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26(3)

到掉渣。

這是事實，但并非全部的事實。人性之複雜，遠超《羅生門》的講述。

還原歷史現場後，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陳蘭彬是第一任清朝駐美公使；

二、陳蘭彬是郭嵩焘的粉絲。

由于早生了二十年，郭嵩焘（1818—1891）的人生就是一場悲劇。

在他之前，公務員隊伍裏還有兩個不要命的，一個是官至福建巡撫的徐繼畬（yú），一個是死在兩江總督任上的張樹聲。

作為最早的自由主義學者，徐繼畲在《瀛寰志略》一書中首次系統地介紹了歐美的議會制度，并表露出強烈的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豔羨之情。

不僅如此，他還把華盛頓捧上了天，說自己見到他的畫像時被他“雄毅絕倫”的氣概驚呆了。對華盛頓“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的事功更是佩服得一塌糊塗。

三十年後，臨終的張樹聲上了一道《遺折》，稱自強運動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引入議會制度。

這是對洋務運動變器物不變制度的否定性總結，由于寰宇之內皆是昏睡者加裝睡者，真話，似乎只有留給快升天的人來講。

幸好還有郭嵩焘。

1875年，在英國的施壓下，清廷極不情願地向西方派出了第一位駐外公使。

此舉等于放棄了“天朝上國”的身份，因此，“英使”一職，衆官皆視為羞辱和畏途。當然，郭嵩焘也不例外。

裝病、辭職，能使的招都使盡了，總理衙門就是咬緊郭嵩焘不松口。這是因為郭當過廣東巡撫，思想出名地右，如果連他都不去，那真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敢赴任的了。

慈禧兩次召見郭嵩焘，百般勸導，終于把他轟去了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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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來之則安之。早就對士大夫“背後罵洋人，當面被洋人罵”的愚蠢行為失望透頂的郭嵩焘決心利用出使的機會，尋根究底地找到西方強大的真正原因。

富麗堂皇的白金漢宮，整齊幹淨的城市街道；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光怪陸離的化學實驗。你能想象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是多麽生機盎然，而這一切帶給郭嵩焘的無疑是震驚和傾倒。

于是便有了後來那本鬧得沸反盈天的《使西紀程》，又名《得罪你沒商量》。

得罪人群一：傳統知識分子。

郭嵩焘說，我們有聖人，西方沒有。但我們靠聖人治國，聖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衆自治，卻可推衍無窮。我們視西方為夷狄，西方還視我們為夷狄呢，可悲的是，中國的士大夫尚無人知曉。

對此，體制外的王闿運編了副對聯獻給郭嵩焘：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體制內的李慈銘叫得更賣力：“極意誇飾，誠不知是何居心！”

得罪人群二：洋務派官員。

被慈禧視為“同治中興”樣板工程的洋務運動都敢罵，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郭嵩焘認為，辦了這麽多年洋務，修個鐵路還吵來吵去修不成。洋槍洋炮倒是積極仿造，就是不肯深入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

最後，來了句超前一百多年，一直到今天還振聾發聩的話：今言富強者，皆視為國家本計；殊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

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願做他自己

走在時代前面的人，把時代拖得氣喘籲籲，還得防着後面的人放冷箭。

郭嵩焘就是被冷箭給紮殘的。放箭者，駐英副使劉錫鴻。

劉副使一向以守舊派的面目示人，反對修鐵路之類拖時代後腿的事沒少幹。這次，他潛伏在郭嵩焘身邊，事事打小報告，處處與郭為難。連郭嵩焘披了洋人的雨衣都被他當成罪行來告發，還惡狠狠道：“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郭嵩焘寫《使西紀程》，他就寫《英轺私記》；郭嵩焘說英國好，他說那是因為英國最早進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

總之，劉錫鴻的種種舉動讓郭嵩焘覺得他就是不想讓中國“窺見西洋的好處”。

在一片喊殺聲中（挺郭的不過李鴻章、沈葆桢區區數人），郭嵩焘被召回，仕途也因此畫上了句號。

這場争鬥表面看是中西文化沖突，劉錫鴻堅定地站在“排西”的立場上。然而，真相永遠超出你的想象。

劉錫鴻不是瞎子，耳濡目染之下，他內心深處其實根本就不排西！

赴英時，船上有洋客對劉錫鴻的仆人無禮。低人一等慣了，劉倒沒在意。不想英國船長卻很憤怒，中途停靠也門，要把該洋客趕下船，經劉求情方才作罷。

使館開張後，某館員出去購物，被一英國醉漢當街羞辱。中國人不敢出頭，卻有四個英國人路見不平，把醉漢扭送到警察局。法院判了他兩個月徒刑，中國使館致書英國首相，請免其罪。倫敦的報紙在譴責醉漢的同時贊揚了中國人的大度。

劉錫鴻慨嘆不已，在日記中說：以前以為英國人“唯知逞強”，現在才發現人家上下一心，懂得禮讓。

在微服私訪，低調參觀了監獄、學校和養老院後，劉錫鴻不禁心服口服地說：這個國家“無閑官，無游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他甚至發現，英國人也忠君孝父。民主社會承認子女自主，不等于教唆六親不認；維護公民權利，不等于縱容弑君犯上。真孝子，何須父權恫吓？真忠臣，何必生殺予奪？

于是，劉錫鴻悲哀地發現，談民主我們固然理短，談曾經引以為豪的仁義道德還是不如人家！

認識這麽深刻，讓人不禁懷疑劉錫鴻是一個披着憤青外衣的文青。就憑他日記裏那些對英式民主的褒揚之詞，郭嵩焘要想告倒劉錫鴻易如反掌。

那麽劉錫鴻為什麽要言不由衷地诋毀和他立場相同的郭嵩焘呢？

因為個人恩怨。

劉錫鴻只是一個舉人，早年給郭嵩焘當幕僚，“亢直無私”，受到郭的青睐，成為其得力助手。

郭嵩焘被任命為駐英公使時，副使一職空缺，劉錫鴻以為非他莫屬，沒想到郭只提名他為低一級的從四品參贊。

梁子就此結下。

後來，劉錫鴻因濫支經費遭到郭嵩焘參劾，矛盾集中爆發。

倆人都是直性子，劉錫鴻心眼更小。在他看來，郭嵩焘學英語是錯，不喝茶是錯，效仿洋人用傘不用扇是錯，在宴會上随英國人起立歡迎到訪的巴西國王更是錯上加錯。總之一句話：動辄得咎。

而反觀那個在《留美幼童》中飾演大反派的陳蘭彬，于《大清公使郭嵩焘》一劇裏竟客串了一把正面角色！

作為郭嵩焘的骨灰級粉絲，陳蘭彬自始至終為偶像鳴不平。所有人都懷疑郭在美化西方，開明如薛福成亦不信，寫信垂詢當過駐美公使的陳蘭彬，陳回道：其說不誣。

陳蘭彬出使美國後，內心感受一如郭嵩焘，私下裏經常“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何以在公開場合就變成了另一個人，莫非他是雙重人格？

薛福成說，陳蘭彬之所以反複無常是因為膽小怕事。他怕留美幼童真的全盤西化，怕不順着吳嘉善的話說最後捅了婁子自己要承擔責任。

言及此，唐紹儀告訴袁世凱自己在對比了中美朝三國之後的一個發現。

三個國家的壁畫和傳說中都有“飛天”這一意象，體現出人類對飛行和自由的憧憬。而這也說明，即使膚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對于一些特定價值觀的渴望卻是相同的。

“中國沒有憲政思想的基礎”是一個僞命題。中國人還沒發明飛機呢，結果中國上空的飛機比哪個國家都多。

同樣，民主憲政也不是西方的傳統，路易十五、查理一世就恨民主恨得咬牙切齒——都是從茹毛飲血的非洲草原走出來的，誰也不比誰進化得更快。

民主也是陳蘭彬和劉錫鴻的渴求。然而我們看到，內心的恐懼和仇恨腐蝕了他們對民主的堅持。

在私欲和公理之間，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選擇私欲，那他們只配被專制奴役；如果一半的人選擇公理，那他們可以享有君主立憲；如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選擇公理，那他們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公民。

寓教于樂

朝鮮的“帶路黨”并未死絕。金玉均等殘餘勢力日夜盼望着東山再起，見闵妃聯俄拒清的意圖越來越明顯，一幫人如蟻附膻，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親華派由于大院君歸國，也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以金允植和闵泳翊為代表，朝中遍布着袁世凱的眼線。

金玉均晚上睡不着覺時經常在想：要是袁世凱他爸媽當年把那十分鐘用來散步該多好。

不喜歡袁世凱的人多了去了，金玉均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遠的不說，各國駐朝公使就都不喜歡大頭。

袁世凱晉谒國王，乘輿可以進到宮內，坐在側面同李熙談話；而列強公使觐見，則必須在王宮門口下車，步行入內，談話時須肅立面對國王。

各國使節的聚會袁世凱也很少出席，只派下屬到場，以标榜自己“上國”使臣的地位。

其實，洋人看袁世凱不爽，袁世凱看洋人更不爽。

在大頭看來，要不是這幫洋人整天在漢城晃來晃去，給他一千人馬，把朝鮮收為郡縣不過彈指間事。倘若真能出此奇兵立此奇功，則又離他的理想進了一大步。

挑起戰端也不怕，仗打得越多才升得越快，不冒險怎麽上位？畢竟看過的兵書已車載鬥量，這點兒自信還是有的。

當然，決定權在李鴻章手上。李鴻章又不亡清，也無需“不世之功”來證明自己的價值，所以只希望袁世凱積極推行自己的“控制論”，即對朝鮮政治上幹預，外交上監控，財政上扼制。

取其高者得其中。正因為李鴻章只要半塊餅，而袁世凱想要一整塊，故其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在“帶路黨”的鼓蕩下，李熙頻繁秘會俄國公使韋貝，說朝鮮不日将獨立，要求軍事保護。

韋貝遲疑未許，說朝鮮近中遠俄，動起兵來俄國占不了先機，容他三思再定。

正逢闵泳翊回宮，李熙便找他商量決斷此事。這一舉動充分暴露了李熙的智商在平均線以下。

闵泳翊假裝贊同，敷衍了幾句，出門就跑去報告袁世凱。

袁世凱深感事态嚴重。之前的換約只是通商條約，而現在竟然準備驅虎吞狼了。他一方面囑咐闵泳翊搜集證據，尤其是文字密約，一方面急電北洋，在略表危局後獻策說只要其引俄主張暴露，中國就迅速派水師東渡，廢了這個昏君（原話），另立賢者（大院君）。

李鴻章的應對措施是三條：

一、袁世凱同大院君籌商計議，随時準備幫助其接管朝政；二、上奏總署（總理衙門），獲得首肯後命丁汝昌率北洋艦船赴朝鮮近海巡視，一俟袁世凱抓到李熙聯俄的鐵證，便下令登陸；三、命駐日公使知會日本外務省。

小旋風袁世凱的特點是快，不待上命就行動起來。

俄使韋貝，比較點兒背，給國內發電報時發現電線損壞未能發出。袁世凱大眼珠一轉，馬上找到郵政局的報務員，告之：以後凡是俄國人發電報，均以電線沒修好對之。

大頭懷疑韋貝發的就是朝俄密約，為抓住證據，敦促闵泳翊去宮裏盜出密件。結果密件沒找到，倒找着一封署名領議政大臣沈舜澤致韋貝的密函，大意是要求軍事保護。

當然你會問，沈舜澤不是親華派嗎，怎麽也勾搭上俄國人了？

因為這封密函根本就是假的。

英國人在風聞李熙準備投俄的傳言後，為進一步離間中俄，僞造了這封密函。

蒙在鼓裏的袁世凱一邊火速電告北洋，一邊設宴邀請朝鮮軍政大員，席間出示密函，威脅說北洋水師不日即到，何去何從，你們自己掂量。

接着又進宮面見國王，要求其“索還文約，查辦小人”，不然天朝将興兵問罪。

一連數日，沈舜澤往返于王宮和袁府，反複解釋實無此事。袁世凱就是不信，拍桌子瞪眼，把這個年長他三十五歲的老臣訓得悚懼交加。

李熙無奈，只好将一幹主張聯俄的大臣就地免職。但密約一事系子虛烏有，李熙死活不認，形成僵局。

袁世凱覺得李熙純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遂接連致電李鴻章，請求速派欽差，率兵查辦。并激進地建議說，要是給自己五百士兵，必可廢黜國王捉拿群小。

可惜這次大頭栽了。日本人不支持，俄國人不承認，李熙更是哭爹喊娘說冤枉，李鴻章也不禁懷疑密函的真實性。

拖到最後，以朝鮮政府宣布密函作廢，派使臣赴北洋謝罪了事。

袁世凱犯了衆怒，尤其是日俄公使，鬧得很兇。總理衙門也頗為不滿，若非李鴻章力保，說人才難得，大頭非翻船不可。

對此，袁世凱感佩于心，在給哥哥袁世廉的家信中寫道：傅相（李鴻章曾受封太子太傅）知遇之隆，雖肝腦圖報，亦說不了。

最倒黴的還是朝鮮，剛聯上俄就被打斷了。

李鴻章寫信給李熙，說你要再不懲前毖後，親賢遠佞，老夫都憂慮你無以為國。

而袁世凱覺得，李熙之所以不學好，問題出在教育上。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滿腦子都是反動思想你還指望他當個明君？

深感再窮不能窮教育的袁世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培養李熙身上。

第一課，類比法。袁世凱形象地把朝鮮比喻為一條破舟。

那，現在舟快沉了，最要緊的是查缺補漏。袁老師好比是修船的工匠，小朋友們呢都是舟上的乘客。個別壞學生（金玉均）貪圖舟上的金幣，故意搖晃，弄沉了舟好攜金幣以自利。小李熙，你說你作為班長應該怎麽辦？

第二課，建模法。亞洲是一座大院，正廳名叫中國，朝鮮是東偏房。

現在東偏房快塌了，裏面一幫白癡還呼呼大睡呢！更可怕的是，東偏房一塌，正廳的承重牆就岌岌可危，塌了也是早晚的事！袁老師是東偏房的看門人，每天站在門外向裏呼叫：“你的房子應該趕快修理！”聰明的人會立刻爬起，愚蠢的人反問“關你屁事”，還罵罵咧咧的想把袁老師趕走。

見李熙似有所動，袁世凱又挑燈夜戰，編了本《朝鮮大局論》，詳細分析了朝鮮嚴峻的現狀，指出六條依附中國的好處，四條背離中國的下場，最後得出一個铿然有力結論：朝鮮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國以庇蔭之”，除了中國還能有誰呢？！

亡清室而全中國。從這一點出發，在極力避免朝鮮被他國占有上，袁世凱做到了極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但他還是低估了李熙。

再不争氣的小孩，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看也看會了。于是，人前天然呆，人後小算盤，就成了李熙對付袁世凱百用不爽的絕招。

見課堂上賣萌很成功，李熙進一步着手挑戰袁世凱的底線，制造了一起外交風波。

1887年，朝鮮政府神不知鬼不覺地任命闵泳駿為駐日公使。過了三個月，見清廷沒動靜，便趕緊讓闵泳駿啓程，同時又任命了兩個公使，樸定陽（駐美）和趙臣熙（駐歐）。

結果把窗戶紙捅破了。

面對袁世凱和李鴻章的輪番責問，李熙狡辯說“各國請之愈切”，故不得不派。但迫于清廷壓力，只好走走形式，咨請禮部批準。

已經先斬後奏走了一個公使，清廷只好現實些，同意朝鮮以屬國體制派使，但不能使用“全權”字樣。

李熙又開始唧唧歪歪，解釋派全權公使的“苦衷”：不全權不足以壯觀瞻，尤恐受到輕辱，玷污了天朝。全權表達的不僅是小邦的敦睦之誼，更宣揚了天朝的懷柔之德。

清廷被李熙的東拉西扯搞暈了，同意其全權，但必須遵守三大紀律：一、朝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報到；

二、遇有公宴，朝使應跟随于中國使節之後；三、交涉大事，必先密商于中國使節，請示核準。

李熙又大耍兩面派，表面上答應得好好的，扭頭就不認賬。

樸定陽到了美國，不僅不拜會清廷駐美公使張蔭桓，還單獨谒見美國總統，遞交國書。

接到張蔭桓的報告，李鴻章責成袁世凱查問。朝方耍無賴，說這是樸定陽的個人行為，并懇請俯準删去第一條，以顧全朝鮮國體。

清廷惱羞成怒，斷然拒絕，着袁世凱壓李熙撤回并懲處樸定陽，否則不再批準外派使節。

李熙一臉無辜狀，說自己一開始也不知道，接到上憲（李鴻章）的诘問時非常“驚怖”，馬上發電叱問該使。結果樸定陽說他到了美國後打探國情，得知如果由華使帶往外交部，則美國将斥退國書。故冒罪違章，暫且完成使命，回國後再請罪。

轉呈北洋的電報中，袁世凱點明李熙意在搪塞。

李鴻章大發雷霆，要求必須嚴辦樸定陽。李熙借口樸在海外，回國後方能懲辦，希望把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袁世凱建議李鴻章将計就計，以靜制動。樸定陽不回，此案不結，則清廷不再批準朝鮮外派使節，着急的是李熙。

原本準備赴歐的趙臣熙已駐留香港觀望了三個月，李熙果然急了。

袁世凱卻當起了甩手掌櫃。

不教了。

這一年來，李熙同學給袁老師的感覺就是：翅膀越來越硬，人越來越悶騷，成天一副“你可以指點我，但請不要對我指指點點”的表情。

人生苦短，有那麽多美好的事情等着去做，袁老師不跟你那兒做惡人了。家裏三個新納的朝鮮小妾需要聯絡感情，大頭和其中一個皮膚很白、黑發墜地、喚作金月仙的還聯絡出了次子袁克文。

正妻于氏身在老家，眼不見心不煩，最鬧心的還是大姨太沈玉英。

為此，金月仙曾被沈玉英以管教之名綁在桌子上毒打過，落下了腿疾，終生郁郁寡歡。

愛情如蜉蝣，轉瞬即逝，原是意料中事，可只有真正降臨到自己頭上時，才能咀嚼出其間的悲涼與落寞。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沖突，而是厭倦。時間就像殺豬刀，把曠世之戀磨成了柴米油鹽。

多少良辰美景，變成了斷壁殘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與了似水流年。世人都會老。是人，也就沒有什麽“一世的愛情”。上帝将濃濃的愛意漸漸冷卻為悠遠的親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穩的需要，孰知人類在求得安穩之後又想追求刺激。于是，安與不安，甘與不甘，拉鋸了一生。

對袁世凱而言，理想遠比愛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時，他和李鴻章身邊的大紅人、時任山東登萊青道（主管登州、萊州、青州三府的道臺）的盛宣懷（1844—1916）結為異姓兄弟。

秀才出身的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壟斷資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辦的企業模式，并發下宏願：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李鴻章）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後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

留名不難，卻未必是美名。盛宣懷的強勢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輪實業建設的高潮，卻也打開了國營壟斷的潘多拉魔盒，以至于國企害則歸公，利則歸己的惡癖延綿至今。而他本人，也從中漁利不淺。

與此同時，袁世凱又答應了吳大澂的提親。

要知道袁克定此時還不滿十歲，在家念書，吳大澂竟突發奇想要把女兒許給這個從沒見過的“乘龍快婿”，可見對袁世凱何等青眼相加。

大頭頗有自知之明，一開始不敢應，說論輩分，我們是叔侄；論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論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個道員銜的駐外領事。無論如何高攀不起。

吳大澂為表誠意，寫信給袁保齡，讓他說服侄兒。又請周馥當媒人，給足了他面子，大頭也就不再推托。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靂；你若安息，便是歡天喜地1889年，李熙終于召回了樸定陽。

鑒于趙臣熙還在香港東張西望，如何處置樸定陽具有标杆式的意義。

于是，樸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謀面的袁世凱寫給他的一封措辭激烈的公函，要求嚴辦樸定陽。

在美國顧問的教唆下，闵妃認為宣示朝鮮主權的重要時刻到來了！她讓李熙補授樸定陽職務以昭示各國，并打起車輪戰，接連派大臣去袁府軟磨硬泡。

袁世凱不為所動，聲色俱厲地駁斥說：“包庇樸是故意放任大臣違章，爾等兒戲自欺，也想讓中國的朝廷這樣嗎！”

再往後來的，都吃了閉門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過袁世凱不能上達，大頭索性以逸待勞，把不遂己願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寫。

李鴻章認為此招“甚妙”，囑袁不要催其回複，寧可拖着也不結案。并向他交底，說只要朝方懇求不辦重罪，對樸不再起用，便可下臺階。

可惜算來算去，算漏了河東獅吼。在闵妃的幹預下，李熙迎難而上，任命樸定陽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書）。

如此公然挑戰，肆無忌憚，袁世凱也只好祭出殺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體制下，不能稱“後”只許稱“妃”。

老年人都比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樣，也是親華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繼承的是她亡夫的，廢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話語權。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責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争氣，闵妃只好走到臺前，打算先籠絡住袁世凱，再悄悄免去樸定陽的職務，但不予公開。

為此，闵妃派親信洪在羲反複游說袁世凱，說國王受小人蒙蔽，誤會了您，鑄此大錯，現已悔恨交加。但樸定陽案實難公開處分，願私下秘密懲辦，請袁以已經治罪上報李鴻章，了結此案。

闵妃意圖保全自主體制的小算盤袁世凱如何不知？再說，拉攏本是我袁大頭的特長，你非要班門弄斧，那我只好獻醜陪練了。

他先是裝出一副感動萬分的樣子，告訴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勞神的，還不是在為自己這個學生着急？洪在羲連說是是是。

又擺出一副隔牆有耳的神秘狀，俯到洪在羲耳邊，說這次非常棘手，李鴻章已經怒了，不僅要嚴辦此案，還準備讓朝鮮召回闵泳駿和趙臣熙。

見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凱嘆了口氣，語重心長地跟他“交心”，說自己在朝鮮待了這麽多年，也算半個朝鮮人了，為了維護中朝友誼，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國王可按原來的打算辦，把樸定陽革職，但處理此事的公文，暫不呈報，以免外界知曉。以此為臺階，他會盡力跟上面周旋，轉達國王的難處，争取從寬處理，不了了之。同時，自己洩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話絕不能外傳。

誠懇合作的态度讓洪在羲大喜過望，根本沒發覺自己上了袁世凱的當。

大頭挖的坑是：先誘使朝鮮撤了樸定陽，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沒有呈文意味着沒有結案，沒有結案新的使節就派不出去（國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動權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據需要随時重提此案。

李熙被袁世凱折磨得死去活來，用俄使韋貝的話說就是“韓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國慫恿”。

對列強試圖在朝鮮通商、開礦、租借土地、修建鐵路等各種計劃，袁世凱無不操縱王室和外署（朝鮮外交部），只要有一線希望，就盡百倍努力阻撓破壞。

正因如此，李熙幾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換袁世凱，李鴻章都斷然拒絕。坐鎮總署的奕譞致函說袁世凱的長處是應酬和偵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鴻章還是不為所動。

而且，對大頭所提的建議，李鴻章往往從善如流，轉奏總署時也不忘說明其出自袁世凱，絕不掠下屬之美。

要知道，作為對朝政策的決策者，李鴻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畢竟出了事扛責任的是自己——這種不怕下屬比自己能幹甚至希望超過自己的領導，環顧中國，可謂比大熊貓還稀有。

言傳身教帶給大頭的是潛移默化的影響，以至于後來的親信幕僚王錫彤這樣評價袁世凱：肩頭有力，絕不诿過于人。凡一材一藝一經甄錄，即根據各人的才能本領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責備，對人也無分外的期望。辦成一事，則獎勵提掖唯恐不及；辦不成則自任其咎，不使別人分謗。這就是各類人物所以歸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樂于為之盡死力的緣故。

1889年，袁保齡因主持興建旅順港操勞過度去世，李鴻章成了袁世凱的精神教父，事事點撥、勉勵訓誡，二人往來書信，留存于世的達百萬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凱在朝鮮已幹滿兩個任期，但在仕途上只進了一小步，從正三品升到從二品。在外交使臣這個位置上，已是特批欽定的最高官銜，升無可升。

為使袁世凱安心留任，李鴻章幫他謀到了浙江溫處道的實職，一俟三屆幹滿，回國即能上任。溫處道下轄溫州、處州兩府十多個縣，經濟發達，是官場中人無不眼紅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幹滿三屆了。

當官是門技術活兒

日本埋頭發展了十年，又開始自我感覺良好，覺得俄國不足慮，中國卻死死地控制着朝鮮，越看心态越失衡：怎麽我的地盤你在做主？

幾年前的“長崎互毆案”充分體現了日本政府長期對國民妖魔化中國的成果。

當時，針對俄國觊觎朝鮮，北洋水師的四艘軍艦遠赴海參崴進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時因需要入塢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後，停泊長崎港。

結果，敏感的日本人覺得受到了羞辱。

衆所周知，北洋水師在當時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權威的世界軍事年鑒。

定遠（旗艦）、鎮遠兩艘主力艦耗資均在百萬兩白銀以上，噸位七千五，代表着當時德國造船業最先進的技術水平。

另有濟遠、經遠、來遠、致遠和靖遠五艘兩三千噸位的巡洋艦。

再加上福州造船廠自制的軍艦和魚雷快艇，總計二十五艘戰船，可謂舉全國之力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話下。

對從無海防觀念的農耕文明來說，北洋水師的出現就是一個奇跡。

最早買船的是林則徐。鴉片戰争中，他向美國商人買了艘一千噸的“劍橋號”，裝配三十四門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當水上炮臺使。估計連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長毛鬧事時，廣西提督向榮收到上海道臺吳健彰送來的一艘“孔子號”——四百噸的小洋輪。結果向榮覺得“孔子”太胖了，目标大，又嬌氣，在長江裏動不動就擱淺，整個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直接給扔了。

由此觀之，這幫清軍将領壓根兒就不懂海戰。而日本的跳梁讓李鴻章意識到清日遲早必有一戰。在其力争下，總理衙門策動廷議，以海關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約四百萬兩白銀（赫德之功）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

籌建之初，議者紛纭，以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中國海軍應分為北洋、南洋和閩粵三大艦隊，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隸總督監管，拱衛京師門戶；南洋由兩江總督率領，防衛長江內外；閩粵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

同時，北洋水師的老大為提督銜，從一品；南洋和閩粵只為總兵銜，正二品。

一開始的規劃是，四百萬預算，南北各分其半，雙線發展。而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桢，繼承了他岳父林則徐的光風霁月，說新式戰艦所費不赀（計算），願将預算全部劃給北洋，待彼速建成軍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自然求之不得。

結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記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流派領袖、兩朝帝師（同治、光緒）翁同龢（1830—1904）在日記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訪奕譞時，後者囑托前者轉告翁同龢等清流務必體諒其苦衷。

奕譞說：“蓋以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

翻譯成人話就是：我修築頤和園的目的，是為了換取慈禧對發展北洋海軍的支持，是為了避免鹹豐逃亡承德避暑山莊的悲劇再次重演。

兩個月前，奕譞上疏建議恢複乾隆時的“昆明湖水操”，并開設水師學堂，訓練八旗子弟。

去頤和園劃一次船你就會發現，在昆明湖裏練海軍這麽有創意的事估計只有天朝想得出來。

但考慮到訓練對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釋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