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章節

面要編故事，指揮官龍濟光和陸榮廷是要請功，而巡撫張鳴歧則要免罪。雖然“斃敵無算”這樣的套話，實際上沒人真信，但只消收複了“失地”，該慶功，該請賞，自然是沒問題的。在革命黨這邊，孫中山親臨的起義，故事當然也要。幾代人這麽下來，不僅參加人數，怎樣發的炮，一人說一個樣。把大行犒賞說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訪貧問苦，則印上了後來時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圓的地方是，優勢的敵軍，居然會陣前請降，請降信寫得超級低三下四，卻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強大的敵人請降，革命黨竟然不準，非要跟人“血戰”不可。在鄒魯的記事後半，記錄了孫中山的一封信，在信裏，陸榮廷的請降，非常突兀地變成了陸部士兵“多來約降”，約降可是約降，但是要錢，第一筆，每人要三十元，然後再給一百元，這樣的話，陸榮廷部四千人，光付頭款，就需要十餘萬元。陸部是廣西最強的軍隊，這支軍隊收買下來，廣西也就拿下了。可是，這筆錢籌不來，起義只好流産。看來，當時的孫中山還不敢像後人那樣，可是，作為國民黨史筆的鄒魯，居然連這樣的纰漏都沒給彌合一下，就端了出來，可見其中之不易。

雙方都要講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義。雖然，即便是起義，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黃花崗：革命黨和老百姓】

辛亥期間的革命黨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觀。他們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覺解放後知後覺，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從興中會開始，所有的革命和起義，本質上都是少數人的密謀暴動。過去教科書總是指責革命黨不發動群衆，但在革命黨人的字典裏，根本不存在發動群衆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革命，是不需要動員的，動員了底層的百姓，對革命弊多利少。換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種被動的物。

其實，居高臨下的革命黨人對于百姓大多心懷悲憫，他們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解救百姓，把他們從異族（滿人）統治的奴隸狀态中拔脫出來。既有民族解放的意義，也有反抗暴政的價值。這種感覺，賦予了他們決然的革命正當性。所以，雖然革命黨人的起義造反，絕大多數都失敗了，但被捕後的革命黨人，做叛徒的卻不多，慷慨赴義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是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前費心最多，花錢最多，也犧牲最多的一次起義。這場起義的過程，人們已經說得太多了。簡單地說，就是單兵作戰的溫生才斜次裏殺出來刺殺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黨人，因而破壞了起義計劃，原定的十路進攻變成四路，但倉促發動之時，只有黃興率領的一路真的動了起來，原定的新軍和防營都沒有響應。起義失敗，是必然的。這場起義，革命黨人做了精心的籌劃和準備，籌了最多的錢，超過了十七萬，按當時的标準，足以武裝一個鎮的軍隊了。清朝官方也說，起義軍的槍械，比他們的還先進。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起義，也只動員了八百選鋒——從各省選出來的先鋒。真到發動之際，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餘人，但也敢貿然發動。似乎在革命黨人看來，只消他們動起來，就這點人也足以掃平偌大的廣州。廣州的老百姓，會跟着他們走，不跟着走，也不會幫清政府。

黃花崗起義中，一般來說，革命黨人對老百姓很好。在他們腦子裏，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難之中。所以，當他們碰到百姓有難的時候，不管處境怎樣，都會不由自主地幫一把。革命黨在進攻督府之時，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會暫時停止行動。原本計劃在一個棺材店施放炸彈，但因該店的婦女小孩都在店後居住，遂棄之而去。行動時，碰到一個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邊哭泣，黨人讓她走開，她吓得只知道哭，邁不動腿。這個黨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邊一條街，想給她找個人家躲躲，可是連敲數家都不開門，最後黨人敲一家裁縫店的門，還不開，黨人大怒：再不開用炸彈炸了！這家不得已把門打開，黨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離去。

事不濟了，一個黨人逃走，無奈是外地人不識路，抓了一個鐵匠讓他帶路。見這鐵匠渾身發抖，黨人說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給你。鐵匠說，我不是冷，我是怕你。黨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們幹這個是為民除大害的。鐵匠方才把心放下一點，可以戰戰兢兢地帶路了。起義失敗，黨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窮人，還是會加以施舍。在廣州小北門一代，多是窮人小販，被戰火波及，婦女叫孩子哭，黨人就給他們錢壓驚。戰火之後，好些窮人手上，都有了港幣，都是革命黨給的。但是，同樣為起義的黨人，如果碰上青壯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時就不大客氣。當夜，有位旅粵中學的教師和親戚外出，碰上一夥黨人。先是被懷疑為滿人，令其數數目字，從一到十（後來的武昌起義，革命黨也這樣辨識滿人），發現原來是自己的同胞，就強拉他們入夥。倆人畏縮着不想幹，黨人大怒，說：我輩沖鋒陷陣，九死一生，将為同胞謀幸福，這也是你等應有之義務，你們怎麽如此膽小如鼠，讓我們冒險犯難，你們坐享其利！不由分說，強拉着他們跟着走，走慢點還拳腳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這些黨人去迎戰，二人在趁亂逃走。

比較起來，革命黨人在多數的起義中，對老百姓既比會黨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後期大肆擴軍，良莠不齊，有很多民軍胡來之外，在此前的歷次起義中，這些學生出身的革命黨，不管不顧的燒殺肯定是沒有的，對老弱婦孺也懷有濃烈的人道主義情懷。對受苦的百姓，也大動悲天憫人之情。只是，革命黨的這種情懷，絕對是居高臨下的，他們是窮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來讀過書，而且冥頑不靈，不肯擁護革命，他們就會生氣，氣性大了，殺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會黨習慣性地裹挾一些人進來，革命黨人其實也可能做這樣的事，只是，他們做的時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樣而已。從某種意義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黨人對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時百姓的“不幸”，其實多半出自黨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發生時，中國多數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對于革命其實相當冷淡。他們對清政府不是沒有不滿，但決沒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對革命，真正有幾分熱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黃花崗起義的當口，連市民都未必歡迎起義。但是，自信滿滿的革命黨人，卻覺得是自己給百姓們帶來了解放，主要是從異族統治下的解放。當他們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動——剪辮子——證實這個解放之時，卻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發騷亂。但是，就是用武力強迫，革命黨也要貫徹這種解放。在啓蒙期間，對于自由、平等、博愛也蠻在意的革命黨人，到了這種時候，卻紛紛熱衷強制，以強力剝奪農民保留辮子的自由。革命黨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力，因為他們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辮子，既是一種解放，一種擺脫奴隸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黨對百姓的恩賜。

【保路運動：都是鐵路惹的禍】

提到保路運動，教科書上一般都沿襲孫中山的說法，說四川的保路運動是辛亥革命的先聲。不過，就事件的因果而言，雖然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發生在同一年的前後腳，但兩者卻沒有直接關系。教科書上說，由于保路運動的結果，一部分湖北新軍被調去彈壓，因而給武昌起義造成了便利。其實這也無從說起，因為入川的這部分新軍，也一樣得到革命黨人的滲透，并非頑固的巡防營，革命黨的人數，一點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從大的政治氣候而論，保路運動的确跟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有點關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親貴上臺以來，有諸多的倒行逆施，影響最大的，就是收權，一把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二把漢人權力收歸滿人。而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就是這收權政策牽動面最大的一個行動。原本發動立憲請願的漢人士紳，是要借立憲跟滿人進一步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