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退而不休，(2)

層，随着科舉的廢除，其身份已發生了轉型。

年輕一點的，被革命黨忽悠去，走上颠覆現政權的道路；年長一些的，通過選舉擠進咨議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對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載沣，面對這樣的殘局，即使怨謗集于一身，也無能為力。

因此，東海之東的伊藤博文在會見英使時預測道：“三年之內，中國必将發生革命。”

太子黨的逆襲

袁府離東華門不遠，衆人已在此恭候多時。

袁克定一見到父親就嚷嚷起來：

這是要像爾朱榮那樣被殺的！

爾朱榮是南北朝時的北魏權臣，因與皇族矛盾尖銳被北魏孝莊帝騙入宮中砍殺。

載沣絕無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邊號泣一邊勸其出國走避，攪得大頭自亂陣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時任新軍第一鎮協統的張懷芝建言道：

懷芝一人護我公速往天津，依楊士骧，再作計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結果，車至天津，張懷芝給直督楊士骧打了個電話，讓他派人來接，卻遭到拒絕：他奉旨回籍，怎麽能到這來？要是來了，必得上報。

張懷芝不再多說，轉身回禀袁世凱。

楊士骧挂了電話，其幕僚道：“雖如此，一定要前往慰問，不要讓他記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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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凱已經看透了楊士骧，不冷不熱地打發了他兒子。

北京。

世續去袁府慰問，看門的說袁大人病了，不讓進。硬闖之下，對方無奈告以實情。

他大驚道：“這才真的是大禍臨頭呢！”

趕緊用電話催袁世凱還朝，并以人格保證，沒有追加嚴懲的後命。

奕劻和張之洞也派人轉達了同樣的意思，勸他趕緊回家，避其鋒芒。

1909年1月6日，北風如刀。

袁世凱帶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車站的月臺上，即将奉旨回鄉“調養足疾”。

前來送行的只有孫寶琦、楊士琦、楊度和嚴修等區區數人。

倒不是什麽人情冷暖。重量級的官員為了不刺激敏感的載沣，早就私下送別過了。

比如張之洞。

唇亡齒寒的兩個人冰釋前嫌，促膝長談。

張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凱的手，慨嘆道：“馬上就輪到我了。”（“行将及我。”）

離別的車站。

四人裏，孫寶琦跟袁世凱是兒女親家，一向高調。

早年任駐法公使時，興中會叛徒湯芗銘偷了孫文的公文包，拿着裏面的會員名單跑去使館告密。

結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孫寶琦扭頭就派人給孫文傳信說“危險速逃”……

此外，楊士琦的農工商部侍郎、嚴修的學部侍郎以及楊度的四品京銜全是大頭一手争取來的，三人豈能不感佩于懷？

大樹既倒，載沣再接再厲，着手剪除袁黨。

在這個問題上，缺乏閱歷的載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個段位上。

後者欲擒故縱，分化瓦解，各種手段交替使用。而載沣除了正面打擊，罷官貶職外，沒有任何讓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紹儀、趙秉鈞和嚴修等相繼去職，徐世昌內調為郵傳部尚書，以錫良接替其東三省總督一職。

錫良一到任，就嚴參袁黨骨幹、黑龍江布政使倪嗣沖的貪污案，将其革職查辦。

不久，楊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隸總督。

屁股還沒坐熱，就因一件荒誕至極的事被革。

當時正逢慈禧梓宮移陵，由端方負責相關事宜。從紫禁城到清東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給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歷史記錄，便舉起相機，一路狂閃。

結果，沒過幾天便被農工商部左丞李國傑（李鴻章長孫）給參了。

李國傑是個混混，曾以“侄國傑”的身份，寫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應下來，卻因故未能踐諾。

李國傑記恨多年，終于逮住這個機會，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說：“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唯不敬，實系全無心肝。”

隆裕見識短，心想自己剛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殺一儆百，樹立威信。

于是，攝影愛好者端方因勇于嘗試新鮮事物而被開除公職。

載沣則繼續其攬權大計。

早年出洋的見聞讓他看到，德國皇室從幼年起就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因而國勢強盛。

有心效法軍國主義的他開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權。

得出的答案是：國之利器，豈可予人？

說幹就幹。

先裁撤練兵處，再加兩個弟弟載洵和載濤郡王銜，分管海軍與陸軍，完全無視慈禧遺折中“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籌”的勸誡。

載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軍處，與其兄載沣性格迥異。以海軍大臣的頭銜出訪歐洲時，一路頤指氣使，纨绔到底。

當德皇的叔叔出面為載洵舉辦送別晚宴時，他竟以晚飯已吃飽為由，拒絕前往。急得駐德公使蔭昌想辭職，最後生拉硬拽把載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宮。

結果，看到名流顯貴濟濟一堂，名媛淑女競相邀舞，載洵轉怒為喜，又在觥籌交錯間大醉失态。

美國政界普遍認為載洵不僅腐化，且對海軍事務茫然無知。

當他出訪美國時，馬克西姆造船廠因施放了一組能在空中展示載洵身穿軍禮服形象的焰火就贏得了訂單，氣得那些不懂中國邏輯的競争對手直噴美國國罵。

回國後，玩興大發的載洵在廷議上主張大舉國債，建設海軍，引得朝野大嘩。

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讓載沣也不便貿然支持自己這個腦殘志堅的弟弟。

情急之下，載洵居然搬出寵愛自己的生母劉佳氏，跟《大宅門》裏的白三爺似的，不依不饒，逼得載沣一個多月不敢回家。

國運将盡

左膀不行，還有右臂。

載濤相對而言更有城府，但也更年輕。載沣一直在物色機會，幫他鋪路。

先是從新軍第一鎮中抽調士兵組成自己直轄的禁衛軍，裝備和糧饷優于各軍，以載濤和鐵良為訓練大臣。

再将陸軍部的下屬單位軍咨處分離出來，改造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軍事顧問、指揮機關軍咨府，交載濤管理，淩駕于陸軍部之上。

緊接着，将新軍第一鎮鎮統段祺瑞外放為提督；将鐵良外放為江寧将軍（南京地區總司令），而把蔭昌召回，代替其陸軍部尚書一職。

本來，和載沣擁有共同敵人的鐵良是可以擠進政治核心圈的，奈何他押錯了寶，竟跑到隆裕跟前勸她訓政。

隆裕倒是想效法慈禧，再來一個太後垂簾。故動辄與載沣為難，事事力争。

但畢竟敵不過人兄弟齊心，三矢之誓。

由此可見，以鐵良的智商，當個國防部長确實令人堪憂。

載沣的胡作非為引起了張之洞的不滿，終于在津浦鐵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的人事任用上集中爆發。

當時，張之洞已卧病在床，載沣拟定了督辦人選，到病榻前征求老頭的意見。

張之洞：“朝廷用人，如果不考慮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

載沣：“國家養着這些兵，怕什麽民變？”

張之洞：“國家養兵，不是為了打老百姓。”

兩人不歡而散。

望着載沣離去的背影，張之洞悲憤滿懷，一口鮮血傾瀉而出，怆然道：“不意竟聽到亡國之言！”

不久，載沣聽聞張之洞病危，再次前去探訪，寬慰道：“中堂有名望，公忠體國，好好為國珍重。”

張之洞在枕席上吃力道：“公忠體國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勵。”

意在諷谏載沣“廉正”，不要任人唯私。

載沣走後，禮部侍郎陳寶琛問道：“監國之意若何？”

張之洞長髯抖動，無他言，唯嘆息曰：“國運盡矣。希其一悟而未能。”

1909年8月，中興四大名臣中的最後一位溘然長逝。

遺折中，他念念不忘的還是警醒載沣：“臣平生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産自勵。”

載沣卻并不領情，認為張之洞死了還要諷刺自己結黨營私，将其“文忠”的谥號降為“文襄”，徹底寒了滿朝漢臣的心。

沒關系，以良弼（1872—1912）為代表的政治集團已然異軍突起。

此人留過洋，才識兼備，素有大志，剛正不阿。可惜，人如其名般忠君愛黨。

在視野開闊的良弼看來，氣度狹隘、不能容人的鐵良純屬弱智。

一味排擠、封閉，根本無法遏制北洋系尾大不掉的趨勢。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廣為延攬，拔擢富有朝氣的新勢力與之抗衡，方為上策。

歸納起來四個字：以漢制漢。

良弼的主張同其留學日本時的經歷有關。他所在的學校是一所位于東京、精英輩出的名校——陸軍士官學校，培養了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著名戰犯。

對中國而言，該校則是革命的搖籃，後來如雷貫耳的蔡锷、閻錫山、唐繼堯、李烈鈞、張鳳翙等，均從這裏畢業。

官派赴日留學的風氣為大頭所開。科舉廢除後，清廷為了培養新式人才為己所用，采納袁世凱的建議，加大了公派的力度。

雖說有學監盯着，但這幫跑到牆外的學生還是紛紛投進革命的懷抱，踴躍加入同盟會。

良弼耳聞目睹，産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知清室将亡，當力圖振奮”。回國後，歷任練兵處、陸軍部司長，整天游說高層，終于同載濤一見傾心，被其引為智囊。

良弼給載濤開的藥方很簡單：摻沙子。

所謂沙子，是指從士官學校學成歸國的士官生。良弼天真地以為，用體制內的祿位羁縻軟化，這幫成天跟政府過不去的八零後還是能夠為我所用的。

由此，良弼汲引了大量排滿反清的黨人。用心固然良苦，怎奈生于末世運偏消，到頭來不過是自掘墳墓罷了。

以士官生裏的代表，同“北洋三傑”齊名的“士官三傑”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為例，三個革命黨，借着人才引進的東風，成功打入反革命大本營，以火箭速度被擢為鎮統或協統。

三人裏，吳祿貞跟良弼關系最好。兩人的友情堪稱道不同亦相為謀，後者明知前者的革命思想，仍在載濤面前力保其才。

後果便是：趁武昌起義爆發，蔭昌率軍南下平亂，作為新軍第六鎮鎮統的吳祿貞立刻跑到河北灤州策動第二十鎮鎮統張紹曾起兵反清。

張紹曾曾兵谏清廷速開國會，但對直接造反還是猶豫不決。

不久，山西亦亂，閻錫山被推為革命軍都督。

載沣調第六鎮前往彈壓。不料，吳祿貞卻在娘子關與閻錫山會談，商量組建“燕晉聯軍”，共讨北京……

在良弼的影響下，即使對禁衛軍管帶蔣百裏（錢學森岳父）這樣的中級軍官，載濤也奉之如師。

換來的結果是，載沣很快發現，自己所倚重的軍事力量，已成為一座踩在腳下、随時可能噴發的活火山。

當載洵結束對歐美的考察，取道俄國坐火車回國時，曾擔任新軍混成協隊官（連長）的革命黨人熊成基在哈爾濱布置暗殺任務，事洩被捕。

審訊中，熊成基歷數清廷罪狀，質問說：“近年創設海軍陸軍，若真有自強禦侮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何以偏要假手載洵、載濤等近支親貴？”

并視死如歸道：“自由之樹，不以血灌溉，焉能期其茂盛？”

謙卦六爻皆吉

下野的袁世凱，明确向外界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終結。

在給師友親朋的信中，他反複表示自己“年逾五十，精力已衰。遺大投艱（交給重大而艱難的任務），斷難勝任”。

清制京官退休，不準住在京城，必須回原籍。

但一般而言，除非獲罪遭遣，倒也并不一定非要回本縣老家，原省即可。

袁世凱就沒回項城，而是在同屬河南的衛輝府下了車。

個中原因，他解釋說是“屋宇無多，不足栖止”，實則另有隐情。

幾年前，大頭的生母劉氏去世，被朝廷追賞一品封典。

劉氏是袁世凱生父袁保中的側室，在正房死後被扶為正妻。按宗法制，完全有資格入祖墳，與其夫同埋一穴。

誰知，大頭的二哥、袁保中的嫡子袁世敦認為，他的生母才是實至名歸的正室，劉氏只是山寨的。

于是從中作梗，堅決不準其與袁保中合葬。

為此，兄弟二人反目，袁世凱發誓再不回項城。

衛輝。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物華天寶，鐘林毓秀，是姜子牙、商鞅的故鄉，也是清朝官場公認的養老聖地。

在府治汲縣，袁世凱買下一座當鋪大院作宅子。當一大家子全部遷來後，這座擁擠不堪、毗鄰鬧市的府邸開始變得不敷使用。

正好袁世凱的親家、富商何炳瑩在鄰府彰德的北郊買地建廠，蓋了一棟別墅。聽說大頭要另覓新居，便将其半賣半送地給了他。

于是就有了富麗堂皇的洹上村。

洹水悠悠，流經宅前，默默地凝視着演替了數千年的興衰榮枯。

戰國縱橫家蘇秦，在向趙肅侯建言時就曾獻過“令天下之将相，會于洹水之上”的合縱之策。

袁世凱并不在意這些歷史掌故，只覺“前臨洹水，右擁太行”的自然風情讓他心曠神怡。

袁府山石疊翠，曲徑幽蘭。名花異草，争奇鬥豔。洹水穿牆而入，鑿地成池。池中蓮蓬搖影，魚蝦成群……

這是一個獨立的生态系統，菜地、果園、雞籠、豬圈一應俱全，蠶娘們日夜不停地缫絲、紡織，真正實現了足不出戶，自給自足。

園內主樓名為“養壽樓”，旁邊的建築喚作“謙益堂”，告別了風雲歲月的袁世凱則自稱“洹上老人”。老人每日泛舟垂釣，靜靜地思索着“得失進退”這困擾了國人幾千年的命題。

這是難得的自省的機會。昆德拉說，生命不是話劇，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臺。他們的悲劇一次性上演，就揮霍完了他們的一生。

殘陽似血。望着遠村的炊煙漸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祿，都這樣轉瞬雲煙。歸鴉背日，倦鳥投林，一頭耕罷的老牛，旁若無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麽簡單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風中，竹葉飄潇于地，渾如一幅随心所欲的書法，記錄着那些亘古不變的道理。

羅素有言：“據說人是理性動物，我至今仍在尋找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的确，人類在世上的煩惱和精神病，大都因為和人類在一起待得太久。強迫症、妄想症、抑郁狂躁、人格分裂，幾乎都來自一個原因、一個問題：在別人眼中，我究竟是怎樣的？

《聖經》上說，人不能獨自生存，極致的自由意味着極致的孤獨。然而，在人群裏感到的孤獨與在荒野中感到的究竟哪種更加難以忍受？

當塞林格書寫麥田裏的守望者，當蘭波殺死作為詩人的自己跑到非洲追逐太陽，當古龍筆下的劍客帶着行走于荒野之中的神情穿過滿是高手的廳堂……所謂強者，就是能夠不理會不想理會的一切，仍能沒有後顧之憂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人們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種能力，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且在某種意義上比交往更為重要。不擅交際固然是一種遺憾，不耐孤獨也未嘗不是一種缺陷。

人之需要獨處，是為了進行內在的整合，把新的經驗安放到記憶中某個恰當的位置上，誘發出關于存在、生命以及自我的深邃思考和體驗。

沒有人能忍受絕對的孤獨，但絕對不能忍受孤獨的人一定靈魂蒼白。他們最恐懼的便是獨處，哪怕和自己待一小會兒都是一種酷刑。只要閑下來，就必須找個地方消遣。

表面上這種人過得熱熱鬧鬧，其實內心極度空虛，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逃避，逃避面對那個真實的自己——一張味同嚼蠟、單調貧乏的A4紙。

承認吧，承認自己誤把世故當成熟，麻木當深沉，怯懦當穩健，油滑當智慧；承認自己誣告勇敢是莽撞，執着是偏激，求真是無知，激情是幼稚。

放空，嘗試去感悟而不是去改變世界。事實上沒有人能改變世界，不被世界改變已然不易。人的強大不是征服了什麽，而是承受了什麽。

伍迪·艾倫晉升為國際大導前靠寫諷刺小說賺錢，只做自己的他活得快樂、讨人喜歡，不嫉妒那些耀眼的大神，真實卻助其走上了成神之路。

欲望都是人為炮制的。

每個月的薪水打到工資卡上，又被劃入另一張銀行卡，然後這張卡自動按時還貸。如此荒謬的重複比《月球》還冷酷，之所以大多數人尚能忍受，歸功于廣告制造出來的期待。

殊不知期待是痛苦的源泉。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必須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抛開期待，袁世凱發現，今天才是唯一可以觸摸的存在。而對未來茫然的苦悶和對往昔錯失的悔恨，只是人們自找的枷鎖與折磨。

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不在遠方，在內心

諸行無常。

宇宙的壽命亦有盡時。

佛教講，一切現象都有四種狀态：生、住、異、滅。

生出來後發展到一個穩定的狀态（住），不久便會由強變弱、逐漸衰老（異），最後盡歸于“滅”。

降生于世時，人沒有帶來任何東西。離世時，也帶不走任何東西。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故一切都要在現實中完滿地解決。

談何容易？

人生在世，飽受貪（生理上的欲望）、嗔（心理上的失衡）、癡（觀念束縛認死理）之苦。各種煩惱，其實源于對自我的執着。

因為有了我，也就有了他，就有了“這是我的，那是他的”之分。他得到了，我沒得到，心裏便不高興，苦惱相随。

這是沒能看清衆生的本質。

在佛教的世界觀裏，萬物既然有聚，就會有散，本性都是空。

只有空杯才能盛水，空屋才能住人。因此，想達到心靈的完整，必須進入它本然的狀态：空無。

也許，只有以全然的天真來過起伏不定的生活，全然的單純來經驗苦樂無端的生命，全然的洞見來觀照波濤洶湧的人生，方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常人之所以難以放空，皆因被“五蘊”所迷。

五蘊者，色（世間萬象）、受（感覺）、想（思索）、行（行動）、識（意識）。

比如，看到吳法天嘔心瀝血地在微博上發表反人類的言論，這是“色”；他毫無底線四處诽謗卻一直逍遙法外，引起大家的強烈反感，這是“受”；你尋思着能把這厮拖出來打一頓該多好，這是“想”；終于有一天，自我膨脹的吳法天主動跳出來跟網友約架，你興奮地趕到現場，同大夥一道圍毆了此人，這是“行”；最後你得出結論：多行不義必自斃，當什麽也不能當五毛。這是“識”。

然而，在佛教看來，只有不偏執于一邊的“中道”方是不二法門。

沒有肮髒，就沒有清潔；沒有愚蠢，就凸顯不出智者。

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

打吳法天，起不到任何作用，打殘了還容易博取同情，反倒成全了他，就跟良弼到死都認為自己是“複我大清”的悲情英雄一樣。

人的一生，被五蘊左右，産生諸多偏見，失去了平和與公正，最後事與願違，一無所獲。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才發現因為走了太久，竟忘記為什麽出發。

其實，以宇宙的眼光看，人類的存在只是一朵稍縱即逝的浪花，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站在活生生的個體的立場，既然人生如電如露，渺滄海之一粟，逃不脫匆匆落幕，就更應該拒絕做永恒生成的玩具，為存在尋找一個意義。

對生命而言，意義可以是穿插其間的一段段真情。老幼相揖、爺孫共戲的親情之樂；抵足論文、對月小酌的友情之樂；花間偎語、調琴弄瑟的愛情之樂。

袁世凱嘗試慢慢放下，開始新的生活。

清晨，踏着薄霧，與接到此處養病的三哥袁世廉扶杖漫步在寧靜的叢林裏，吐故納新。

午後，與一幹文人吟詩鬥酒，往來酬唱，留下不少傳誦一時的佳篇。

如暗譏清廷卸磨殺驢的《雨後游園》：

昨夜聽春雨，披蓑踏翠苔。

人來花已謝，借問為誰開？

如嘲諷載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病足》：

采藥入名山，愧予非健步。

良醫不可求，莫使庸夫誤。

如優游泉石的《春日飲養壽園》：

背郭園成別有天，盤餐尊酒共群賢。

移山繞岸遮苔徑，汲水盈池放釣船。

滿院荷花媚風日，十年樹木拂雲煙。

勸君莫負春光好，帶醉樓頭抱月眠。

而他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那首能彰顯出世之心的《自題漁舟寫真》：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甲兵，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變缺瓯。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随詩流出的是幾張屏息垂釣的自拍，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說成是“職業演員”。

更有甚者，以訛傳訛，謠垮中國，說袁世凱在家中私設電臺，與朝中同黨密切聯系，暗中操縱政局——這不僅是對大頭人格的诽謗，更是對其智商的侮辱。

清末的電報普及率很低，即使是中央各部或督撫衙門，也未必有專門的電訊設備，而必須通過電報局往來。

當然你會說，以袁世凱的經濟實力，架個電臺還不是分分鐘的事？

問題是即便架了，也要接到官方的電報網上，除非與你聯系之人也私設一座電臺。

鑒于當時無線技術還不成熟，私設有線電報需要鋪設電線。華北平原一望無際，幾公裏外就能看見電線杆，袁世凱一介罪臣，躲避打擊還來不及，會做這麽幼稚的事嗎？

事實上，谪居期間，大頭與外界來往的信函有七百多封，九成以上都是回信。而據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記載，為數不多的電報也都是通過彰德電報局收發的，洹上村只有專門管理電函的“司電報者”。

時任農工商部右丞的袁克定，以錫拉胡同的府邸為北京聯絡站，在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關照下，時刻注視着朝局，派信使通過京漢鐵路傳送。

一次，在邢臺火車站，信使的行囊被小偷竊去。袁世凱萬分緊張，立刻找負責該區治安的老部下、大名鎮總兵言敦源緝查此事。

幾天後，幸得查獲，言敦源親自送到洹上村，把大頭感激得無以言表。

要真有“永不消逝的電波”，還用費這勁？

不過，袁世凱的故事教育我們：在中國混，什麽都是浮雲。只要你編織好一套牢不可破的關系網，任他狂風驟雨，我自憑欄大笑。

比如郵傳部鐵路局局長梁士诒，縱使不知袁世凱是否尚有複出之日，還是在彰德車站為他安排了一條專列，以備情況有變，可以迅速避往沿海口岸，擇機出逃。

退而不休，是一種境界

北洋舊部始終對袁世凱保持着向心力。

張勳擢升江南提督，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洹上村向老領導彙報成績；陸建章官運不佳，被罷去總兵之職，致函袁世凱訴苦，大頭回信安慰說：“你歷練戎行（軍旅），勳勞夙著，他日一定會再擁旌旄（借指官兵）。”

雷震春和王士珍心生龃龉，互相不服氣，官司打到袁世凱這兒。大頭勸他二人篤念同袍之誼，不要再鬧。兩人也都買賬，握手言和。

轉眼又到了大頭的生日。

遙想去年做壽時的盛況，恍如隔世。今非昔比，聲張無益，還是關起門來吹吹蠟燭得了。

剛作此想，便收到姜桂題寄來的賀禮——白銀萬兩。

蟄居以來，辭退的饋贈已不勝枚舉，此番數額巨大，更不能收，便在回書中寫道：盛誼心領，來款璧還。硁硁（kēng，固執）素衷，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諒恕，不予咎責也。

誰知來使方走，四面八方的賀信又随着賀禮蜂擁而至。京漢道上，一時間車水馬龍。

北洋舊部們坐不住了，組團到洹上村賀壽。這幫人嘯聚一室，憤憤不平，發洩不滿，抨擊政府。袁世凱躲在上房，隔着門聽得心驚肉跳。

反正輩分都比他低，索性稱病不出，閉門不見。

衆人聚集到上房門前，束手無策。

張勳資歷最老、輩分最高，帶頭硬闖，擠出條門縫，餘者一哄而入。

袁世凱只好賠了怠慢之罪，在太師椅上坐定，接受祝賀。

踏破袁府門檻的，還有附近的紳商。

剛到衛輝時，當地的煤老板王錫彤便經人引薦，偕同汲縣著名學者李時燦前來拜會。

時值大年初四。據王錫彤回憶，他第一眼見到袁世凱時，對方“須發盡白，俨然七十歲之老人”，且因慈禧“國喪”，臣子不能剃發修面，更顯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認，袁世凱“雙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氣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後，雙方心照不宣地漫談起興辦實業之事，不知道的還以為在舉行企業家沙龍。

想想看也是。這大過年的，初次晤面，王錫彤要是一上來就對袁世凱的際遇表示慰問，再噴幾句對朝廷不滿的話以示同情，而大頭則答以“皇恩浩蕩，謝主不殺”，狂表忠心，豈不大煞風景？

王老板浸淫商場久矣，開場白說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時，轟轟烈烈，我等不便趨谒，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歸，寄寓本縣，即使不論一直以來的仰慕之心，單說這鄉鄰之誼，也應盡地主之敬意。”

袁世凱接納了燒冷竈的王錫彤，對他道：

罷官歸田，無他留戀，惟實業救國。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幫自己經營實業。

王錫彤欣然應允。于是，大頭幫他辦理了候補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錫彤的協助下，袁世凱興辦了一項惠澤千家萬戶的實業——京師自來水公司。

早在軍機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備火災問計于袁世凱。

答以興建自來水。

于是，兩年時間招股三百萬銀元，水廠、水塔等基礎設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裏的水管鋪設完成，工程質量好到直至新中國成立依舊運轉良好。

但卻斷了挑擔賣水的苦力們的生意。

這幫人聚衆鬧事，妄圖阻擋時代前進的車輪。為免釀成社會問題，袁世凱命人組織他們再就業——在街市上銷售水龍頭，方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春去秋來，萬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時間，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繼去世。

葬禮上，死亡的恐懼再次籠罩于袁世凱的心頭：難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過六十歲？

心悸不安的他反複叮囑家人：“祖墳不可随意動土，家中住宅不可改門塞門。”

當周馥要來洹上村看他時，他專門囑其帶上著名的堪輿師楊煥之一同前來，幫忙看看風水。

同時，深感時不我待的袁世凱還在洹上村建立了家學，親自督導子侄們讀書，并撰寫、手書了《袁氏家塾訓言》。

第一條提綱挈領，是袁世凱為學的宗旨：

求學貴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藝。若舉止不端、言語不信，最足以敗壞品行。縱能博學，亦歸無用。

袁世凱用行動證明了他不只是說說而已。

江蘇鎮江的候補知縣申天骐去世，其子致函袁世凱，乞求資助，回籍葬父。

雖說申天骐是大頭兒時的老師，但授業時間很短，且三十多年沒有聯系，換個人多半置之不理。

袁世凱卻不避閑言碎語，三次寫信給鎮江道劉燕翼，請求關照。

查明情況屬實後，劉燕翼協助申家料理了歸葬事宜。袁世凱也捐了四百兩銀子，并幫申子安排了一個典史（監獄獄長）的職務。

而另一方面，當袁世凱的姐夫楊益年來函謀求差事時，卻遭到了果斷的拒絕。

楊益年的爺爺楊式榖官至吏部侍郎，和袁甲三有同鄉之誼。其孫輩結為連理，亦可謂門當戶對。

可惜，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楊家傳到楊益年這兒早已門庭衰落，不僅抽大煙，還氣死了袁世凱的大姐。

混到五十多歲，眼看這輩子就要廢了，楊益年厚着臉皮低三下四地求取嗟來之食，自然只能換來一封婉言謝絕的回信。

其間，日本下野首相大隈重信的《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殺青，派人攜帶書稿來到中國，遍訪政要，為之撰寫序言。

袁世凱一直将日本視作敵人和老師，故欣然提筆，為大隈作序，以此言志，警醒國人。

全文先是肯定了明治維新：

萬矢一的，萬衆一心，以茍活為羞，以避事為恥，鼓蕩于驚風駭浪之域，而醞釀為文明燦爛之花……向使維新諸傑，永守其嘉永、安政（倒幕前的兩個年號）之故習，終古不變，其何以國？

又似有所指道：

若夫深閉固拒，颟顸焉守一家之言，以應無窮之變，此于治身且不可，奚能治國？

最後得出結論：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