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章節

的，結果不僅沒有分到權，連已經有的人家還要拿走，一怒之下，憤而同情革命，不幫朝廷幫亂黨。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路運動跟辛亥武昌起義，是有關系的。

保路運動，其實不僅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準備修建鐵路的地方，都有保路這回事，比如粵漢鐵路涉及的兩湖和廣東，滬杭甬鐵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參與此事的士紳，都憤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較起來，四川人的火氣更大些。反過來，朝廷對川人似乎也更為苛刻。

川人修鐵路，始于川漢兩地督撫的動議。1903年，時任四川總督的錫良和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商定，修建川漢鐵路。鐵路沿長江自武漢而上，先修到重慶，然後再由重慶到成都。以宜昌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負責。1904年，四川鐵路開始興辦，用募股的方式籌集資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較靈活，到1909年，四川已經籌集了一千餘萬兩，不僅士紳參股者衆多，就是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當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僅地主，就連一般農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頭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雖然四川鐵路名義上是商辦，但卻和地方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籌集股本的時候，每個縣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過錢糧征收之際攤派。從這個意義上講，各省的路權，屬于典型的地方勢力範圍，自督撫以下的各級官員到大小士紳，都屬于一個利益共同體。

蜀道難，修路不易。川人修鐵路，卻從一開始，路線就選錯了。武漢到重慶，有長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這一段的沿江沿線，山道險峻，地質狀況複雜，修起來難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術條件，修起來也難，可那時的川人，卻偏要頂着困難上。川漢鐵路1910年在宜昌開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裏的路基，還沒有進川呢。屋漏又逢連夜雨，四川鐵路公司存在上海幾個錢莊的幾百萬兩銀子，又因錢莊在橡膠股票風潮中，突然宣布倒閉而血本無歸。顯見是四川鐵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圖利，結果吃人騙了。

當鐵路國有的消息，傳到四川之初，并沒有像在江浙和兩湖一樣，引起激烈的反彈。川人只要朝廷肯将開工的費用承擔下來，将賠的倒賬擔下來，将已經籌集的股份，部分用現金償還，部分以股票抵賬，也就可以了。看來，川人修鐵路，專啃硬骨頭，實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對于各地的态度，卻往往根據修路的成績而有所區別的，對江浙，最客氣，因為人家的鐵路修得差不多了，對兩湖和廣東次之，對四川，最不客氣。不僅不肯替川人賠倒賬，而且連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餘的股份，只肯換成官股，四川鐵路公司的現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當時四川的總督趙爾巽已經離任，遺缺由趙的弟弟趙爾豐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關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邊。一直在為川人說話，跟朝廷力争。四川鐵路公司的大股東們，也接二連三向朝廷呈文。但蠻橫的親貴朝廷，卻不肯做哪怕丁點讓步，态度越來越強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會。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緒皇帝的“皇臺”，上書光緒戊戌維新時的“鐵路準歸商辦”上谕。袍哥們空前活躍，全川上下，都動了起來。在保路的動員中，朝廷向外國借款修路，蠻橫強霸，被順理成章地貼上了賣國賣川的标簽，而鐵路公司自己的倒賬，路線選擇的失誤，則不見了蹤影。加之朝廷的鐵路國有政策在四川的強硬推行，的确損害了大小股東的權益（盡管這個權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紳們損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鬧了起來，每次開會，都哭聲震天（雖然在某些外國觀察者看來，開會的人裏面，下層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來越多）。這時，朝廷卻依然執迷不悟，以更加強硬的态度應對，趕走了王人文，換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裏就的趙爾豐，同時派端方率兵進川，明擺着就是要來硬的。結果，硬是夠硬了，面對一波又一波的請願，罷市浪潮，趙爾豐抓了請願的保路同志會正副會長蒲殿俊和羅綸，開槍殺了人。于是，保路運動，在革命黨和袍哥的運作下，變成了武裝反抗，原來領導運動的立憲派士紳，也被逼反，保路同志軍遍地開花。最後，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彙合，沖垮了清王朝。趙爾豐和端方，都在這洪流中身首異處。當然，經過這場變亂，四川的鐵路，也徹底煙消雲散，一寸也沒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後，卸任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被袁世凱任命為全國鐵路督辦，一個明顯被忽悠的職位。但被忽悠的孫中山，卻宣稱要建二十萬公裏的鐵路。可是，孫中山最後也跟川人一樣，一寸鐵路未建，就被迫發動再一次的革命。可是，這回輪到發動革命的人倒黴了，不旋踵就一敗塗地。說起來，都是鐵路惹的禍。

第三幕 過場的角兒們

〔大革命，過場的都是大角色。生旦淨末醜，神仙老虎狗，發揮得好與孬，都在改變着歷史。〕

【黎元洪：在黎菩薩與黎都督之間】

黎元洪是個命特別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國字形四方大臉，堂堂儀表。從清朝到民國，官場之中，有這樣相貌的人，命都不錯。在清朝舉人大挑（即選拔舉人直接進入仕途的一種程式）的時候，這種人屬于首選，只要參加大挑，就注定會做官的。大挑的标準，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一種用人的相貌标準。在上面的人，大抵以為凡是長成這個模樣的人，比較靠譜。所以，這樣的人，但凡進了官場，官運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這樣。這個出身海軍，進過北洋水師學堂，做過嚴複學生的人，得到張之洞的賞識，改投陸軍之後，一路順風，升到協統（旅長）。要說有什麽本事，很難說，但的确比較老實，為人謹慎。做軍官從不克扣軍饷，帶兵也比較寬厚。胸無大志，規規矩矩，在瑞澂小老婆眼裏，是個老實巴交，從來不多說一句話的憨大頭。比較起來，這個出身海軍的人，知識水準似乎要比陸軍将領要強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國傳教士告訴我們，黎元洪能用簡單的英語跟他對話。海軍學堂出身的人，應該差不多，因為當年海軍就是學英國的，教材和教師，都是英國人和英國的留學生。在湖北新軍裏，他和張彪一個混成協統，一個鎮統，張彪的聲譽一般，傳聞頗多，但對他，幾乎沒有什麽不好的說法。但就是這樣的一個憨大頭，後來居然斷斷續續做了好些年的民國總統。期間，多少個風雲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後來做了民國總理的段祺瑞，前清時節已經官拜軍統，但進入民國卻位在黎元洪之下。有這樣的好命，關鍵是辛亥武昌起義那天，他剛好是武昌新軍的協統。

其實，起義當天，他是站在起義對立面的。此前的他，雖然從來沒有鎮壓過思想過激的士兵，但是，在事發當時，他跟多數武昌新軍軍官一樣，卻自動地出來阻止起義。他這一協，當時在城裏的部隊不多，除了已經暴動的工程營和辎重營之外，只有兩個營。為了防止起義擴大，他親自到其中一個營中坐鎮彈壓，還親手手刃了一個前來煽動的起義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個鐵腕人物，殺人彈壓的效果持續了沒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穩。衛兵和随從見狀不妙，勸他還是識時務為好，于是，信念很不堅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個辛亥起義史上，像他這樣的“反動軍官”，無論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腦袋的。逃走之後，黎元洪也感覺到了危險，因此沒有回家，而是躲到參謀劉文吉家裏，還跟鄭重地跟劉文吉交待財産，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義是個群龍無首的士兵暴動。起義士兵中的小革命黨人，熊秉坤、曹亞伯這樣的普通士兵，肯定沒法服人，被推為臨時總指揮的隊官（連長）吳兆麟，也只能臨時指揮一下。在一個習慣了資歷、身份、地位的社會裏，即使是起義者，也習慣性地看重這些東西。如果沒有革命的資歷，就得看傳統的資歷。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