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章節

胡适在倫敦聽說他有附逆之心，便寄來一首詩加以規勸。詩雲：“臧晖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裏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沒能“識得重與輕”。

日軍占領青島後，王統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據，以至于靠典當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島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還給你。”王統照拍案而起：“我決不做周作人第二！”

汪精衛離開重慶後，潘雲超深為惋嘆，但仍不相信他會投敵。汪從河內轉途投敵後，潘悵恨不已，手書樂府古辭示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惜才之意，仍是淋漓滿紙。

陳公博與汪精衛的關系，很像《興唐傳》裏的王伯當和李密。李密叛唐，伯當曾苦勸之，但李密不聽，伯當便随他一起逃走，終于和他一起被殺。汪精衛最初要叛國時，陳公博苦苦谏争，汪不聽。陳公博寫信給朋友說：“并非不知其不可為，而是不忍汪先生之無助。”于是随汪投敵，汪死後，陳成為僞首，但堅持在銜前加一“代”字。抗日戰争勝利後，陳公博在日本寫信給他一直堅決反對的敵人——蔣介石，表示願意回來領罪。他在赴死前，還特地将一個小茶壺交給同在獄中的陳璧君，作為最後的饋贈。據說他臨死時，神色不曾稍變。

陳璧君有俄國十二月黨人之風，她與汪精衛并不認識，當汪精衛決定去刺殺攝政王時，她作為革命黨人鼓勵汪說：你去幹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就這樣，她跟汪精衛睡了一晚。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的随從皆被捕或被擊斃，惟獨不見了陳誠。現場負責的營長宋文梅十分驚惶，命令嚴密搜查，結果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一個空啤酒箱裏搜到了陳誠。宋拍了拍陳的肩膀，十分鄙夷地說：“軍人嘛！怎麽這麽丢人！”楊虎城聞訊後訓斥宋：“我們是政治行動，怎能有人格侮辱？”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變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張學良見逼蔣抗日目的已經達到，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執意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許多人規勸他不要送，以免蔣報複。但張學良堅信蔣的人格，當他陪蔣到機場時，蔣介石對張學良說：“我們兄弟兩人，大仁大義，從不抱怨，将來歷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很激動，更表示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蔣說：“我們兄弟兩人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蔣勸張不要送，張再動了感情，堅持己見，于是一起登上了飛機。

陳垣讀了啓功的一篇作文後，大為青睐，遂推薦啓功去輔仁中學教書，但被中學方面拒絕了，理由是“初中未畢業的人哪裏教得了中學”，陳垣便直接聘請啓功為輔仁大學的國文講師。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将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争以德報怨”。

沈從文第一次登臺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衆，教室裏擠得滿滿的。他擡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裏陡然一驚，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鐘。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忙迫中10多分鐘便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胡适耳裏，胡适微笑着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魯迅言：“博大的人，應與天堂之極樂和地獄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經，應該與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連。”

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說：“我不是複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很多學人到了美國，取得了洋功名，嗣後又申請“綠卡”，從此便在異國定居，故鄉無此好湖山！此間樂，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幾年，卻從不申請此“卡”。

宋美齡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長壽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國，享年106歲。孔令儀稱，宋美齡沒有美國護照；她在美國及臺灣沒有任何房地産或其他貴重資産，僅留下12萬美元。她惟一擁有的一棟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嫁妝，也是宋美齡生前惟一的房産。

1943年12月，50歲的葉聖陶說：“朋友們的文字裏，都說起我的文字跟為人；這兩點，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當然寫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說我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種種常識，不能成為專家；也不是指我沒有幹什麽事業，不當教員就當編輯員；卻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內，沒有深入它的底裏，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腳。”

梅贻琦待人平和從容，說話風趣而又适度。他遇到問題總是問別人“你看怎麽辦好？”或者“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急顏愠色。由于他說話喜歡用“也許”、“或者”等語助詞，于是學生們送給他一幅對聯：“大概也許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毛澤東的自我評價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臯，嘆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當然是其中之一，群衆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餘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憑心而論，餘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時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劉節是陳的弟子，他奮然願替陳上臺挨鬥，并說：“這是我的光榮！”

1954年，由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引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看他的文章時，并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國》中發表殷海光的社論《反攻大陸問題》。文中說：“一個‘國家’的一切作為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這是太不穩健了。一群人在這樣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動，哪裏會‘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當時國民黨的高壓、恐怖的環境中，竟然敢向所謂的“基本國策”挑戰，真是很不簡單！

1967年，在京西賓館的軍委擴大會議中，面對江青的嚣張跋扈，葉劍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斷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為之驚愕不已。

汪曾祺說：“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幹将、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裏，這，才叫活着。”

“文革”中，洪辛幾遭沒頂之災，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來了個“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