均壽命也才45歲，兩國在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後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等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着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标。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近40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四倍。財政收入達8萬億元，外彙儲備達到3.2萬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30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産總值僅3 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 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複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确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暫時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以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做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發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于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将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裏，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做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麽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于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亞人質疑為什麽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麽關系？”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20年還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導致整個沿海地區農民工的短缺。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麽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争”，每年約4萬人死于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确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今人難于想像。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裏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的父親：“你為什麽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的父親沖上去要與侯爵拼命，路邊小酒店的老板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處在各自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有些人喜歡談論北歐模式，但像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輕而易舉地“消化”各種社會矛盾，以英國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無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國還可以自行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各種“游戲規則”，大英帝國內的貧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不算什麽問題，因為連慘無人道的奴隸制在當時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國則要在自己的疆域內“消化”所有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18世紀工業革命時，英國本土的人口僅1 000多萬人，少于中國今天的任何一個大城市。19世紀工業革命時，法國的人口也只有2 000來萬，而中國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不但沒有像西方那樣向外轉嫁矛盾，而是給廣大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跡。現在的國際競争的條件是多麽苛刻：游戲規則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标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标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大家如果能從這麽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随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态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也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國今天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崛起的大國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後還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比如我們已經較快地實現了全民基本醫保，而3億人的美國至今還有近5千萬人沒有醫保。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于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認命，認為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于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産生不滿、牢騷甚至抗争。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洩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于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于中産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于中産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産才算。過去30多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國都屬于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産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約60％，都大大低于中國，但從國內媒體的報道來看，滿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裏。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人是由于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盡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衆的做法。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于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盡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盡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并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态。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并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複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并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态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華人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幹了出來。華人雖然只占整個印尼人口的2％左右，卻掌控着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幹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