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天朝崩潰，(1)

中國病人

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車徐徐駛入哈爾濱車站。

31歲的伍連德（1879—1960）手持貝克顯微鏡，在寒風中踏下月臺。他的身份是“東三省防疫總醫官”。

兩個月前，邊境小城滿洲裏，兩名從俄羅斯回來的勞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狀都是發燒咳血，來勢迅猛，死後遍體發紫。

很快，死神親吻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兩周後，哈爾濱發現疫情。

作為鐵路樞紐，哈爾濱商業發達，文化繁榮，每半個月就引進一部外國電影，還誕生了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團。

以鐵路為界，哈爾濱分成“道裏”和“道外”兩個區。與道裏生活優越的俄國人、日本人相對應的是道外以傅家甸為中心的中國人聚集區。這裏房屋低矮，污濁肮髒，簡直就是病毒的溫床。

瘟疫爆發後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死亡報告傳到北京。恐慌的情緒彌漫至奉天（遼寧），甚至引發了擠兌風潮。

更麻煩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為由，提出各種非分的要求，東三省總督錫良在奏電中憂心忡忡道：“疫勢甚烈，外人關注。辦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機幹預。”

有鑒于此，當時清廷負責處理東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務部。

事關主權，外務部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瘟疫，不遺外人口實。

當然，前提是用對人。

出生于馬來西亞的伍連德是劍橋大學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的華人。1907年，已經享譽馬來半島的伍醫生收到一封邀請他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的信，信紙下方赫然印着“直隸總督袁世凱”。

然而，當伍連德安排好家人，輾轉來到北京時，得知袁世凱已被開缺回籍。

幸得留英時認識的海軍官員程璧光的推薦，伍連德的任命經軍機大臣鐵良的确認，依舊生效。

兩年後，外務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後，非常務副部長）施肇基的一封電報徹底改寫了伍連德的人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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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施肇基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路過馬來半島，與伍連德有一面之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當他聽說袁世凱打算聘請專家改革軍醫學堂時，便大力推薦了伍連德。

哈爾濱。

道臺于驷興接待了伍連德一行，告訴他們傅家甸已成重災區，一些病患家屬害怕被檢疫人員拉去隔離，趁夜将患者屍體抛到大街上。有的還沒斷氣，活活凍死在雪地裏。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無知。傅家甸的行政長官是一個擁有舉人頭銜滿口吳地官話的知縣。他既不懂英語，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來的西醫完全無法溝通。就這樣還喜歡擺架子，讓伍連德在縣衙客廳等了半個多小時才予接見。

為了摸清病源，伍連德解剖了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屍體。

迫于風俗的壓力，解剖是在暗中進行的。

顯微鏡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種橢圓形的病菌——如報紙上所傳，正是鼠疫。

伍連德立即向外務部彙報，并提出三條防疫措施：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離傅家甸；

三、向關內征聘醫生。

然而，他無法回答的疑問是：不久前日本派來調查病因的醫生，一到傅家甸就雇人捉老鼠，一連解剖了幾百只，卻沒有發現鼠疫杆菌。

對此，伍連德大膽假設，指出這是一種無需動物媒介，而靠呼吸間的飛沫傳染的“肺鼠疫”。

同時，他有的放矢地設計了一種在兩層紗布間放置吸水藥棉的口罩。由于成本低廉，制作簡便，醫務人員沿用至今，并稱之為“伍氏口罩”。

可惜，當時是沒人相信他那套“飛沫理論”的。伍連德走訪了幾家醫院，發現傳染病房既不設隔離區，醫務人員也缺乏基本的防護措施。說到底，還是沒意識到這是場人際傳播。

直到法國醫生梅尼斯染疫暴斃，形勢才得到扭轉。

梅尼斯來華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發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聲名遠揚。

梅尼斯響應號召，支援東北，卻在路過奉天拜訪東三省總督錫良時“要官”，說伍連德經驗不足，應該讓位于自己。

錫良拒絕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帶着情緒來到哈爾濱，在沒戴口罩的情況下去鐵路醫院診斷了四名患者。

結果，僅過三天便發病，在醫院又掙紮了三天後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驚了哈爾濱，口罩一銷而空，伍連德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他終于可以調動所有資源，給醫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為這場攻堅戰的總司令。

在伍連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劃為四個區，專人專責。每天，各區派出四十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疫；居民出行必須佩戴臂章，跨區活動要特別申請。

針對病人家屬和疑似患者，伍連德專門從鐵路公司借來一百二十節車廂用以隔離。醫生每日診察，連續七天體溫正常方準回家。一些貧民見在此三餐無憂，還有火爐取暖，竟樂不思歸。

一個月後，整套系統步入正軌，但直覺告訴伍連德，問題可能被掩蓋了起來。

雖不清楚肺鼠疫在嚴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後證實是三個月），但那一口口棺材還是讓伍連德覺得像冰櫃一樣保鮮。

不敢掉以輕心的他在向導的帶領下來到北郊一個人跡罕至的大墳場，眼前的一幕讓兩人驚呆了……

資政院

改革的春風吹拂着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萬喚的資政院終于揭開神秘的面紗，在京舉行了開幕大典。

早上七點，資政院議長溥倫率一衆秘書官恭候于會場。兩個小時後，軍機大臣、各部尚書陸續抵達。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班重臣集體卸去了朝珠而身着常服，恭迎攝政王禦駕。

載沣到場後，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禮，又讓軍機大臣宣讀了谕旨，便匆匆離去。

一百零一名欽選議員（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選議員（由各省咨議局推選）的擂臺正式打響。

第一場：國學大師的發難。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條“無夫奸不為罪”，即“沒有丈夫的婦女，發生性行為不算犯罪”。

女人怎麽處理自己的身體，是個人的自由。但那年頭絕大多數婦女還在纏足，波伏娃雖已出生，卻遠在法國——這條有鼓勵婚前性行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資政院讨論時，一幫守舊的欽選議員登時有倫理綱常潰于一旦的危機感，不惜拼死力争。

民選議員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畢其功于一役，推翻吃人的禮教。而是另辟蹊徑，從同世界法律接軌，以廢除治外法權、杜絕洋人幹涉我國司法的角度切入，曉之以理。

議場中，雙方各逞詞鋒，舌戰不休。

忽然，欽選議員中跳出兩個大儒：勞乃宣和喻長霖。

二人走到某民選議員跟前，長揖為禮，态度甚恭。

該議員急忙起身答禮，喻長霖卻驀地抓住其衣領，厲聲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還望賜教。”

事出突然，議員愕然引避，以至衣領都被扯破。

喻長霖不管不顧，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贊成‘無夫奸不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愛女尚未出閣（嫁人），而有人竟至貴府與其如此如此，照‘不為罪’之說，大概也只能對此人聽之任之，不加幹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還請明白指教。”

一旁的勞乃宣也随聲附和，說“必須請教”。

議員大窘，被兩位以碩學通儒的資格欽點進資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來臺。

第二場：旁聽席上的獰笑。

選舉特任股股員時，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書寫的，秘書官不識。傳問翻譯，也不認識。

一個議員建議去問蒙古王公，在場旁聽的軍機大臣那桐突然發話：“這不是議員該管的事。”

又雲旁聽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譯，何不問之？

秘書官依言而行，誰知理藩部的翻譯還是不識。結果，有才子之稱、為清華大學題寫過“清華園”門匾的那桐居然當場失态，拍手大笑。一幫笑點很低的蒙古議員也跟着鼓掌傻笑，會場秩序頓時大亂。

不過，民選議員也經常發起反擊，在號稱“三傑”的雷奮、易宗夔和羅傑的帶領下，同欽選議員锱铢必争，“隐然若兩黨對峙”，力圖将資政院辦成行使國會功能、獨立于行政體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機關。

于是，同最高權力機關軍機處爆發了激烈的高端對決。

導火索稀松平常。廣西省咨議局向資政院提交了一份針對廣西巡警學堂的議案，很快得到議決。

豈料朝廷竟命資政院将決議奏交民政部審核——原本平行的兩個部門形式上成了上下級。

溥倫谕旨還沒讀完，舉院便已嘩然。

怨謗集于軍機處。憤懑的彈章雪片般飛入紫禁城，卻無一例外地被載沣給淹了。

結果引發了更為猛烈的質問，要求“說明資政院性質及地位”的奏折層巒疊嶂地擺到了攝政王的案頭。

載沣也怒了，故意對着幹，高調表彰軍機大臣，搞得欽選議員都覺得自己是後媽生的，不受待見。

諸如“君上結怨于天下”之類的反動口號此起彼伏，狀元出身的民選議員劉春霖甚至直指載沣“于立憲政體沒有十分研究”。面對洶湧的民意，禦史歐家廉在奏稿中感慨：昔日之亂在匪，而今日之亂在學生、在軍隊、在議員。

當然，鬥争要講策略。民選議員的戰術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脅，鬧着要回家賣紅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資政院所議“事事皆空”，還不如早點解散。

而且連退路都想好了：“我們回去也可以辦學堂、辦實業，對國家還是有責任的。”

噎得溥倫無話可說。

“拉”就是拉攏團結一切有生力量。如羅傑在要求溥倫通知軍機大臣來資政院接受質詢時，就闡明此舉不僅體現了對民權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于議長的聲譽。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決“剪辮易服”的提案時，民選議員頑固地堅持記名投票，不給欽選議員濫竽充數的機會，結果連莊親王載功（載勳之弟）等滿族親貴也順應大勢投了贊同票。

雖然美國雜志《展望》稱資政院為“最直言不諱地主張改革的機關”，但在革命黨看來，仍是塗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會屢戰屢敗，內鬥不休強。

孫文在海外策動的國內起義大多以失敗告終，梁啓超稱其為“遠距離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書的鎮南關起義還經不起歷史學家的考證，一深究發現鎮南關根本沒有駐兵，革命黨爬上去滿炮臺插旗，個個背着一身旗，不知道的還以為在唱戲。

幾天後，清軍發現了這場京劇堂會，覺得實在太過分了。廣西巡撫張鳴岐立派龍濟光和陸榮廷調兵炮轟，對方卻毫無動靜。爬上去一看，革命黨早溜了。

而所謂的孫文空降鎮南關，親手向清兵發炮，則更屬子虛烏有。

昭昭世人心

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壓力，禮送孫文出境，并暗中給了他兩萬元革命經費。

結果，孫文只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留下兩千元，剩下的悉數帶走。《民報》主編章太炎正因經費緊張等米下鍋，聞訊震怒，大罵孫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陣倒孫狂潮後宣布脫離同盟會。

雖說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為榮，在日本填戶口調查表時職業一欄寫“聖人”，年齡一欄寫“萬壽無疆”，并給三個女兒起名“章（lǐ）”“章叕（zhuó）”“章（zhǎn）”，成心往大齡剩女的方向培養，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頭腦還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喚作“章瘋子”，皆因愛憎比較分明。

他在報上登征婚啓事，聲稱“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離婚”；慈禧去世時，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遺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國家元氣，別無能耐。”

他同孫文結怨，源于孫大炮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諾願以東三省土地換取日本對自己革命事業的支持。

又對內田良平許願：“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将以滿蒙讓渡日本。”

還對小川平吉許願：“我輩革命如能成功，以滿洲之地，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

為了挽救孫文的聲譽，回擊章太炎的質疑，素有犧牲情結的汪精衛不顧好友胡漢民的勸阻，決定以身飼虎。

他帶領同盟會會員黃複生和炸彈專家喻培倫潛回北京，開了一家“守真照相館”，每天不是窩在暗房裏制作炸藥就是沿着醇親王府和皇宮之間的路線踩點，伺機行刺載沣。

傳言案發地是銀錠橋，搞得不少去後海喝酒的文藝青年也能憑欄抒發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實，真正的現場在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一連兩天，汪、黃、喻都躲在橋下埋炸藥，結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吓跑，就是因帶的電線太短而作罷。

第三天，一切準備就緒，黃複生和喻培倫先至，低頭猛幹。

月光下，一團燈影閃過。黃複生心頭一緊，低聲囑咐喻培倫回去報信，自己則藏到樹後觀察。

來者是一車夫，老婆三天沒回家，估計跟人跑了，氣得睡不着，提燈來尋。

黃複生見他往橋下探了探頭，旋即離去，趕緊跑過來扯起已經鋪好的銅線，準備撤離。

豈料，盛放炸藥的鐵罐太重，黃複生憑一人之力無法從坑裏擡出。磨蹭了半天，腳步雜沓，車夫帶兩個巡警趕到。

只好閃人。

炸彈沒了，汪精衛卻并不甘心。一面遣喻培倫再去搞炸藥，一面同黃複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裏順藤摸瓜，四處搜查，終于發現了鐵罐的來源——騾馬市大街永鐵工廠。

鐵匠望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趕緊招了：守真照相館。

負責審理汪精衛和黃複生的是肅親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無疑，遠在日本的胡漢民甚至連悼詩都寫好了。

誰知，善耆是《民報》的忠實讀者，早聞“精衛”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時政。

善耆：“革命黨宣揚興漢滅滿，乃狹隘的民族仇視。如果國內發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亂侵犯中國嗎？鄰國日本，君主立憲，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樣啊。”

汪精衛斷然否定：“日本明治維新，絕非不流血革命，乃西鄉隆盛首發幹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憲’，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國。”

善耆口才不敵汪精衛，又見他與黃複生争認“主謀”，心下已起了憐才之意。

當晚，獄中的汪精衛朗然獨坐，吟出那首廣為流傳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獄卒将詩作呈給善耆，這個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後代頓時感懷于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如能為國家所用，救亡圖存，則我大清幸甚！”

為此，他力勸載沣從輕發落。

于是，原本誅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為終身監禁。

對此，載沣的解釋是“為國罹（遭）罪，宜從寬典”，孫文的解讀是“為革命黨之氣所威懾”，後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現清廷的大度和開明”。

都沒說到點子上。

集會自由，曾經擁有

日俄戰争後，伊藤博文強迫朝鮮國王李熙簽訂保護條約，将軍事和外交權統統交給日本。

朝鮮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于“統監”伊藤之手，用朝鮮文人的話說就是：伊藤博文每次進宮，對高宗（李熙）的态度比曹操對漢獻帝還蠻橫。

1909年，伊藤赴哈爾濱同俄國財政大臣會談。朝鮮義士安重根埋伏在哈爾濱火車站，見伊藤下車，閃電般從人群中沖出，連開三槍，手刃了這個他口中“蹂躏朝鮮的奸賊”。不久，在旅順監獄從容就義。

1910年，繼往開來的日本侵略者連哄帶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ǐ，純宗）簽訂了《日韓合并條約》。延續了500多年，同明清兩朝相始終的李氏王朝成了歷史書裏的名詞。

吞并朝鮮只是起步價。一向高标處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國簽訂防禦同盟，相約維護各自在東三省的特權，阻止他國進入。

亡國危機驚醒了士紳階層。

在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的奔走串聯下，湯壽潛（浙江咨議局議長）、譚延闿（湖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四川咨議局議長）等紛紛響應，發起了一場蔓延全國的請願運動，倒逼朝廷放棄所謂的“九年預備立憲”，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

長沙教員徐特立在學校演說，稱“不早開國會，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脈贲張之下，情緒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斷左手小指，寫下“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個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咨議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遞了聯名的請願書，羅列速開國會的四大理由：一、用舊的行政機構搞新的憲政，鐵定玩兒不轉；二、一直以來，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賠了多少款，民衆要翻牆才能獲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賣光了；三、沒有國會和責任內閣，民憤全部集于皇室。反動統治階級，你們真的睡得着覺嗎？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衆的智商，民智未開咨議局的成功你怎麽解釋？

體制內的開明派如東三省總督錫良、雲貴總督李經羲、山東巡撫孫寶琦以及各駐外公使也陸續致電朝廷，要求政府順應輿論。

順天府丞甚至警告說：“歐洲政變多起于中等社會（士紳），史跡俱在。”

由此不難想見載沣何以要寬宥謀刺自己的汪精衛——與其揚湯止沸，不如借機作秀。

問題是前任統治者太會演戲，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衆煉得火眼金睛，不肯輕易上當，非要動真格。

見第一輪請願被上谕駁回，還被軍機大臣潑了一身髒水（為求增其勢力而已，并非出自民意），議員們不幹了，商定各省咨議局在今年的常會上都只提“速開國會”一案，若再遭拒絕，則集體解散。

第二輪請願随即展開，各地均出現大規模群衆上街游行的場面。

北京青年趙振清和牛廣生率領一幹學生，為即将去資政院遞請願書的代表團送行。他們交給代表一封信，主題是學生們打算“以血購國會”。

正不知要鬧哪樣，趙振清和牛廣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殺，幸被代表們死死摁住。

牛廣生趁人不備，毅然決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塊肉。衆人驚魂未定，趙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塊肉。

二人将鮮血塗抹于書信之上，代表們拭淚而去。

對請願書上要求宣統三年（1911）開國會的主張，資政院的民選議員舉雙手贊成。

于是，所有議案都擱置，一開會就高呼“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除開國會無救亡之法”。溥倫見工作已無法開展，只好同意讨論速開國會案。

羅傑、雷奮等人相繼發言，聲淚俱下，義憤填膺。表決時，民選議員又堅持采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結果，即便是最保守的欽選議員，也失去了在衆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對的勇氣。

全票通過。

溥倫彙報時，載沣又擺出其招牌式的“默然無對”。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籌備，已不合時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訪工作（民政部尚書），深知民意不可違，也勸道：“民心忿極，大禍必發。”

載沣考慮的是直隸總督陳夔龍的密奏，內稱“如不開國會，可先設責任內閣”。

陳夔龍的建議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觀火了很久的慶王準備渾水摸魚了。

很明顯，責任內閣一旦設立，資歷最老的領班軍機大臣奕劻将是總理的不二人選。

載沣沒得選。奕劻有隆裕罩着，門徒遍布朝野，暫時還不能翻臉。

于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讨，最後形成決議：次年（1911）設責任內閣，宣統五年（1913）開國會。

當然，妥協不是無條件的。上谕明令解散請願團，禁止再舉行任何形式的請願，否則“必按法懲辦”。

潛臺詞是：此乃底線，不要再得隴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東西長安街和正陽門外大街皆懸挂龍旗，張燈結彩。燈上統一書寫着四個喜慶的大字——慶祝國會。

學校放假三天。各學堂在學部的指示下組織學生齊集于大清門前，高唱歌曲，山呼萬歲。

更多的人卻不願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報館必須報道普天同慶的新聞，結果只有兩家報紙遵命；請願團通告天下，明言“國會僅縮短三年”，請願運動宣布失敗。同時，敦促各省咨議局繼續向政府施壓，并要求開放黨禁；在雲南扶持講武堂、暗中保護過蔡锷的李經羲繼承了其伯父李鴻章嬉笑怒罵的傳統，致電清廷，要求速定內閣人選，以免“昏庸老臣勢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獨掌祿位”，矛頭直指奕劻和載沣。

時間步入1911，各種征兆顯示天朝氣數已盡。

諸如“政府喪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視吾民如蛇蠍如竊賊”之類的反動言論俯拾皆是。

據昆曲家趙子敬回憶，那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會，“忽聞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內諸人疾趨而出，但見夜空“光甚閃爍，照耀萬丈。其聲随之，愈遠愈劇，回音作爆裂響，約五分鐘始不見”。

不久，一首民謠開始在古都西安流傳：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

我以我血薦軒轅

奉天。

五千多學生手持“請開國會”的旗幟前往總督衙門哭訴：“我等都知道東三省就要亡了，非即開國會不能保存。”

總督錫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達，民氣不可嚣張’，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氣嚣張。若民氣不嚣張，便不能知道國家之亡與不亡。”

武漢。

各界人士為以湯化龍為首的赴京同志設宴踐行，報紙公布了這場悲壯昂揚的送別大會：國勢阽（diàn）危，外患頻來，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敗政府尚在夢中，專恃消極主義，大好河山斷送若輩之手，種種喪權辱國，無不言之詳矣。

此會名則為湯君化龍餞別，實則勉湯君化龍死殉。武漢各團體當作後盾，如有不測，漢口全鎮閉市，為湯君化龍開追悼大會，然後相繼入都，接續拼之以死。

廣州。

落暮餘晖。

斜陽把一隊親兵的影子拉得很長，廣州将軍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轎子裏養神。

作為榮祿的從侄（堂兄弟的兒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舊，否則也不會專程到城外觀看馮如表演飛機試飛。

剛走上東門外大道，一中年漢子斜刺裏沖将出來，擋道攔轎。孚琦只道又是一個上訪滋事的草民，誰料對方竟拔槍而起！

槍聲猝然響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槍，當場斃命。

審訊現場，兩廣總督張鳴歧親自提審。

刺客叫溫生才，本是南洋的一個礦工，後加入同盟會，與孚琦素不相識，向無私怨。

張鳴歧：“何故暗殺？”

溫生才：“明殺！”

張鳴歧：“何故明殺？”

溫生才高聲道：“唯專制之為厲，國仇之未報，特為同胞雪憤耳！”

張鳴歧無奈道：“一将軍死，一将軍來，于事何濟？”

溫生才：“殺一儆百，我願已償。”

兩天後，溫生才被棄市；兩周後，震驚天下的黃花崗起義爆發。

這是一次力量懸殊的搏殺。

以黃興為首的一百二十餘人組成的敢死隊臂纏白巾，在嗚嗚的海螺聲中直撲兩廣總督署。

是役也，同盟會精銳盡出（胡漢民、朱執信、陳炯明、鄒魯），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裝備精良的總督衛隊竟力不能支。

張鳴歧翻牆逃走，革命黨縱火焚毀督署後退出，與率部前來的水師提督李淮展開巷戰。

硝煙滾滾，把畫面染成了黑白兩色。

慢鏡頭裏，是年僅十九歲的張雲逸。大難不死的他于1955年被授予開國大将銜；慢鏡頭裏，是寫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與妻書》，被“世間安得雙全法”糾結得愁腸百轉的林覺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被捕就義前，連張鳴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動，道：“惜哉林覺民，面貌如雨，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慢鏡頭裏，是胸前挂滿炸彈、沖在隊伍前端投彈開路的喻培倫。之前同汪精衛刺殺載沣時，喻培倫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藥，免于被捕。結果，被汪精衛的情人陳璧君當着衆人的面斥為“臨陣脫逃”。而今天，獨臂大俠（因試制炸彈殘了一條胳膊）喻培倫終于可以明志了。

黃興被打斷兩根手指，僅以身免，革命黨又一次以失敗告終。并且，犧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孫文痛心道：“吾黨精華，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此役給予清政府的打擊極為沉重，連作為“現行反革命”的水師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認：“人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

亨廷頓有言：“處于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往往會變成最真誠的改革者。對于改革的真誠，源自他們對保住權力的真誠。”

載沣并非和民主憲政有仇，人畢竟也是19世紀的“80後”，思想并不守舊。問題在于，他必須以平庸的資質，解決兩難的境遇，幫行将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這就勉為其難了。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可頂層只見混亂之治。載洵、載濤、溥倫、善耆、奕劻，各收黨羽，各自為營，正鬥得熱火朝天。載沣夾在中間，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先鞏固權力，幾乎別無他法。

萬衆矚目的責任內閣終于橫空出世。

結果還不如不出。

總理奕劻，協理那桐、徐世昌。

整個一慶袁集團有限公司。

載沣看似落敗，實則在三個關鍵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載洵和度支大臣載澤。

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師德國人學的：将軍事和財政牢牢抓住，便能潛禦群臣。

問題是政客們算來算去玩兒平衡，自以為各方利益都照顧到了，算無遺策，可恰恰忽視了最重要的一環——民意。

內閣成員裏，漢人只有四個，滿員卻占了九席，其中七人還是皇族，徹底違背了“皇族不掌政權”的立憲原則。

消息一出，舉國嘩然。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所論斷的那樣：“清政府拒不妥協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憲派團結起來。他們雖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接受革命。”

筚路藍縷鐵路史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鐵路國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聯合請求清政府，允許他們建造一條從上海到蘇州的蘇滬鐵路。

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在上報朝廷時結合實際，連哄帶吓：“太平軍從廣西起事，清軍到廣西要用半年時間，贻誤軍機。而如果有鐵路，從北京到廣西只要兩天。”

結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駁回。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兒起了“明修棧道，暗造鐵路”，成立了一家“吳淞道路公司”，對外宣稱要築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兩千多工人迅速進駐工地，打路基、鋪鐵軌，不到一個月沿線居民便聽到了汽笛的鳴叫。

朝廷顯然不吃生米煮成熟飯這套，立刻通過上海道臺叫停洋行的無照經營。

此事本是對方理虧，有一說一即可。結果清政府偏要扯東扯西，說“壞我風水，有違民意”，用民變吓唬洋人，好像全中國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榮似的。

事實上，吳淞鐵路的出現受到了沿線百姓的夾道歡迎。

因為洋人不搞暴力拆遷，收購土地不惜出高價以避免糾紛，且對居民祖墳詳細勘察，防止破壞。

同時，鐵路拉動了沿途的就業和經濟，朝廷臆想中的鐵道游擊隊根本沒出現。

真正的敵意來自官員和鄉紳。

地方守舊勢力一度打算用卧軌來阻撓施工，因司機及時剎車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臺衙門受到啓發，安排一個窮困潦倒、有自殺傾向的士兵去“釣魚”，圓滿完成任務。

用一條人命和二十萬兩白銀換取吳淞鐵路的拆除，對外則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