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章節

什麽我就承認什麽”，甚至加上荒唐的編造，叫做“雙料特務”，這些自然以後都澄清了，他什麽也不是。人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做，這個不善言辭的老實人說：“反正遲早要推翻的。”

費孝通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我們都是戰鬥劇中的演員，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會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時我也扮演批判別人的壞角色，譴責和寫大字報反對別人！我們不得不演……我變成了旁觀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觀察別人的過程中，也有機會觀察自己。我想，經過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一些。”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以後，“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标語貼滿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內部運動”中，喬冠華被造反派批鬥多次。有一個時期，他還被迫在北京飯店一側的王府井街頭叫賣小報，形銷骨立。喬冠華被揪走以後，有一天他偷偷打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我寫東西怎麽辦？”龔澎堅定地說：“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就不要進家門。”

1967年元月，《紅旗》雜志發表姚文元的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胡風在四川服刑，有人讓他揭露周揚，為胡拒絕。胡風對自己的論敵周揚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哪裏是講文藝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兒子居然評起周揚來了！”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動，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人們逼着梁漱溟對批林批孔表态。于是81歲高齡的梁漱溟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并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于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他每會必到，認真傾聽。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處之泰然，會議的間隙他居然還打太極拳。到了9月底，政協開了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談談對批判會的感想，他只說了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讓主持人目瞪口呆。

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講真話，引來文壇內外一片喝彩。簫乾盡管很尊敬巴金，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附和這位文壇領袖，而是說出了自己的觀點：“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

章乃器在大鳴大放運動中說：據我向醫院接觸，有兩種人特別多，一是神經衰弱，二是血壓高。我想在運動中，鬥人者難免得這種病，被鬥者更難免。所以我講，現在階級已經基本消滅，階級特性也可以說已經基本消滅，大家是一致在向人類的共性過渡。不要沒有人情味。人，不論黨與非黨、公方與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應該心安理得，輕松愉快地考慮。因為問心無愧，何必驚惶？希望在整風中，批評者、被批評者都本着和風細雨的精神。

李敖喜歡海明威，海明威講過人可以被打敗但卻不可以被打垮的話，這一點，李敖做到了。他曾經嘲笑過大陸的“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他有權講這個話，他在黑獄裏受了10年折磨，出來後春風不改，笑容依舊，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馬挺槍再次上陣搏殺，而且越戰越勇。

三十、風骨

1938年3月21日，蕭軍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劃到五臺山抗日前線打游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裏知道消息後，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了：“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袁世凱死後，被他囚禁多時的章太炎重獲自由。章太炎卻突然失去了對袁的憎恨，逢人便說袁的好處：“袁世凱也是個可人呢！當年我手指着他的鼻子罵他時，他居然熟視無睹，無動于衷。現在的人，聽見別人背後說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誰還敢當面說他，更何況當面罵他了。”

胡适在寫給周氏兄弟和陳源的勸架信中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裏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們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魯迅在論及知識分子說：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以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

魯迅敏感，絕不妥協。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50。”

魯迅曾說，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麽相幹？而這麽說說，也會有人怒目而視，因為群衆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麽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幹吧，于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麽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1931年，《中學生》雜志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将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麽？假如先生說‘不’，那麽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麽，我說：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論的自由。”

在羅儀鳳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聯絡，章伯鈞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一生的最後會晤。章伯鈞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李健生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章伯鈞說：“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章乃器穿的卻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章诒和說：“章伯伯，你怎麽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着煙鬥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韬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系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韬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産黨？徐恩曾回答說：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産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産黨”。鄒韬奮氣憤之餘只說了一句話：“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麽辦！”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一句，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軍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麽。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麽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軍走在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