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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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三年光緒就滿了親政的年齡，很顯然慈禧沒有結束“訓政”的意思。聯系到她整日絮叨當年奕訢不讓重修圓明園，以至于自己現在想頤養天年都沒有去處，奕譞便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輪美奂的園子換取她政治上的放權。

還得打操習水軍的幌子——如此百轉千回曲徑通幽，擱奕訢那兒肯定早就怒了：寡婦門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園子的直接後果便是北洋水師每年的經費被縮水到一百二十萬兩。

甲午海戰前，軍備競賽已發展到拼速度的新紀元。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艦艇不夠快，想買新近下水的英國巡洋艦，而且深知非買不可，否則，以慢打快，打敗了無法逃避，打勝了難以追擊。

結果因為沒錢被日本搶了去，成為後來把北洋艦隊沖得落花流水的吉野號。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對李鴻章購買軍械的請求多方掣肘，十項裏僅能批準一兩項，國庫缺錢是他一成不變的答複。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書在安徽巡撫任上，坐視舉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殺了壽州的孫家泰全家。

孫家泰的弟弟是後來的光緒帝師、京師大學堂創始人、官至吏部尚書的孫家鼐（1827—1909）。

翁同書事後遭人彈劾，鹹豐命令查辦。時任翰林院編修的李鴻章參與了此案，公事公辦，導致翁同書被革職充軍。

翁同龢從此深恨李鴻章。

一開始，從翁同龢那兒批不到錢的李鴻章還經常寫信向曾國荃抱怨，後來得知與頤和園工程需款有關後便不再吭聲。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鴻章，說日本“增修武備，必為我患”，要求添置軍艦，李鴻章一邊暗想“要你說”，一邊無奈地回答：建議很好，但上面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彙報為頤和園采購安裝電燈工作進展的奏折裏，李鴻章跟唐僧似的啰唆了一大堆——

那燈具呢，是我托一個德國教官趁休假回國特意挑選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運抵之後，我親自做了一次詳細檢查，确實巧奪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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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念叨了一通安裝說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才在結尾道出真實目的：申請一些采買快炮的經費。

東學黨起義

歷史的轉折點就此釘在了1886年。

這一年，有的國家為了三公消費挪用了軍款；有的國家受到刺激奮起直追。僅僅八年時間，結果大相徑庭。

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其實就八個字：萬方有罪，罪在體制。

回到長崎現場不難發現，所謂的“互毆”，偶然中隐含着必然。

幾個水兵上岸購物，一個日本警察毫無緣由地上前阻止。語言不通，水兵以為受到侮辱，扭打起來。

沖突發生後，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員登陸，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時都待在船上。

時值八月，天氣悶熱。到了周日，水兵們待不住，紛紛請假要求外出，英國人琅威理（北洋水師副提督）也替水兵說情，總算從丁汝昌那争取到半天假期。

結果就出事了。

這次的規模絕對不是鬥毆而是混戰，視覺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組織有預謀地上街封路，看見中國水兵就砍，兔起鹘落，刀法娴熟，以無厚入有間。

即使你練過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襲擊，也躲不過禍從天降。一些惡劣的日本人喜笑顏開地在沿街的樓上潑開水、扔石塊，水兵猝不及防，傷亡慘重。

這起慘烈程度直追印尼屠華的流血事件，究其原因無非一句話：你自認為只是路過來加煤，人覺得你跋山涉水來示威。

在李鴻章的助手、法學家伍廷芳的策劃下，“長崎互毆案”打起了國際官司，最後以日方賠償中方四萬元了結。

1893年，朝鮮爆發東學黨運動，銜恨已久的日本終于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契機。

東學黨不是東林黨，而是一種宣揚平等、號召排外的民間宗教團體。第一任教主叫崔濟愚，确實在精神層面接濟了許多饑渴的愚人，使東學黨發展壯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慘遭逮捕和殺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為了這事天天帶着一幫教衆上訪，為崔濟愚伸冤。當時又沒有截訪公司，李熙被搞得頭比袁大頭還大。彈壓已不見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組織了規模上萬的集會，一副“殺了崔濟愚，自有後來人”的架勢。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凱主張剿撫并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鎮裁汰貪官、取締苛政，一面調軍隊前往造勢、備剿。

分化瓦解之下，東學黨運動暫時陷入了低潮。

然而，來年三月，全羅道農民全琫（b ng）準發布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盡滅權貴”的口號，宣布起義。

農民軍聲勢浩大，在兒童節這天攻占了全羅道首府全州，東學黨也鼓噪呼應，局面逐漸失控。

袁世凱請北洋調兵赴朝平亂，李鴻章顧慮到有《天津條約》在，如中方出兵，則日方也可出兵，猶豫不決。老狐貍伊藤博文通過各種渠道暗示：中國可以放心大膽地代韓戡亂，日本絕無他意。

袁世凱在多方刺探後，也向李鴻章打了包票。

于是，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1836—1900）在李鴻章的派遣下，率兵兩千，開赴朝鮮。

事實上，接到照會的前一天，日本即以護送公使大鳥圭介返任為名，派出四百精銳随其赴朝。

6月10日，大鳥抵達漢城，清軍也到達距漢城七十公裏的牙山駐防。

大軍壓境，起義軍內部分裂，全琫準同政府議和，于6月12日退出全州。見動亂趨于平息，袁世凱電告李鴻章暫緩增兵，并會晤大鳥。

結果就讓鳥人給忽悠了。

大鳥說，我國政府對朝亂估計過重，才派我率兵前來。我年逾六旬，早過了惹是生非的年紀，願和你共同約定，各自盡力，阻止兩國向朝鮮增兵。

結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趕集似的蜂擁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陸軍萬人，軍艦七艘，集結在仁川一帶，向漢城挺進。

同時，大鳥一臉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鮮”的要求。還威脅說，我方決不撤軍，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将獨力進行。

李鴻章交涉了一番，發現日本這次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轉而求助列強調停。

身處一線的袁世凱卻已看出：再怎麽調，日本也不會停了。于是，他致電駐守牙山的葉志超，希望其散播将進軍漢城的風聲，這樣自己對日交涉也有所倚恃。

無奈葉志超怕刺激日本人，并不響應。

其實，武力控制朝鮮是日本的既定國策，非口舌所能争。袁世凱一再提醒李鴻章事态已發展到實力較量的階段，自己坐困愁城于事無補。而且，傳言大鳥準備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則使國家蒙羞。望容回國禀商，請兵伐朝。

可惜，李鴻章非但不搶占軍事先機，還電令大頭“要堅貞，勿怯退”。

由于西方列強樂見中日互鬥，迷信調停的結果是只等來俄使的一張空頭支票，事後還發現其助人為樂的高尚行為并未得到沙皇的許可。

讀史的角度是一種全知視角，經常某人這一頁還很嚣張，下一頁就挂了。而一旦了解了前因後果，便很難用憐憫的态度去客觀評判置身于史海之中的人物，只是下意識地認為其選擇很愚蠢。

李鴻章退讓求和，一是清楚打不過，二是俄使給了他虛幻的期待，自覺能以夷制夷。

不可“釁自我開”也是老傳統了，兩次鴉片戰争教訓深刻，要麽不打給點小錢，要麽打輸賠光家底。

正如長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愛國——往往可能在誤國。

據歷史學家唐德剛回憶，日本侵華時，抗日陣營裏除了少不更事的學生和熱血沸騰的軍人，還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亂打劫的勢力，喊抗日口號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倒蔣。

先利用外患亡了蔣介石，讓大家出口氣再說。

故陳布雷曰：“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當然，坐失戰機，北洋畢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因此而苛責李鴻章，也不客觀。

偉人不過是在歷史長河中的游泳健将，他們創造了世界紀錄，贏得了喝彩和榮譽，并因此名垂青史。

但與長河的流向，基本無關。

歷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說，只有人名是假的1870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赴任前與曾有過一次深談。

曾國藩：“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沖。今國勢消弱，外人正聯手謀我，小有錯誤，即贻誤大局。你同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鴻章：“門生正是為此，特來求教。”

曾國藩：“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

李鴻章：“門生也沒打什麽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麽，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國藩五指捋須，良久不語，慢慢才開口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

李鴻章一想不對，馬上改口：“門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

曾國藩：“依我看，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聖人說忠信可行于蠻貊（mò，蠻族），斷不會有錯。我們現在沒有實力，你再怎麽虛強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雖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過于吃虧；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于過遠。想來總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這是《中庸》裏的教誨，也是儒家哲學的核心思想。

天，是誠的，故能造化萬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為，以接近天道。誠，具體到人事便是誠信待人，誠心做事。

曾國藩馭将，最貴推誠，認為“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讦（jié，揭人之短）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

道理天花亂墜人人會講。就像一些官員，明明自己就是歷史的阻礙，還大談歷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賭全占，還自诩信佛一樣。讓人不得不感嘆：說謊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騙了。

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當一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崩塌時，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誠心做事是對抗社會不公的唯一救贖。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堅韌不屈地走下去，終有一天會取得應有的成就。

李鴻章處世，以誠為本，參之以詐，對付中國人綽綽有餘，甚至其師曾國藩也要讓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攻打蘇州（太平軍），其間收到曾國藩的調令，要撥猛将黃翼升去河南助戰。

李鴻章戰事吃緊，拒絕奉命。曾國藩大怒，以“參辦”相威脅，誰知自己的得意門生竟無動于衷，把《挺經》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罷。

類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論辜恩負義，李鴻章絕對榜上有名。

問題是他立場雖堅，表面上卻一口一個“吾師”，反複擺困難、講形勢，低聲下氣地頂撞曾國藩，把“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沒了脾氣。

然而，知退方知進。沒有全局觀，何談大智慧？

為了争得平定洪楊之亂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國荃便孤軍挺進到南京城下，結果打了三年還沒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煩，命李鴻章會攻。

李鴻章當然清楚曾國荃的心思。他軟磨硬抗，甚至不惜裝病，奏稱“感冒風濕，眠食頓減”，拖了幾個月，終于挨到曾國荃攻占金陵。

曾國藩頗為感動，在李鴻章前來拜會時親自出城到下關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準備行參見大禮的李鴻章，道：“愚兄弟薄面，賴子全矣！”

确實長袖善舞，可問題是洋人不吃這一套。

誠？對不起，國家之間只有永恒的利益。

詐？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騙了我，明天我反應過來舉着《萬國公法》來找你算賬。

歸根結底，沒有實力作後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對一座千瘡百孔的房間，也只有左支右绌，茍延殘喘。

朝鮮已在大鳥的脅迫下宣布獨立，袁世凱處境堪憂。東學黨、帶路黨，哪個黨不想取他性命？

大頭接連致電北洋，要求撤退回國，皆不許。

7月7日，天氣晴朗，袁世凱的心情卻十分沉重。因為這一天，慈禧用聖旨斷絕了他降旗回國的念想。

大頭病倒了。

連日來，駐朝的西方使節在街上遭到日軍毆打的新聞層出不窮，搞得中方雇員都不敢再上班。

最後，使館只剩下兩個人在辦公，一聽說日本又增兵了，跑得比兔子還快，留都留不住。唐紹儀身兼譯電交涉數職，眼見袁世凱高燒不退，館內醫藥并乏，不禁心憂如焚。

去還是留，意味着生存還是毀滅。

走，再容易不過。情勢所迫，當能諒解，治罪下來，多半是“永不敘用”。

然而，一想到這四個字，袁世凱的心髒就忍不住顫抖。絕意于仕途也就絕意于亡清的理想，如果說權力賜予的快感和虛無帶來的麻木都沒能讓你放棄理想，那麽，死亡呢？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年輕時代，可是它離去了，除了衰老，什麽也沒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原本潔淨的靈魂，可是它離去了，除了執念，什麽也沒留下。

你根本不想失去你最愛的人，可是她離去了，除了被擊碎的自我，被裝裱的哀恸，什麽也沒留下。

就像你根本不想失去你的生命，可是它最終還是會消散。死神會來收割關于你的一切，除了一場虛情假意的葬禮，什麽也不會留下。

唯一不會離去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罪孽。你在廢土的各個角落看見它的身影。它是附骨之蛆，是最為酷烈的詛咒。

它是你的鏡子。

人性的冷寂，精神的荒蕪，靈魂的失落，一切都像《夢之安魂曲》一樣，從陽光明媚走向萬劫不複。

袁世凱渾身發燙，恍惚間仿佛回光返照，回到了丁戊年的赈災現場。

那天，赈濟公所對面的打谷場上，袁世凱組織饑民們圍坐成一圈，準備發放赈款。采取這種形式是為了防止哄搶，誰起立誰就沒份。

其間，一個梳羊角辮穿紅襖的女孩引起了大頭的注意，因為她一直在哼唱一首山西小調：婦女們大街上東游西轉，插草兒賣自身珠淚不幹；顧不得滿面羞開口呼喚，叫一聲老爺們細聽奴言；哪一個行善人把我憐念，如同似親父母養育一般；即便是做妻妾奴也情願，或者是當使女做個丫鬟；白晝間俺與你捧茶端飯，到晚來俺與你掃床鋪氈；你就是收偏房俺也心願，或三房或四房我也不嫌。

……

打聽之下，才知是山西逃荒過來的孤兒，母親臨死前教了她這首小曲，用意不言自明。

救救孩子。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應向虛無妥協而悔恨，也不應向黑暗低頭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了民主和自由，跟專制惡鬥。”

抗日援朝1894

想到這兒，袁世凱垂死病中驚坐起：不能死，也不能逃！

死，雖可以明志；生，卻能夠踐志。

為了這四萬萬身染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病人，再難也要撐下去。

因為，惡疾纏身，已逾千年。

此病甚怪，受害者被強權控制，久不得脫，竟逐漸對加害者産生情感，以至于助纣為虐，幫其迫害不肯服從的人。

奧地利女孩娜塔莎被囚八年，淪為性奴。重獲自由的她在公開信中居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壞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綁架者）對我非常關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正如《肖申克的救贖》中摩根·弗裏曼所說：“起初你讨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制化。”

似乎所有人都已變成體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為樂。

幸好有利馬綜合征。

一種人質影響了綁匪，使綁匪對其産生認同，最終放棄作惡的現象。

說到底，誰的心态更堅定，人生觀價值觀更強烈，誰就能影響對方。

袁世凱近乎聲淚俱下地給李鴻章去電，表明戰争勢不可免。日本既已決心強占朝鮮，中國要麽主動撤軍，要麽立刻備戰，沒有第三條路可選。

而自己重病如此，唯餘一死。然死何益于國事？他建議讓唐紹儀暫代己職，說唐“有膽識，無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謀助韓較易”，自己則赴津面禀。

李鴻章終于動了恻隐之心，電商總署後，奉旨調袁世凱回國。

接到“特赦”的當晚，唐紹儀手持兩槍兩刀，騎馬護送袁世凱到江邊，登上了英國領事朱爾典準備的兵艦。

晚走二十分鐘，袁世凱必死于化裝成東學黨的日本人之手。

因此，大頭對于日本，常懷國仇家恨，任何關于他勾結日人出賣中國利益的謠言，餘不信也。

四天後，日本策動朝鮮宮廷政變，建立親日政府，唐紹儀走避英國使館。

一年後，闵妃被日本人暗殺。三年後，大院君抑郁而終。朝鮮宣布獨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880年，袁世凱踏上朝鮮半島的兩年前。

這年八月，朝鮮派金宏集訪日，解決自四年前《江華條約》簽訂以來若幹懸而未決的問題。

著名詩人黃遵憲時任中國駐日使館參贊，在會見金宏集時将自己所著的《朝鮮策略》傳給了他。

這本書以問答的形式普及了公法關稅等常識，鼓勵朝鮮開化自強。金宏集萬分感動地将書帶回朝鮮，呈給李熙。

十幾年後，李熙終于實現了獨立的宏願。然而，對于他和他的國家，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

1894年7月20日，日軍進攻牙山，葉志超、聶士成不敵，退守平壤。

在此之前，李鴻章見勢不妙，已急調左寶貴（1837—1894）和馬玉昆等四路清軍馳援朝鮮，進駐平壤。葉志超作為敗軍之将，竟謊報軍情，稱“牙山大捷”，把光緒高興得一激動委任他為平壤兩萬駐軍的總帥。

上谕送達平壤，衆将皆驚，葉志超最驚。

蓋因清朝的軍制比較弱智。

陸軍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下轄四哨，每哨八隊，每隊十人，另有一護衛營官的親兵哨，轄六隊。故每營有官兵共計五百人。

這還比較正常，不正常的是營官之上的“統領”。

僅僅相差一級，統領竟然統率五六個甚至十幾個營，然後幾個統領再歸一個大帥管。

營官不過是下級指揮官，能沖鋒吶喊，小股侵擾即可。而統領卻是獨當一面的大将，必須有控制戰局的能力。

像葉志超這樣從營官升上去的統領，守個牙山已力有不逮，現在又躍遷為幾路大軍的總帥，這不是架在火上烤嗎？

左寶貴和馬玉昆都是老資歷了，又分屬不同的系統。別提組織大型會戰了，鎮不鎮得住場子都難說。

葉志超慌了，四處乞辭，希望皇上另擇高明。

他提出的人選是李經方。

李經方本是李鴻章四弟的兒子，過繼給了他當長子。葉志超顯然是想借這張虎皮來震懾平壤諸将。

問題是李經方一介文官，從未上過前線，對此深有體會的張佩綸力勸李鴻章不可。

李鴻章如何不知？他一直中意的人選是淮軍宿将劉銘傳（“英姿飒爽如銘傳，或有法制耳”）。以其資歷人望，守平壤必能不負所托。

可惜，劉銘傳既對官場失望，又對清廷絕望，且兩耳聾、左眼瞎，已成半個廢人，無法出山。李鴻章只好回複葉志超：方兒沒有帶兵的經歷，我亦不便內舉不避親。弟唯一力承擔，勉為聯絡，求于事有濟而已。

葉志超的蛻變是淮軍衰落的樣本，早年随劉銘傳鎮壓撚軍時的神勇已如明日黃花，坐守平壤真的是坐着在守，既不南下進攻，也不擇險分屯，天天與諸将喝酒，等着日軍來打。

其實，葉志超的可恨之處要和李鴻章的捉襟見肘對比着看才能顯現出來。

大戰一觸即發，前線各省的八旗和綠營加起來有二十萬。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這幫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國足射門一樣不靠譜。

因此，李鴻章在奏折中壓根兒不提這些廢柴，而是統計了駐防旅順、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軍，計有銘軍（創始人劉銘傳）、盛軍（創始人劉盛藻）、毅軍（統領宋慶）和慶軍（統領張光前）共五萬人馬。其中一多半擔負着守衛炮臺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随意調動，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屬于陸軍精銳的全部家當。

問題是滿朝文武，像葉志超這樣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還有很多，比如軍機大臣李鴻藻（1820—1897）和戶部尚書翁同龢。

兩大清流領袖左右鼓噪，主題只有一個：撤換應戰不力的李鴻章。

相較而言，李鴻藻的主戰意識更為純粹，翁同龢則摻雜着對抗慈禧的政治訴求。“翁門六子”（汪鳴銮、志銳、文廷式、徐致靖、沈鵬、張謇）已集結完畢，像全真七子擺好了天罡北鬥陣，只待李鴻章入彀，再逼慈禧退園頤養，助光緒獨攬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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