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章節
大概也只能這樣選擇,畢竟,南洋的華人華僑,多半來自兩廣。如果能在廣東占一塊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孫中山眼裏,像武漢這種四戰之地,尤其是不能考慮的。所以,同盟會在章太炎事件之後,實際上處于部分的分裂狀态。部分原光複會的成員,在東南地帶自行其是,而來自中部的前華興會成員,也自己做自己的。當然,他們就沒法指望孫中山的籌款接濟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黨人策動了兩次他們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起義。一次是4月的廣州起義,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是場沒錢的革命,起義前,當地的革命黨人為了弄錢,什麽招都想過試過了。最後弄到手的,還就是自己同志劉公借口捐官,從家裏騙出來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兩銀子,他的同志給他剩了一點),用這些錢從上海買了些手槍和子彈,在漢口租界設立了據點,買了好些旗幟,還刻了起義後的都督印。這些錢還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義當口,由于據點暴露,手槍和旗幟、大印,甚至沒花完的錢,都丢給了清軍。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從外面買來的少許子彈。這些子彈,在據點暴露前就偷偷帶進了軍營,由于新軍子彈被控制,這點子彈最後在起義時,派了大用場。但是,起義者真正用來攻打總督府和其他據點的武器彈藥,還都來自于楚望臺軍火庫。可以說,即使劉公的五千元,也沒有多少派了用場。基本上,武昌起義就是一場窮革命,沒花錢的革命。可占了武漢之後,藩庫裏卻有四千萬元左右的銀子。真合算。
然而,4月的廣州起義,錢花得卻非常多。所需資金,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其中英屬東印度(即今天的馬來西亞),捐了五萬,荷屬東印度(印尼)五萬,暹羅(緬甸)和安南(越南)各三萬,剩下的一萬大概來自美國。買槍械差不多花了六七萬,其餘的用來招募人員,收買軍隊,再加上各項雜費開支,一共的花費,超過了預算四萬,前後共計耗費了十七萬多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差不多是新軍一個軍兩個師一月的軍饷了。廣州起義,拉沒有革命覺悟的軍隊,要收買。動員各地有革命覺悟的“選鋒”,每個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裝備,得花錢買,動員得越多,花費就越多,按人頭撥款。後來看革命黨人的賬目,每人帳下多少人,發多少錢,什麽用處,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義中,士兵住的是軍營,吃的是軍糧,手裏的家夥,是朝廷給的,只是不發子彈,需要從外面弄點。甚至連起義,最後都是自發的,領頭人都沒有一個,更不需要管領頭人要錢。可是,我們知道,花了這麽多錢(幾乎耗盡了革命黨的籌款能力)的廣州起義,最後卻一敗塗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屍體,其實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錢,當然都打水漂了。
看來,造反能否成功,關鍵在形勢,不在錢多錢少,形勢比人強嘛。如果沒有皇族內閣和朝廷收回路礦權的東風,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運動新軍起義,要比孫中山等人一貫的輸入型起義,花錢買人起義要高明些,算經濟賬,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義之後,窮革命的模式開始複制,各地的起義,基本上都是沒本的買賣,而且大多都獲利甚豐。清朝新政其間各地攢了點銀子,都留給革命黨人花了。
【革命錢緊】
同盟會主要是由三大團體組成的,一是興中會,一是華興會,一是光複會。人員分別來源于珠江流域、長江中游的兩湖和長江下游的江浙。同盟會總理是孫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強的也是他,這大概跟海外華僑多來自兩廣有關。同盟會成立後,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會發動反清起義的重點,依然集中在廣東。時間一久,廣東的起義錢花了不少,功效一點也無,原光複會和華興會的人,就不大高興了。書呆子章太炎跟孫中山鬧翻,其他人如徐錫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開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動起義。兩湖一帶的人雖然黃興和宋教仁等還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則另起爐竈,成立了共進會,雖然給孫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遙奉他為總理,但已經很明顯要分出去獨立單幹了。
單幹的兩湖革命黨人,最大的問題,是缺錢。兩湖革命黨中,居正是跟孫中山跟的比較緊的。黃興派他到武漢,運動新軍,準備響應廣州起義,但只給了八百元經費,而共進會系統,一個錢也不給。幹革命需錢的大宗是購買軍火,其次為試驗炸彈,然後出版宣傳品要錢,辦報紙更要錢,聯絡會黨,在新軍裏發展成員,都要錢。兩湖的革命黨人,比不了孫中山他們,有海外華僑做後盾,只要沒有錢了,滿世界多轉兩圈,總能弄幾文。而他們只能在自己身上想辦法,可惜,這些革命黨人,革命有道,發財無門,生利的辦法不多。辦客棧開飯鋪,生意倒是挺紅火,但開了就賠,光招待自己人了。想賣文,武漢這個地方媒體不發達,常年開辦的只有兩家報紙,稿費甚低,每千字才五百文銅錢,一塊大洋都不到,而且标點符號還不算,自己靠寫稿糊口都難。還有人提議說,周邊的山裏有綠毛龜,挺值錢的,可以上山抓龜。但這些人不是山裏人,哪裏找得到這樣名貴的烏龜。那時候,開報館也算一個可以生財的路,革命黨人有稍微有錢的,破家辦了兩份報紙,一個辦着辦着活不下去了,一個《大江報》倒是頗有聲勢,可是詹大悲一篇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太猛,立馬給清政府封了門。湖南人焦達峰是個能幹的家夥,正在沒辦法的時候,他的一個相識的同鄉,弄了一些布到漢口來賣。焦達峰動三寸舌,将之說動入了夥,于是就靠賣布所得,維持革命。可惜,布總有賣完之一日,錢還是緊。
沒辦法,窮極無賴的革命黨人,為了弄錢,開始發揮創意。有人說起,武穴附近三角山下,有座廟,傳說廟裏有個金子的佛像。大家很興奮——把佛像偷出來賣了,不就解決問題了。于是,一幹革命黨人,居正、焦達峰、鄧玉麟等人,立即出發,到了武穴,找到了那座廟,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廟裏是有尊給了錢才肯露面的歡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們認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錢探明了放置地點,然後精心布置,帶上家夥,晚上動手,幾個大漢挖開了廟牆,偷出來佛像,擡着走了半夜,才發現原來佛像是銅的,賣不了幾個錢。事發,四鄉鄉民皆知金佛被盜,激起民憤,到處追捕,衆革命黨只好丢了假金佛,趕緊逃命。
偷菩薩沒弄到錢,只能在自己人身上挖潛力。正巧有位新加入的同志鄒永成家裏有錢,于是就讓他出血。可是,鄒家的財政大權,掌握在他嬸子的手裏,他要用錢,只能問嬸子要。由于要得太多,太勤,他嬸子已經拒絕付款,因為老太太的手邊也沒什麽現錢了。鄒永成告訴他的同志們,現在可以打主意的,只剩下老太太的首飾,估計連金帶銀有好幾斤。要或者借,肯定沒門,只能偷。焦達峰出主意,弄點麻醉劑,偷着給鄒的嬸子食物裏下上,然後下手。鄒永成照辦,嬸子果然呼呼大睡,可是,待到鄒永成潛入嬸子的卧室,将要下手的時候,他嬸子卻居然醒了,出現在他的身後,精神百倍地罵了鄒永成一頓。鄒只好跟前來接應的同志,灰頭土臉地溜了出去。後來當了湖南都督的焦達峰還仰天長嘆:莫非天不欲使我輩成事乎?為什麽麻醉劑失靈?不知道。也許老太太知機得早,看出了名堂,根本就沒吃。
正在湖北的革命黨人鬧窮鬧到無可奈何之時,共進會的劉公從日本回國了。劉公的家族是襄陽巨富,比鄒永成家還要有錢。有錢的劉大少,原本家裏讓他留學,就是圖個出息,他也不像衆多革命黨人一樣只是在日本混學,而是進了明治大學學經濟。這回回來,雖然沒有拿到學位,卻謊稱要進京參加留學生考試,拿個功名。當時,清廷舉行留學生考試,分別給予舉人、進士頭銜。如果考不上,就順便捐一個道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銀子。他們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給了五千兩銀子的銀票。革命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