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2)

日語中的“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詞，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久而久之，梁啓超成為立憲派一面迎風招展、應者雲集的旗幟。

然而，錦繡文章難掩污濁現實。梁啓超所言及的，都是未來的種種不良後果；而革命黨所宣傳的，則是清廷當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兌現的預言，後者則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媒體，中國式高危行業

早在1903年，《蘇報》案的發生已經預示了人心的向背。

這張日發行量不過一千份的上海小報摘錄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一詠三嘆地為鄒容（1885—1905）的《革命軍》做廣告。

章太炎就不用說了，給《時務報》當主筆時就被康黨海扁過，積怨已久。在這篇歌頌排滿革命的文章裏，随處可見過濾詞，滿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讀者大跌眼鏡、讓康有為捶胸頓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罵“載湉（光緒）小醜，不辨菽麥”，讓人不禁懷疑他是否已經打好了棺材。

《革命軍》更是一副“老子投錯胎，幹脆不活了”的架勢，斥歷代清帝為“獨夫民賊”，罵慈禧是“賣淫婦”，號召國人一起推翻滿夷。

上海道臺袁樹勳拿到《蘇報》時的第一反應是敵對勢力又在暗中搗鬼。

袁道臺想多了。

上海的傳媒如此發達，《蘇報》作為一份虧損嚴重時要靠發桃色新聞來渡過難關的屌絲報，暫且還入不了反華勢力的法眼。

不過，越是亟須打開市場、擴大影響的報紙，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論博取關注。

當一個叫陳範的舉人将慘淡經營的《蘇報》買斷後，便再一次诠釋了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陳範原是江西鉛山縣的知縣，因當地發生教案而被罷官。

心懷不滿的他跑到上海，結識了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晖等學界名流。買下《蘇報》後，又經常找他們約稿，并邀請章士钊擔任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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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幫人日後不是光複會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會的骨幹（吳稚晖、章士钊），一個個蠢蠢欲動、摩拳擦掌，讓他們寫稿，出事只是時間問題。

于是，《蘇報》的小衆讀者們憤怒地發現，原本連載了一半的成人小說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殺盡胡兒方罷手”“借君頸血，購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時，章士钊抛出一個創造性的觀點：革命黨的黨魁其實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級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說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黨的永動機。

案發導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書評：《讀革命軍》。

文中，他盛贊《革命軍》是“今日國民之第一教科書”，字裏行間充滿了溢美之詞。

當然你會問，怎麽這幫人一個比一個嚣張，難不成都是美籍華人？

原來，《蘇報》是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注冊的，企業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辦公地點又在租界內，屬于外資企業，若非忍無可忍，韬光養晦的天朝本不會痛下殺手。

當袁樹勳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國派員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時，對方答應幫助其封館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須在租界內審判和服刑。

毫無契約精神的袁樹勳當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後玩兒賴。

章士钊等人提前聽到風聲，相繼走避。章太炎和鄒容躲閃不及，先後下獄。

袁樹勳沒沉住氣，過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鄒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審的意圖。工部局得知後，斷然拒絕移交人犯。

若将此舉解讀為“幫中國人伸張人權”，就純屬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權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王國。

本來這個套通過外交手段并不難解，各國駐滬領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對引渡案犯的問題，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邊。

結果天朝自己不争氣，身處風口浪尖，還緊趕着拍了一部《杖斃沈荩》的血漿片，頓時人心盡失。

該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國與德國結成戰略同盟，在西線免除了後顧之憂。硬起來的沙皇又開始耍流氓，指示在東北剛撤了一半的俄軍停止撤退，提出蠻橫無理的“新七條”。

沒有李鴻章，深感外交難辦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簽約求安之意。

沈荩作為一個活動能力堪比柴靜的媒體人，買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約草稿，在報紙上公之于衆，扇了慈禧一個響亮的耳光。

然而，代價極其慘重——杖斃。

當時，刑部已多年沒有實施這項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為沈荩特制一塊大木板，八個獄卒輪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術失傳過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還未能死。痛苦萬分的他聲若游絲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繩絞我”，一直折騰到夜幕降臨，不成人形的身體方才停止顫動。

沈荩生前人脈廣泛，同《泰晤士報》首席駐華記者莫理循關系極好。《字林西報》披露其死狀後，引起中外輿論的共振，紛紛指責清政府野蠻殘暴。

在一篇名為《真實的慈禧太後》的英文報道中，記者尖銳地寫道：這沒什麽不正常的。在中國，什麽樣的事都會發生。

只對選民負責的西方政客開始介入《蘇報》案，以防止沈荩的慘劇再次重演。

日俄戰争，中國打響

引渡已無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請律師，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鄒容、章太炎打官司。

當法官問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時，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什麽功名？”（鄒容也一樣，從小便對熱衷科舉的父親說：“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終，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和三年。天朝顏面掃地。

俄國卻只要你割地，以實現其将旅順開辟為太平洋出海口的“黃俄羅斯計劃”。

日本擔心中國頂不住壓力，自己跳出來跟北極熊談。

其動議是：朝鮮歸日本，滿洲歸俄國，互不幹涉。

甲午之後，日本滿以為能獨吞朝鮮，誰知闵妃搞起了親俄，專心同日人作對。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對頭大院君的名義發動政變，将其殺害，組建親日政府。

俄國當即反擊，把朝鮮國王李熙騙入使館控制起來，組成親俄政府，與其對峙。

日本用戰争流血換來的成果，俄國不費吹灰之力便搶走一半，其內心之憤恨，不難想象。

而此番俄國得寸進尺，竟一口回絕了日本的提議，明确道：朝鮮這盤小菜誰也別動，滿洲這道大餐日方無權享用。

日本被徹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國斷交。8日，日本海軍突襲了旅順港內的俄艦，日俄戰争爆發。

作為兩國争奪的焦點，清廷只負責提供戰場，并承諾“兩不相幫”，這成為近代中國最恥辱的标簽。

事實上在開戰前，從官場到民間，“聯日拒俄”的呼聲一直很高。

貴州巡撫李經羲的意見頗具代表性：“俄勝勢必吞并，日勝無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認門戶開放政策，打贏了也不會跟你要地。而俄國，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謀遠慮的是袁世凱。

他致電外務部，要求朝廷在即将爆發的戰争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将損失降到最低。

大頭分析說：一旦中國參戰，戰場将不再局限于之前劃定的遼東半島，逼急了的俄國可能會侵犯新疆。而那一塊跟列強毫無利益瓜葛，占就占了，最後無論誰勝，根本收不回來，到時你們哭都沒地方哭。

庚子之後，慈禧一直神經衰弱，看了袁世凱的風險評估，吓得不輕，趕緊讓外務部發表“局外中立”的聲明，強調：“（東）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敗如何，均歸中國，不得侵占。”

大頭笑了。

此舉一石二鳥，既替中國保住了東北，又把清廷逼到了輿論的死角。試問“滿洲政府”卻無力保衛“滿洲”，不排滿更待何為？

日俄在東北共計投入了兩百多萬兵力，皆視此戰為攸關存亡的死戰。

俄軍出動令人聞風喪膽的哥薩克騎兵和噸位一萬二的裝甲巡洋艦，可謂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日軍祭出需要三百人才能拉動的巨型火炮，又利用熱氣球偵察地形，力求彈無遺發，堪稱科學作戰的典範。

清政府名為中立，實則暗地裏給日軍送情報、供糧草，後來叱咤風雲的吳佩孚和段芝貴也曾多次被袁世凱派到東北搞諜報工作，斬獲頗豐。

其實，袁世凱的關注點根本不在日俄戰争，而在戰争帶來的契機上。

關外炮聲隆隆，震得慈禧寝食難安。她經常夢到俄軍打進山海關，自己被迫再次流亡的恐怖場景。不久，袁世凱收到一封緊張不安的朝旨，要他嚴防直隸各處邊隘。

大頭心下竊喜，趁機訴苦說“非兵無以布置，非饷無以增兵”，逼朝廷加大催饷力度。

一年前，榮祿去世，奕劻接任軍機領班。

大頭立派楊士琦進京重賄結交，用銀子把奕劻砸成了自己的傳聲筒，為北洋擴軍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東北吃緊後，慈禧兩次召見袁世凱，磋商對策。

大頭覺得火候已到，力勸慈禧在中央設立練兵處，整軍備武。

他的計劃是：以武衛右軍為模版，練兵處指揮各省限期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合計數十萬人。

為使如此龐大的藍圖順利啓動，袁世凱以退為進，奏請奕劻出任總理練兵大臣，打消皇族的疑慮。

慈禧病急亂投醫，準其所請，練兵處正式成立。

會辦大臣（常務副職）袁世凱，襄辦大臣（副職）鐵良，再往下各司的正副使幾乎全是小站班底。

鐵良整個一剛毅轉世，在保守排漢上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可惜，被夾在袁世凱和北洋系中間，除了當擺設，什麽也做不了。

奕劻更是唯大頭馬首是瞻，不久便以“衰邁多病”為由奏請太後責成袁、鐵二人悉心經營，自己“但總其成”。

袁世凱放開手腳，編練屬于直隸的“北洋六鎮”。

新軍無論裝備還是訓練皆耗資巨大，張之洞給朝廷算過筆賬：每萬人每年至少需要四十四萬兩白銀。

因此，決不肯在官兵身上打折扣的大頭開始想方設法地要錢。

僅1905年，各省上交給練兵處的九百萬兩練饷中就有六百萬兩用于北洋，如此“征天下之饷，練一省之兵”，袁世凱尤嫌不足，趁日俄打得正酣，自己有守土之責，坐地起價，柔中帶剛地向朝廷大倒苦水：倘若實在無饷接濟，或撥饷不能應時，臣何能為無米之炊？只好盡現有之兵布防。假若防範不周，贻誤大局，臣固然不能推卸責任，而力止于此，應在聖明洞鑒之中。

潛臺詞是：你看着辦吧。

苦心經營的成果在直隸河間與河南彰德的兩次彙報演出中得到了完美展現，尤其是“彰德秋操”。作為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邀請了中外嘉賓五百人，一起觀摩這場總兵力三萬多人的野外PK。

北軍指揮是第三鎮鎮統段祺瑞，南軍則是張之洞編練的湖北新軍第八鎮，指揮張彪。

由于集中向西方展示了中國軍事改革的成就，大頭的威望臻于極點。就像當年不習慣沒有李鴻章一樣，慈禧已經離不開裏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袁世凱。

抽心一劍

日俄戰争以俄國的落敗而告終。

此事對國人的刺激非常嚴重。如果說甲午之敗多少還有些讓人不服氣，那連強大的老牌帝國沙俄也敗下陣來，不禁引發了人們無限的思索。

最後得出兩條結論：立憲優于專制；黃種人未必劣于白種人。

其實早在一年前，袁世凱就向朝廷提出過一套涉及官制、憲政和地方自治的改革方案，目标便是立憲。

但那次試水讓他發現，利益集團一如既往鹦鹉學舌地重複着那句還要再重複一百年的口頭禪：民智未開、民智未開、民智未開……

好吧，先開民智。

不破不立。不把培養“奴才誠惶誠恐”的科舉給廢了，就無法造就新式的憲政人才。在由袁世凱主持撰寫的《請遞減科舉專注學校折》中，他大聲疾呼：無人才則救貧救弱徒屬空談，有人才則圖富圖強易于反掌。

慈禧并不反對，但要十年之後才廢。

袁世凱又掏心掏肺道：

就是立即廢除，也要十年後方能人才輩出。如果十年後再廢，人才無法急切造就，則又要二十年才能見效。強鄰環伺，如何能等？

再等不及也要解決實際問題，當年康有為廢個八股被國人視為神奸巨蠹。給那些成天想着怎麽靠子曰詩雲混進體制內的老學究小學究們找出路，是比停止科考更棘手的問題。

袁世凱早就看透了這幫聞風而動，喊着“國将不國”、“聖人已死”，跑到翰林院門口絕食、國子監對面上吊的腐儒。

說白了都是利益驅動。只要贖買得當，再迂闊的人也會從故紙堆中擡眼看看日新月異的世界。

出路很有中國特色：

大學堂（大學）畢業的，給進士功名，授翰林院編修、各部主事等官；高等學堂（高中）畢業的，給舉人功名，授知州、知縣等官；中等學堂（初中）畢業的，給秀才功名，授縣教谕（主管一縣教育）。

小學堂（小學）畢業的，努力參加考試，争取升入中等學堂。

同時，加大公派留學的力度。

雖說對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備，但為了開一時之風氣，袁世凱還是號召“近學日本”，從直隸的軍事學堂中大量選拔學生赴日留學。

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孫傳芳、徐樹铮、傅良佐以及蔣介石。

疏堵結合，這一巨大的社會變革終于在袁世凱的連哄帶騙下順利完成。

美國學者吉爾伯特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精辟地指出：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廢除科舉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轉折點。

袁世凱以恢弘無匹之勢，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朝廷的最後一絲眷戀，把精英階層從科舉的醬缸中散溢出去，衍變成一股無從把控的力量。

一個可堪比照的事實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政府的首項舉措便是恢複高考。

一廢一複間，耐人尋味。

伴随科舉滅亡的，是兩個鮮活的生命。

鄒容在監獄裏染病身亡，同盟會《民報》編輯陳天華為了敲醒國人，寫下《警世鐘》後跳海自殺。

從報上讀到這兩則消息時，袁世凱耳邊隐隐傳來東海之東那铿然有力的呼聲：這中國，哪一點，我還有分！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衆漢人，拱手降洋。

他嘆了口氣，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愛情一樣，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護理想的人，絕不會将它大聲喊出來，而是埋在一個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遺忘。

這是一個吊詭的國度，比較擅長摧毀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經歷一個痛苦的嬗變，就像《滄浪之水》裏的池大為，跪在父親的墳前親手燒掉他傳給自己的《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後揮別理想、告別良知，一頭紮進現實的洪流，在人潮湧動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當然也有死扛的，這在天朝需要勇氣。

更需要智慧。

因為，習慣了說假話的環境，說真話有時像在說笑話。天天說笑話，就會被視為瘋子，像電影《殺生》裏的牛結實，引來殺身之禍。

惡，是一種頑固的存在，不會因你的口誅筆伐而自動退出舞臺，只有在現實中日拱一卒地與之纏鬥，方能窺伺其破綻，一擊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