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1)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繼任直督的人選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抛開私人恩怨，李鴻章屬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凱，甚至傳言其曾親口告訴于式枚“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開明，關鍵時刻還能保護他們不被亂民砍殺的袁世凱。

慈禧更無異議。一來對大頭的好感達到頂點；二來列強能饒她一命殊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見；三來武衛軍四支部隊皆被打殘，只剩武衛右軍兵強馬壯，正需袁世凱帶上來護衛京師，安定人心。

當然，競争對手不是沒有，比如劉坤一和張之洞，資歷都比袁世凱老。

問題是前者再過一年就要挂了，後者壓根兒不想離開老巢重打江山，畢竟湖北新軍已初具規模。

衆望所歸之下，盛宣懷致電袁世凱：

旋轉乾坤，中外推公。

大頭自然覺得“非我莫屬”，連推辭的場面話都霸氣外露，說我一走，“齊魯必亂”。

這肯定是聳人聽聞，不過袁世凱一走，有人必定難逃一死。

山東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識了，以前當禦史時便參過大頭一本，說袁世凱濫殺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卻是一幫投機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軍營裏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敗，結果被大頭逮住一個為首的砍頭示衆。

雖然榮欽差的暗訪還了袁世凱一個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擊還是讓他久久不能平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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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大頭接掌山東後——胡景桂恰巧是其屬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劇了，只好小心謹慎，低調做人，盡量不讓袁撫臺抓住把柄。

豈料，袁世凱竟主動與他冰釋前嫌，還讓胡景桂在武右衛軍裏兼了個差，以示竭誠重用。

當然，胡臬臺也不是廢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領域堅持秉公執法、依律辦案，贏得了大頭由衷的欽佩。

年終密報給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凱對胡景桂的評語是“誠樸亮直，任勞任怨”。

如果僅此而已，你可以說袁世凱不過是大公無私罷了。

可當洋人要求懲辦禍首的“黑名單”出爐後，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頭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時，這只能用高風亮節來解釋了。

袁世凱一向痛恨主戰派誤國，卻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問他何故，回答只一句：值此時局，尚鬧意見，成何體統？

不是收買人心，也不單單是以大局為重，而是真切地認識到人才難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來，關系的深淺遠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實學，與之聲氣相通，則獎掖提拔不遺餘力，官位金錢在所不惜。

看一個上司是否有所作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觀察他是否吝錢吝官、任人唯親即可。凡器度窄小、愛搞小圈子的領導，絕無把事業做大的可能。

可惜，現實的土壤更适合培養碌碌無為的庸才，芸芸衆生的理想早被無情地磨滅，只剩下柴米油鹽、一地雞毛。

胡景桂成為大頭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終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求才若渴絕非空話，而是你兜裏只剩一塊錢，還舍得分給別人八毛。

時無英雄，蓋因無人能做到袁世凱的十分之一。

倒是戲子盈路，呈現了一臺比《欽差大臣》還滑稽的鬧劇。但舍棄真心，《羅織經》也救不了你。

離魯前，袁世凱又去山東大學堂（山東大學前身）看了看。這是繼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的唯一遺産，北大前身）之後，中國第二所國立大學，由大頭一手創辦，教學內容涵蓋中西、文理兼備，首任校長周學熙。

殘雪猶存的官道上，一隊從濟南開出的人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進。衆星拱月般護衛着的，正是剛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銜的袁宮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關道（天津海關關長）的唐紹儀。兩人一路談笑風生，來到河北境內。

周馥早已攜帶官印在高陽縣恭候。

香案前，袁世凱率領随官遙望兩宮行在，叩首行禮，謝主隆恩。權力交接就在這莊重肅穆的儀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隸總督署，保定與天津各設一處，直督隔段時間便往返一次，體驗不同的辦公環境。

作為通商口岸，天津經濟繁榮；作為北京的門戶，又承擔着防禦從海上登陸之敵的重任。因此，逐漸取代保定成為直隸總督的常駐治所。

然而，《辛醜條約》雖已簽訂，天津臨時政府卻仍未解散。

袁世凱憤怒了，待在保定，鄭重宣布：天津臨時政府一日不撤，聯軍軍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辦公。

唐紹儀前往交涉，一面以強硬的姿态告知各國“此事不辦，條約裏的善後事宜将無從談起”，一面通過英美居中斡旋，總算搞定了這幫賴皮。

世界的模樣，取決于你凝視它的目光

1902年8月15日，天津順德飯店。

歡送宴會上，一個德軍少将舉着淺褐色的威士忌，勸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擻的袁世凱垂頭喪氣的同伴道：別忘了，他的脖子上還有一個套子。沒有軍隊保障的政府會是什麽樣？到時，他還得來找我們。先生們，天津永遠是我們的！Cheers！

原來，條約規定，天津及周邊十公裏內不準駐紮中國軍隊。

但以為如此便能難住袁世凱，就大謬不然了。

三千名武衛右軍的士兵換上新的警察制服，開進天津市區和秦皇島、塘沽等地，擔負起維護治安的重任。

此乃“警察”在中國歷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屬于軍隊編制，故不在條約限制之內。

這項被洋大人逼出來的“發明”，意義遠不止于偷換概念、保家衛國。三年後，在袁世凱的建議下，清廷設立巡警部。

從尚書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層公安幹警，幾乎全部被大頭的人包攬。

有了這支情報網，京城的一舉一動盡在袁世凱的掌握之中。

列國均已收兵，俄國越來越被動。見占不到什麽便宜，只好極不情願地同清廷訂約，承諾分批從東北撤軍。

西安行宮。

調整後的軍機處只剩下四人：榮祿、王文韶、鹿傳霖和瞿鴻禨。

鹿傳霖是同治元年的進士，常年撫陝，政績斐然。

瞿鴻禨少年天才，二十一歲便高中進士。加之帥哥一枚，長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愛，仕途暢通無阻。

當然，也得益于他變态般的自律。

如果說晚清還找得出一個官員竟然真的一分錢不貪，那非瞿鴻禨莫屬。

為官多年，回鄉服喪。返京時，居然連路費都不夠，不得不變賣舊宅，湊足盤纏，方才上路。

這就是儒家經典為數不多的高明之處，至少能培養幾個清廉自守的樣板裝點門面，不至于連內褲都被扯了去。

大難不死的慈禧學會了妥協，連月來的磨難促使她開始思考如何順應時代潮流，融入人類文明的大家庭這一嚴肅的課題。

思來想去，萌生了親自挂帥，充當改革急先鋒的沖動。

于是，她連頒三道懿旨，宣示變法的決心，并真刀真槍地幹起來。

一、消滅蛀蟲，裁汰各部書吏；

二、開經濟特科，錄用西學人才；

三、命各省選派公費留學生；

四、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責成地方督撫，上奏變法方案。

即使如此，張之洞接旨後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線打探慈禧唱的這出到底“何人陳請？何人贊成？”。

一個軍機章京透露說确實出自聖意，但奏複變法時，最好“勿偏重西”。

張之洞空喜一場，不爽道：“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

為保險起見，他致電鹿傳霖，試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那些套話，有何益處？”

鹿傳霖鼓勵他放下思想包袱，暢所欲言，但還是不敢把話說死，勸他道：“不必拘泥于西學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個個如履薄冰的并非多慮，畢竟天威難測。誰敢擔保這不是引蛇出洞？

張之洞不再出頭，而是跟劉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氣，決定就變法拿出一個共同方案後再聯銜上奏。

袁世凱覺得很搞笑，給張、劉各去了一封電報，讓他們不要懷疑朝廷改革的誠意。

和書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谕裏“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那類漂亮的廢話，而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這件事，一語道破了天機——不舉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銮。

第一，各國對清政府的守舊排外懼恨交加，慈禧的腦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賴李鴻章。現在“消防隊長”已死，回京後，誰知道洋人會不會出爾反爾；第二，各國都希望中國變法，你不變，回頭他以此為借口，羅列條款，要挾照行，反而被動。

因此，不塑造出銳意改革的開明形象，西太後是不敢回京的。

摸準了慈禧軟肋的大頭不像南方督撫那樣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個《江楚會奏》。他抓準時機，上了變法十條，內容包括教育、實業、吏治、軍事等各個方面，以雷霆之勢開啓了舉世矚目的“北洋新政”，在廢墟之上再造了一個全新的直隸省。

辦新政除了熱情和智慧，最主要的還是燒錢。

袁世凱已繼承了李鴻章的政治遺産，将其幕僚楊士骧、楊士琦兄弟及于式枚、趙秉鈞、孫寶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将其多年“截曠”“扣建”積存的八百萬兩淮饷收入囊中。

截曠和扣建是當時侵吞軍饷的普遍手法，不懂這兩個專業術語，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說在軍隊裏混過。

由于軍饷的預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發。而一年中常有兵員出缺，替補往往在很多天之後，中間省下來的兵饷謂之截曠。

朝廷撥饷，按農歷每月三十日計算。但實際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稱為“小建”，軍官發饷時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實發，名曰扣建。

按理說這兩筆款子均應上繳國庫，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戶部工作經歷的王文韶聽說這筆淮饷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動時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而文忠卻漠然置之。”

只有這筆錢還是不夠，袁世凱打起了道府州縣各級官員的主意。

大頭清楚，對天朝的官員來說，巨額財産來歷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許可證。連撈錢都不會，還好意思當官？

直隸總督署。

望着召集來的官員們困惑的眼神，袁世凱緩緩道：“直隸百廢待興，急等錢用，先暫借各位大人的墊辦，以後歸還。”

結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窮訴苦，便是咒罵洋人，一毛錢都摳不出來。

袁世凱不動聲色地遣散了這幫鐵公雞，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幾大錢莊取得聯系，說要把公款存到其票號裏，問他們利息能給多少。

錢莊說最高只能到八厘，來人假稱太少，作勢欲走。掌櫃不願放走大主顧，急忙取出賬冊，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幾何，意思是“給你的已經很高了”。

來人一一記下，回禀袁世凱。

兩天後，官員們又被叫到督署。大頭面帶微笑地公布了調查情況，然後話鋒一轉道：諸位一向廉潔奉公，豈會有如此巨款存入票號？可見這些掌櫃在冒用你們的名義招攬生意，實在可惡！我已經把那些冒名頂替的存款充公了，還爾等一個清譽。

當場有人暈厥。

會當淩絕頂

兩筆錢都有限，袁世凱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車回北京。

當逃難團到達保定車站時，站臺上彩旗飄揚，軍樂隊奏起了響亮的《馬賽曲》——袁世凱不知這是法國國歌，只覺抑揚頓挫，振奮人心，便定下來歡迎西太後。

三十多節的火車是袁世凱特意為慈禧定制的當時世界上最豪華的專列。誰能想到，十年後它成了孫文的專車？又有誰能想到，再過十六年，當它載着張作霖駛過皇姑屯時，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樂聲驟歇，迎駕的群臣開始向慈禧敬獻珍寶。

袁世凱雖彎下腰，眼睛注視着地面，但從他神氣倨傲的奏對聲中，可以料想必有驚人之舉：奴才蓄有鹦鹉一對，乃是特地打發人從印度尋覓來的，為的是獻給太後賞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寶物時，方才看清：精致的籠子裏，鍍金的短鏈拴着一紅一綠兩只毛色光潔的鹦鹉，并肩立于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只發出清爽的鳴叫：“老佛爺吉祥！”

正當人群啧啧稱奇時，另一只也不甘鳥後，脆聲道：“老佛爺平安！”

慈禧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逃難團回到北京，發現一件讓他們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動産和不動産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蓮英為例。國變時倉促離京，臨行前将幾十年受賄攢下來的銀子藏在一個只有他親戚知道的地方。

聯軍入城後，不知哪位義士打聽到了這筆贓款的所在，跑去報告法軍，結果全部沒收。

李蓮英聞此噩耗，比死了親媽還痛苦，臉上從此沒了笑容。

權貴中，同樣遭遇的不在少數。大頭拟定了一個名單，讓楊士琦帶着白花花的銀子，坐鎮北洋公所（北洋駐京辦），專事進貢。

雪中送炭從來更勝錦上添花，京官們對袁世凱的頌揚之聲此起彼伏。

對官員尚且如此，對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後第一輛私人轎車即來自大頭之上貢，還是德國名牌奔馳。但慈禧心高氣傲，覺得司機竟然坐她前面，不成體統，名車也就成了宮裏的擺設。

如果說亡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争，那麽知己知彼顯然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為了刺探軍情，袁世凱煞費苦心。

總督衙門的電話房可直通內務府的管事太監，宮中動向，彈指間傳至天津。慈禧的好惡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張，袁世凱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後歡心。

為了維系宮中奧援，大頭無所不用其極。

老部下張勳率領一營守衛頤和園時，同太監馬賓廷交好。馬太監經常給慈禧說書，是太後跟前的紅人。

大頭得此信息，通過張勳認識了馬賓廷，結為兄弟。

一次，袁世凱和張勳同至頤和園。張走在前面，馬賓廷出迎，招手示意他進其廂房。

張勳道：“宮保還在後頭呢！”

于是，馬賓廷站在院子裏繼續等。

袁世凱遠遠瞧見馬，趕緊趨前。走近後，居然單膝跪下向馬賓廷請安。

文官給太監行此大禮，有清一代，難尋先例。馬賓廷受寵若驚，感動之情，溢于言表。

穩住內廷的袁世凱繼續發力，在李鴻章出殡時送上挽聯：公真曠代偉人，旋乾轉坤，豈止勳名追郭令；我是再傳弟子，感恩知己，願宏志業繼蕭規。

“郭令”是為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将郭子儀，“蕭規”則化用了“蕭規曹随”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鴻章祠落成，袁世凱又撰聯曰：受知早歲，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陽（郭子儀），敢诩臨淮壁壘（李鴻章曾在臨淮立下戰功）；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鴻章栽培是實情，希望繼承衣缽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圖恐怕還是想借機收攏人心，将淮軍舊将、合肥門生統統聚集到自己身邊，擰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繩。

萬事俱備後，袁世凱叫來周學熙，對他說了一句話：放手去幹吧。

第一件事是穩定金融。

大戰之後多通脹。在天津知府淩福彭的協助下，周學熙以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種金融手段平抑了物價，一時間阖津拜服。

袁世凱乘勝追擊，創立銀元局，以周學熙為總辦，鑄造銅元，取代已經貶值的銀幣，在穩固市場的基礎上也為政府提供了新的財源（銅元比價高）。

手頭有糧，辦事不慌。周學熙建議成立直隸工藝總局，作為全省興辦實業的指揮部，袁世凱立刻批準。

和盛宣懷不同，袁、周二人的商業思想更為開明，唯知提倡勸導，絕不越俎代庖，将創業的風氣宣傳開後便任其自由發展。

而在官督商辦的企業中，周學熙則主抓廠辦學校，力求工學一體，開通觀念。

1903年，國際銀價波動，被辛醜賠款掏空了的中國雪上加霜，剛剛步入正軌的天津遭遇了兇猛的金融危機，民營企業哀鴻一片。

袁世凱緊急開辦官方銀號，貸發官銀七十萬兩，銅元數百萬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實體經濟。

《大公報》為此特發社論，稱贊說：“保商之道，從來為官府所未有，不禁為津郡商民賀，為津市前途賀。”

經此一役，袁世凱深感未雨綢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陳現代銀行的重要性。不久，戶部銀行（大清銀行前身）在天津設立，成為中國第一家中央銀行。它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進一步盤活了津京地區的經濟。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凱又仿照天津租界設立了“華界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經濟改革的試驗田。

值得去的地方都沒有捷徑

和後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凱不僅重視經濟基礎，更關心上層建築。最早提出義務教育的他曾說：“寧可壓縮軍隊，也要推廣全部免費的國民學校。”

又對人道：“我治理直隸的政策是，練兵的事我自任之，辦學的事則聽任嚴先生所為，我供其指揮而已。”

嚴先生指嚴修（1860—1929），南開大學創始人。早年和徐世昌為翰林院同僚，後遷貴州學政，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狀元。

戊戌年因倡議經濟特科開罪守舊派，憤而辭官。赴小站拜訪徐世昌時得遇大頭，暢談變法，為其折服，遂訂為知己。

把嚴修挖過來搞教育可謂挖到了寶。此人常年鑽研西學，對數學、化學、醫學皆有涉獵。

大頭心花怒放，宣布振興教育乃“經國要圖”，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設置了學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并駕齊驅，推重之心，可見一斑。

嚴修沒有辜負袁世凱的信任，助其締造了北洋大學一所，專科學校二十多所，師範學校九十多所，小學四千餘所，使天津真正成為近代國人走向世界的起點。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凱，結束了幾千年來女人不能上學的歷史。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在其任內剪彩開學。

随着大頭的事業風生水起，甲午戰争後仕途失意的北洋海軍舊部也紛紛前來報到，如葉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幹。

20世紀初的天津，有軌電車把城區和租界連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築碎石馬路，中外合資的自來水公司使現代文明流進千家萬戶。總督衙門外，運河兩岸邊，由比利時電廠供電的街燈徹夜通明，酒吧和劇院通宵營業……

人心不足蛇吞象。經濟的發展開啓了欲望的魔盒，華洋雜處的天津，治安愈發堪憂。

對那些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團夥，袁世凱統統指為“拳匪餘孽”，以朝廷的名義痛加鏟除，使得天津成為張一麐筆下“治安為各省之冠，有六個月不見竊賊者，西人亦為之嘆服”的文明城市，卻也招致“民屠”的稱號，引來種種非議。

慈禧将參奏袁世凱的折子寄給他觀賞，遙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辯解，闡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觀點，說“欲安民則擾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則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慮到義和團殷鑒不遠，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濫殺”之罪查辦的巡警道（省公安廳廳長）趙秉鈞等人，反而在大頭的保奏下加官晉爵。

為了将天津建設成北洋集團遙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營，袁世凱又打起了鐵路的主意。

當時，北京向東和往南已有外國人修築的鐵路，唯獨北方門戶張家口，作為連通內蒙古的樞紐，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卻還停留在馬拉車的原始狀态。

袁世凱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鋪軌鑿山，架橋購車，建成了中國第一條自主設計、獨立施工的鐵路——京張鐵路。

通車之日，舉世震驚，袁世凱卻早已遠離繁華，垂釣于洹水之畔。

詹天佑時刻惦記着老領導對鐵路的支持和對自己的信任，特意将工程竣工時拍攝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撫今追昔，大頭感慨萬端，在回信中動情道：“目想神游，至深傾服。”

對此，史學家唐德剛的評價“袁世凱在推動中國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實事，比孫文做得多”确屬不刊之論——孫大炮號稱要修20萬裏鐵路，最後修了幾裏？

在天津的示範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給力。

首先一掃重農抑商的傳統，專門成立了商部，頒布《公司律》和《破産律》，鼓勵各地商人組織建立商會。

由于手頭沒“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獎勵公司章程》中明碼标價：集股五千萬元者，授一品頂戴；兩千萬者，封子爵；一千萬者，封男爵；五百萬以上、八百萬以下者，賜四品頂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廣東、湖北、雲南三省的巡撫被撤銷。同時，谕令內務府，今後宮中用款，量入為出，不準再向戶部要錢。

最後，慈禧借大壽的名義，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孫文和康有為除外。

一個反政府，一個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啓發，後者也開始玩兒暗殺，熱衷于收買“俠士”，謀刺慈禧。由于投入過大，使負責籌募資金的梁啓超叫苦連連。

1905年，康有為派老友梁鐵君返回北京，勾結太監，擇機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發而被捕，毒死于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為仗着天高太後遠，成天舉着僞造的衣帶诏坑蒙拐騙，招搖過市，以勤王救駕為名組織保皇會，忽悠無知的華僑捐款捐物。

每次開會前，會衆都要起立恭祝皇上萬歲，并喝彩三聲。再祝康有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緒誕辰，康有為總要率保皇會成員公演自編自導的話劇。

舞臺中央是光緒的聖像，兩旁燭設輝煌。笙簫齊鳴中，康有為帶一衆弟子翩然入場，對着畫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肅穆的氣氛中，康南海叩着叩着便號啕起來。一些圍觀看熱鬧的外國人議論紛紛，康有為以為他們深受感動，鄭重其事地記載下來。

更二的是，會後還不忘給外務部發越洋電報，問“聖躬安否？祝皇上早日歸政以保中國”。

空談誤己，實幹亡清

孫文同該組織之間的糾葛，淵源已久。

早在康有為于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時，同一條街上挂牌行醫的孫行者（康黨對孫文的蔑稱）就曾托人轉達仰慕之情，表示願與他結交。

康有為的回應只有六個字：想訂交？先拜師！

後來證明，這種毀人三觀的老師，的确不能拜。

一次，康有為給學生講韓愈的《馬說》，首句“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提都不提，上來就大發無名之慨：“昔日戊戌變法，我勸皇上把新疆全省辟為牧馬場，養馬八百萬匹，以擴充騎兵。若馳驅歐亞，稱霸天下，舍騎兵莫屬。蒙古入歐，全憑馬力……”

一直吹到下課，《馬說》只字未談。

世易時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兩派的合并，似乎前景樂觀。

康有為卻不這麽看。他的敵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孫文的興中會，說好聽點叫職業革命家，在他眼裏，其實就是一幫流寇。

寇首之一陳少白聽說康有為抵日，立即前往拜訪。當天在場的還有梁啓超、王照以及康最鐘愛的弟子徐勤。

陳少白力言清政府已無可救藥，勸康有為改弦易轍。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後滔滔不絕地誇贊光緒，整個一“比肩堯舜，力扛湯武”，好到不可思議，冠絕古今。

陳少白無奈道：“先生要是個沒出息的，我倒不說了。如果您自命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連中國都不要了。”

正辯駁間，王照忽然毫無征兆地說了一句：“我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書信亦被拆閱，請諸君評評是何道理。”

康有為大怒，喚人将王照強行拉走，對陳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讓你見笑了。”

下來後，陳少白越想越覺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機，将王照偷了出來，帶到孫文密友、後任日本首相的犬養毅家。

脫困的王照哭天搶地，大訴苦水，說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黨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發，一步不敢任行，還飽受淩侮，痛不欲生。

然後開始揭發康有為僞造衣帶诏、蠱惑人心，從中國一路騙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陳少白如獲至寶，将猛料悉數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換屆，原先支持康黨的大隈重信下臺，新內閣不齒康的為人，令其限期離境。

走之前，畢永年前來探訪。

康有為聽說他已在日本入了興中會，閉門不見。

結果又得罪一個。

老畢接受媒體采訪時，将康有為在國內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賣命、如何假傳聖旨策劃政變等光榮事跡悉數抖出，一時間阖島震驚。

康有為恨不能将其啖肉寝皮，都跑到了新加坡，還放話說：“有能刺殺畢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黨立刻分化為兩派。徐勤堅持認為，老師與孫文的區別是欽差和欽犯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他在會客室裏貼了一張“孫文到，不招待”的字條，不巧被孫文看見，當面質問，卻又支吾其詞，不敢承認。

倒是梁啓超，一度同孫文過從甚密。

以其思如泉湧、一向多變的特點來看，并不奇怪。畢竟日本能讀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國文獻，使早就說過“中國萬事不進步，獨防民之術超越各國，誠可痛哭”的梁啓超更加客觀地反思起老師的政治主張來。

一往深了想，發現康有為就是一出悲劇——在他看來完全可以實施、不否定專制皇權的變法，依舊被現實中的專制者視為死敵。

梁啓超幻滅地意識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緒上位，召康黨歸而用之，面對“滿朝盡是仇敵，百事腐壞已久”的局面，最終還是免不了無所作為的結局。

漸趨革命的他開始同興中會打得火熱，孫文的哥哥甚至讓兒子阿昌拜梁啓超為師。徐勤在向康有為密報梁啓超動向時也稱其“漸入行者圈套，當設法解救”。

誰能料到，這只是梁啓超千變萬化的心路歷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當他受邀訪美之後，思想又發生了劇變。

紐約的繁華讓梁啓超目不暇接、心悅誠服。但同時他也看到，美國的華人始終無法組成一個團結有序的社會，反而內耗嚴重、械鬥頻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國人都激烈。

聯想到國內文化素質更低的草民，梁啓超悲觀地認為，如果強行照搬共和政體，國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臨亂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專制。

結論：兼顧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憲制更适合中國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啓超創辦了《新民叢報》，闡述其改良思想。

孫文對其轉變甚是惱火。不久，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發行機關報《民報》，第三期便下了戰書。

一場在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筆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黨：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啓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黨：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啓超：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餘歐洲諸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鑒于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黨：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标，為什麽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啓超：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唇槍舌劍。革命黨一方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傾巢而出、輪番上陣，立憲派則只有梁啓超孤身一人。

當然，以他酣暢淋漓、縱橫古今的文筆，以一敵百并非難事。畢竟連詩壇領袖黃遵憲都對梁啓超的文采推崇備至，稱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心腸，亦應感動”。

加之其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來，經常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