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章節

鳴在何處。對于《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說是來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殺，他一個人扛着。後來落網的何海鳴，也不含糊。《亡中國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個“海”字，按說他不認賬也可以，渾賴就是，但是他認了。不僅如此，兩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個法官駁得一愣一愣的。每次開庭，兩人都理直氣壯，報道中經常會出現兩人當庭“大怒”的字樣，反過來，法官倒是一點怒不起來，唯唯諾諾。

大江報案引起了全國輿論的關注，武漢可憐的報界和各界團體，紛紛遞交呈文，為《大江報》說情。但是，武漢以外的報紙，可就沒這麽客氣，天天冷嘲熱諷，旗幟鮮明地站在《大江報》一邊說話。甚至還惡心說，抄查當日，報館買的一擔西瓜，也被警察給吃了。還說，像《大江報》這種言論，在各地多的很，如果以此種文字為激烈，無非是地方長官之別有用心的“特別發揮”。《大江報》的讀者，連日到報館門口“憑吊”，門口一時間堆滿了“安慰之紙條，哭吊之短文”。一時間，湖北官方很是被動，聲名大壞。

當然，既然起訴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報》這樣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摳的話，也的确違法了當時的報律，有不少公然抨擊憲法大綱和鼓吹革命的關礙文字。說它涉嫌擾亂治安，混亂政體，也不是沒有道理。礙于輿論，此案判得相當輕，僅僅對詹何二人課以罰金八百元，兩人沒錢繳納，也不想繳納，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報》被判永遠不得出版。其時，已經是1911年的8月，離革命爆發沒幾天了。

當然，如果革命黨人有錢交罰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換個報名，還可以接着辦，接着罵當道，接着激進，都沒問題。但是，湖北的革命黨人一向鬧窮，辦《大江報》，還是有人破家相助籌了一點錢，報紙被關，本錢都虧進去了，哪裏有再辦下去的財力？盡管官方按法律說，如此辦理，并非過分，但此案畢竟屬于因言治罪。這種傷害言論自由的惡事，在當時名聲很壞。詹、何兩人的坐牢，實際上起到的是一個昭示當局醜惡，弄臭當局的作用。所以，就是能夠弄到錢，這兩人也是不會交罰金的，就是要坐牢。兩人坐牢了，文戲完了，該武戲上場了。革命黨人緊鑼密鼓地開始了起義的籌備，買槍，買子彈，試驗炸彈。雖然起義沒有按預定的計劃展開，但包括黃侃在內的新軍士兵，還是用手裏的槍，趕跑了瑞澂。将詹大悲與何海鳴接出了監獄，《大江報》隆重複刊。

但是，複刊後的《大江報》，轉過年來，就再次被查封，這回幹壞事的是黎元洪。罪名是《大江報》鼓吹無政府主義，主張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廢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總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筆政的何海鳴抓住就地正法的。然而，軍警到報社時，何海鳴正在大舞臺串戲做票友，聞訊，一溜煙走了。這樣的嚴厲處置，恐怕不是報紙主張擾害人心那麽簡單。革命之後，原來的同盟會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堅持同盟會立場的人，對立日益明顯，而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鳴），對這個首義元勳，現在的副總統，也愈發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從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臉，樹要皮，況副總統乎？

黎元洪很快就進京做副總統了，接茬治者，先是老段，段祺瑞，未幾換為小段，段芝貴。小段在官場人緣極好，但就一樣毛病比較大，寡人之疾難治。到了武昌不久，名伶王克琴即被他包養。革命黨人胡石庵主編的《大漢報》屢揭此事，老是譏諷“軍爺有錢”（戲曲《游龍戲鳳》的一句戲詞），還揭出小段當年買名伶楊翠喜送權貴的舊賬，惹惱了小段，趁打擊國民黨的東風，胡石庵和報社一幹人都被抓到軍法處，最後判刑。還好，小段是年（民國二年）的八月就被調走，繼任的王占元不願意做迫害媒體的惡人，把《大漢報》一案的人犯，都給放了。《大漢報》事件，算是《大江報》的餘波。新聞自由這種事，離開北京和上海，即使民國了，也真還有點難纏。

【《循環報》：一封假電報】

自打有了媒體，媒體在政治中會起到某種很奇妙的作用。中國進入傳媒時代，是20世紀初，清朝的新政時期。朝廷逐漸開放報禁，使得媒體一天天活躍起來，逐漸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無忌。即便是革命黨人，只要有銀子，也可以改頭換面，大辦報紙，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腳下，辦報暗中宣傳革命。被發現了，關了門，再辦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後，原本就人心浮動，蔭昌出征，盛宣懷送行，囑托他千萬保護漢陽鐵廠，保護好了有賞。蔭昌回答說，你就準備好錢就是了。結果被記者聽去，解釋成軍饷不繼，導致銀行發生擠兌。多數的報紙都傾向革命，所以，在輿論鼓吹和氣氛渲染上，往往對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意無意地，革命黨方面的勝利，就誇大，失利則掩飾。各地的響應與騷動，有與沒有，但說就是有。弄得滿城風雨，舉國狼煙，害得整個朝廷，風聲鶴唳，人心惶惶。達官貴人，紛紛往天津租界跑。當時的當政者，多為少不更事的滿人親貴，缺乏政治經驗，更沒有應付傳媒的經驗，當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別消息的真僞。所以，在媒體有意（有革命黨人制造）和無意的“新聞戰”面前，驚慌失措，進退失據。先是被革命黨推着走，然後又掉進了袁世凱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權。

當時的“新聞戰”，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黨或者同情革命的人發動的。一個很有效的戰術，就是誇大其詞。把螞蟻說成大象，把芝麻說成西瓜。真的假的，攪和到一塊兒，令人真假難辨。當然，也有性急的，幹脆直接造謠，憑空制造一個假消息，以期引發朝廷方面的混亂。

革命當口，世界的通訊，還處于有線電報時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間，架設了電報線，便于政令和軍令的傳遞。官方的電報局，主要任務是傳遞官電，但有空閑的時候，也拍發些民用的電報，借以掙點錢花。當時以上海報業最為發達，但北京卻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報紙在北京設通訊員，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電報傳到上海。後來，幾家大的中文報紙，也紛紛效法，在北京設通訊員，每日打聽點消息，就到電報局拍發專電（有些通訊員，幹脆就是朝廷的官員暗中兼的）。有些沒錢幹這事的報紙，包括一些革命黨人辦的“窮報”，也有自己的辦法，則幹脆關起門來編專電。據說，憑着政治嗅覺，有時還真編得挺像真的。當時的香港，比起上海來，還是個小地方，傳媒不發達，最大的華文報紙，就是名士王韬任過職的《循環報》。香港報紙報道中國大陸的消息，也得靠專電。當時香港只與上海有電報線的連通，所以，《循環報》就在上海安了一個通訊員，每月發幾十元工資，專門給他們拍發專電，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這個通訊員去跟別的報紙駐北京的人通融，或者從別的報紙那裏蹭點來。而香港別的華文報紙，再從《循環報》那裏買專電。好在這些小報，涉及大陸的消息不多，這樣也就可以對付了。

當革命爆發，各地騷動之時，一位同情革命的華僑，帶了一些錢到上海來支援革命，不知怎麽一來，結識了《循環報》駐上海的通訊員。當時廣東尚未獨立，兩廣總督張鳴歧和水師提督李準，還在頑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獨立，革命黨一時半會兒推不動。那位華僑覺得，可以利用拍專電的機會，造點事端，給廣東方面制造點混亂。華僑有錢，而通訊員缺錢，不愁他不答應。于是，通訊員就拟了一條“北京專電”：“京陷帝奔”。華僑覺得還不過瘾，改為“京陷帝崩”。通訊員猶豫了一下，就這樣發了過去。這個謠造得實在太大了，香港《循環報》接電後，一時拿不準，沒敢發表，反而來電詢問這消息有無根據。通訊員有些慌，忙問華僑怎麽辦？華僑說，你就回電說京電不通，無法核實，保險沒事。連電報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時間，登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