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章節

人聽說，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兒，怎麽勸劉公出血，連美人計都想了。給劉公介紹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革命黨人，這女革命黨，還真就看上了劉公了。其實不用這麽費事，美人還沒張口，劉公很爽快地把錢拿了出來。大家可憐他，沒有全拿走，只兌了五千元大洋（五千兩銀子不止兌五千元）。有了這一大筆銀票，武漢的革命黨人，一下子就脫貧了。

這時候，已經到了1911年，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黨人有了錢，派人到上海購買手槍，在漢口租界，租下密室，試制炸彈，連起義的大印和旗幟都準備好了。沒想到，試制炸彈不慎，炸傷了自己，暴露了據點。這些人也真的沒用，逃走的時候，錢不拿也罷，大印和旗幟不拿也罷，連花名冊也不銷毀或者帶走。結果一幹好漢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見得一場起義就要流産，沒想到，革命黨人據點被暴露後，一個傳說居然讓一個必敗之局翻盤，這個傳說是，革命黨的花名冊落到了湖廣總督瑞澂手裏，這個滿人總督打算按圖索骥。于是，當天夜裏，群龍無首的新軍革命黨人，加上接近過革命黨人的新軍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義，就這樣成功了。此前革命黨人籌的錢，買的東西，除了少量的子彈外，一毫都沒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稅】

秦漢以來，有政權，就有租稅。租是給田主的，稅是給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區由于城居田主比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務委托給專業的“局”來做。專業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時候也會借助官府的力量來吓唬人，但是，真正動真家夥的時候，非常少。至于皇糧國稅，地方官征收之際，對于那些抗稅不交的“刁民”，也會派衙役把他們抓來，關在班房裏“比較”（一種準暴力的催稅辦法，所謂三日為一比，五日為一較），但真正動武，也談不上。除非碰上某個地區集體抗糧抗稅，才會申請鎮壓。但是到了這個地步，等于民變了，鎮壓是由軍隊來幹的，不過這種事，出現的幾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裏人的事，一般的內地農村人對于革命基本上不明裏就，稀裏糊塗，當然也不關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頭上，比如被拉了伕，給剪了辮子。但是，這麽大的事，鄉村即使是一潭死水，總會有點動靜，尤其是那些比較發達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難免被波及。

這些地方關于革命的傳聞，大抵有兩派。一派以為是幫會的勾當，反清複明，革命黨打白旗，白盔白甲，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趕走，漢人坐天下，明朝又回來了。所以，有鄉下的土鄉紳，身穿明朝衣服出來迎接革命軍。另一派要比前者認識提高了一點，他們看來，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複興。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沒有了，皇糧國稅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後一種說法的人，不僅皇糧國稅不交了，連田主的租子也自動免了。

江浙地區，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滬軍政府守着第一號大商埠，不愁沒錢用。為了收買人心，挖清朝的牆角，四下貼告示，免除農民的租稅。但是，前後腳功夫，浙江和江蘇就都獨立了。這兩個地方雖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擴軍太快，一個師一個師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軍一個勁地湧進。那時候也不興講革命精神替代物質享受，每個軍士都要發饷。原來藩庫存的銀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趕上秋季征收，租稅該征還得征，不征，政府和軍隊吃什麽。農民不肯交，聚衆抗糧，只要當地田主有請，軍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帶的農民，本來就有心不交租稅，又看到了滬軍都督陳其美免租稅的告示，抗租抗稅，理直氣壯。但是江蘇軍政府派來了幾船的士兵，毫不猶豫地開槍鎮壓。人死了，租稅自然也就征上來了。無錫、常熟、江陰等地也陸續發生抗糧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鎮壓。昆山抗糧的領頭人是個廪生，以為農民的行為充分有理，還送上門去跟官府力争，以為還是清朝，秀才不領刑責，但到了革命的衙門，卻被抓起來槍斃。常熟王莊鄉農民抗租，常熟軍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氣打死鄉民三十餘人。大義橋領頭抗租的地保，被抓到縣上，省裏來了委員，提訊人犯，略問數語，即推出一槍斃掉。當時，軍政府明令，凡是抗糧抗租的農民，一律軍法從事，不加審訊，即行槍決。有的地方，農民确實聚衆有武裝抵抗，比如無錫、常熟和江陰三邊交界處的千人會抗租抗糧事件，出兵鎮壓，還有點借口。但多數所謂的抗租抗糧事件，無非是一點點的騷動，有的則是秀才的和平請願，卻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這樣的殺人，大規模的殺人，如果擱在清朝，太平時期是沒有地方官敢這樣幹的，但是，革命政府，卻做到了。

顯然，我們前面講到了，革命後的政府，由于軍費開支迅速膨脹，大批的士兵招來了，如果不發饷，就會鬧事，甚至兵變。事實上，這樣的兵變不僅在南京頻發，就是在蘇州也發生了。為了遏制士兵鬧事，必須保證軍費。求助于商人當然是一個辦法，但是總是這麽幹，在兵荒馬亂之際，商家的業務也萎縮，不能回回應命。唯一的辦法是從農民那裏拿，如果農民不給，只有強力去奪。反正革命者的政權，自以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幹的事，他們敢幹。不僅江蘇軍政府這麽幹，其他地方也是一樣，連滬軍軍政府，後來也開始暴力征糧。太倉的一位讀書人曾經寫到：“新朝氣象百弊無，惟有租賦難蠲除。大府火急籌軍需，哓哓抗訴胡為乎？多言爾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孿拘。小民畏法長嘆籲，痛深不覺涕沾濡。”盡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軍需火急，也就顧不得那麽許多了。

盡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懸。但具有強固的英雄史觀的革命黨人，也的确對于底層民衆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關鍵的。因為在他們看來，革命成功，可以給民衆一個光明的未來。至于革命過程中對一般民衆造成了什麽損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懸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犧牲。只要最後能換來一個新天地，一個他們眼中的天堂，民衆暫時苦一點，也是無所謂的。革命黨人在行刺的時候，從來都沒有規避行人的動機，革命在進行中，怎麽在乎民衆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壓倒了一切，使得他們多少有點肆無忌憚。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麽代價都可以理解。

【革命聲中的稅務司】

革命聲中，一個個政權易幟，無論換不換人，旗幟肯定是要換的。雖然說，革命後的政權，打什麽旗，并不統一，即便是革命當事人，有打鐵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廣東的汕頭，還出現過紅白藍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後來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當時，打白旗，就代表着漢人的光複。光複後的新政權，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機關，一個不落。否則怎麽叫奪權呢？但是，有一個機構，新政權卻接收不了，這就是海關稅務司。

稅務司有錢，革命黨缺錢。盡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銀兩，但革命後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擴軍，越是革命黨人當家的地方，擴軍就越是厲害。世界上，最費錢的事業就是軍隊，所以，無論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夠用的。如果能把一個有大批稅金收入的機構控制起來，革命政府當然是樂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嘗試接收稅務司，或者讓稅務司聽命于他們。但是，稅務司卻一律不買賬。江漢海關的稅務司不僅拒絕了鄂軍政府更換海關監督的要求（這個職務例由中國人擔任，但沒有什麽權力），而且明确告訴黎元洪派來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國政府的官員，而僅僅是總稅務司的雇員。有的地方稅務司甚至強調，他是英國公民，經英國政府批準，在總稅務司任職，只接受總稅務司的命令。雲南起義後，都督蔡锷要求當地稅務司聽命，但稅務司不肯，說只聽總稅務司的命令。蔡锷說總稅務司是中國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稅務司回答說，總稅務司雖然是中國官吏，但委任他時是要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