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章節

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報紙，傳遍了香港。據當時人回憶，說當時全港的華人，歡聲雷動，舉市若狂，紛紛燃放鞭炮，上街慶祝，一些外國人也跟着起哄，英國警察止都止不住。當時粵港間人員往來，沒有太多的障礙，這駭人聽聞的假消息，馬上就傳到了廣州。張鳴歧和李準這樣的大員，跟北京有電報聯系，也許不會信，但底下的人，聽說道路傳聞，香港那邊報紙說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翹了，誰個不慌呢？總督提督以下的人員，個個驚魂不定。總督就是出來辟謠，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說，這個假電報，肯定對廣東的局勢會有影響。全國光複後，香港報紙都知道了，他們當初報的是個媒體的謠言。但是，這個謠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沒人追究。

進入民國之後，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軍閥開戰，武戲開鑼之前，先要打電報戰，你來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給彼此看的，都是發到報紙上，給大衆看的。一般來說，比較會造勢的一方，電報戰打贏了，日後的槍炮戰，也大多沒問題，反之亦然。媒體大多趨時而且進步，哪方面趨時進步，就向着哪邊，大家都向着，即使這邊比較弱，也一樣可以占上風。讨袁護國之役如此，直皖戰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體逐漸成熟了，偏向是有點偏向，公然造謠，還是不大敢做了。狼來了，喊一次兩次行，喊多了，報紙就沒人看了。

【《晉陽公報》：山西人的媒體政治】

自打國門一開，中國很快就有了傳教士和外國人辦的報紙，但到了《申報》（1872年創刊）和《新聞報》（1893年創刊）時代，才算有了媒體。戊戌變法期間，一幹鼓吹變法的人士辦的報紙，《時務報》、《湘學報》，雖然風靡天下，但其實更像是連續出版的宣傳品。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真正像個報紙了，還得是預備立憲開放報禁之後。不過，這個時候，媒體政治也登上舞臺了。

革命黨人重視宣傳，但是，在媒體時代，如果直截了當地像過去那樣宣傳造反，鼓吹革命，報紙不僅無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衆的認可。只能是辦了《民呼日報》，辦《民籲日報》，《民籲》被封了，再辦《民立報》。所以，即使存心煽動革命的報紙，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注重新聞，瓦解清朝統治，多從新聞報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黨人在北方是比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發後，北方各省，除了陝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獨立。雖然獨立之後的政權複被北洋軍趕走，但畢竟獨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軍能夠順利起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山西新軍的革命黨比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這個狀況能夠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份報紙，這就是創刊于1907年的《晉陽公報》。

《晉陽公報》是接着《晉陽白話報》辦起來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響的日報。其本身，就是朝廷預備立憲過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話報一樣，都是精英用來開啓民智的。各地的白話報，如果掌握在立憲派手裏，就溫和一點，如果掌握在革命黨手裏，就難免興風作浪。不幸的是，《晉陽公報》恰是革命黨人辦的。主編王用賓和編輯記者多人，都是同盟會會員。後來，山西革命黨人景梅九在北京辦了《國風日報》，也比較關心山西的事，兩報聯成一氣，聲勢大，力道足。

當時，山西巡撫是丁寶铨。此人在晚清號稱能吏，二十四歲中進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為。在山西從道臺、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過來，對山西官場很熟，對整個省的情況也很熟，辦新政辦得起勁，也有聲色。在新政期間，凡是能吏，開明的能吏當政的地方，革命黨的勢力就發展不起來。當年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江蘇、安徽的革命黨就沒太大的聲勢，張鳴歧在孫中山老家的廣東，廣東的革命黨也不景氣。張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黨也沒脾氣。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的閻錫山早就回國，而且留學生考試合格，得了舉人，也只做了一個标的教練官。至于留日學警察的南桂馨，則連個職位都沒有。因此，革命黨人開始謀劃把丁寶铨搞掉，為此還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不過，當時丁寶铨的地位很穩，不僅舊軍聽他的，新軍協統姚鴻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統夏學津，治軍有方，十分幹練，卻跟丁寶铨過從甚密，丁寶铨賞識夏是個人才，一直在找機會把夏升為協統（山西新軍只有一個協）。而這個夏學津，對新軍裏的革命黨，防範甚嚴，讓革命黨人恨得牙癢癢。革命黨開始決定從離間丁、夏兩人的關系入手，由《晉陽公報》出面，派人密訪丁、夏兩人的一些密事，揭諸報端，但多半牽強附會，沒有多大效用。最後以投稿的方式，造謠說丁寶铨的妾，跟夏學津的妾，是勾欄的閨密，因此上兩人才這麽好。結果卻引來丁寶铨的反擊，追究報紙責任，報紙推托說來稿照登，丁寶铨就讓警察嚴查投稿人。投稿人雖然沒有查到，但風聲鶴唳之中，負責搞臭丁寶铨小組的一位革命黨人的一本日記卻意外遺失，《晉陽公報》兩記者下獄，小組負責人暴露，革命黨人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這個負責人送出去，總算避免了革命黨被一網打盡。到了這個時候，丁寶铨仍然沒有查封這家報紙，可見他還真夠開明的。

但是，整丁寶铨的機會，還是來了。新政期間，清廷制定了六年鏟除煙毒的規劃，提前完成有重大獎勵。丁寶铨為了向朝廷邀功，準備提前實現禁煙。當時，山西交城和文水兩縣是北方著名的鴉片産區，每年割煙季節，各地煙販雲集，種煙收入，是為當地大宗。1910年夏，正當鴉片收割之際，丁寶铨下令鏟煙，兩縣不肯，一些種煙大戶，甚至謀劃武裝抗命。丁寶铨大怒，派夏學津帶第二标前去鎮壓。雙方發生沖突，夏學津下令開槍，打死打傷百多人。

得知這個消息，《晉陽公報》派出記者張樹幟前去采訪，然後在報上發表連載，揭露慘案，北京的《國風日報》也跟進，不僅把文交慘案大肆渲染，連同沒影的丁夏之間的所謂風流韻事，也加了進去，連日刊登丁的罪狀。一時間，文交慘案成了國內聞名的大新聞，丁寶铨和夏學津聲名狼藉，到處在傳說他們的惡行。在京的同盟會員，借機大肆活動，最終運動到名禦史胡思敬參了丁寶铨和夏學津一本。盡管丁寶铨做了很多的補救，把記者張樹幟逮捕，查封了《晉陽公報》，上京說明情況。但畢竟死了人，趕上參案，按規矩，人就得動一動，夏學津不僅沒有升官，連标統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陳夔龍還算客氣，多方為丁寶铨開脫，丁交部察議，最後落個因病奏準開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變動，閻錫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統，革命黨人溫壽泉做了陸軍小學的監督，另一個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價已經在第一标做了管帶，加上早已是革命黨的喬煦、張瑜兩個管帶，南桂馨、仇亮、常樾都進了新軍擔任官職。山西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幾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發，山西成了北方第一個響應的省份。人地兩生的陸鐘琦江蘇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陽歷10月初）才來到山西，履任未及一個月，就送了小命。

雖然不能按今天的标準，說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畢竟丁寶铨和夏學津做的這個事，并沒有多大的不對頭。林則徐禁煙揚名千古，而丁寶铨禁煙則遺臭萬年，哪兒說理去？但是，在那個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體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沒有是非可言。而當年的清廷，礙于輿論壓力，不能審時度勢，查明真相，把個忠于自己的能吏調職，不倒臺，有天理乎？

【《國風日報》：報紙開天窗的故事】

報紙開天窗，在現在的媒體人眼裏，應該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才有的事。至少新聞史的教科書上是這樣寫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報紙要通過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檢查，通不過的新聞和文章就得拿下，報紙在被抽掉的新聞或者文章之後，編輯不加填補，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議，這就叫“開天窗”。為現在的人們熟知的一次開天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