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天朝崩潰，(2)

科學之路走得是何等艱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車發明者史蒂芬遜誕辰一百周年。當天，為運輸開平煤礦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鐵路通車。

選擇這一天剪彩，李鴻章費盡思量。

反對派并不體諒，立刻抛出在高層極有市場的“造鐵路等于開門迎盜”論，吓唬當權者。

劉銘傳在李鴻章的授意下進京上奏，說各國鐵路都用來鞏固國防，運兵朝發夕至，從未聽說為敵方所用。

并附上一則“體己”的小貼士：“若鐵路造成，十八省合為一氣，将來兵權、饷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制矣。”

反對派又祭出聖人，說修鐵路有悖聖賢之道。

李鴻章只好親自出馬，寫了四千多字的長折大談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的例子，論證修鐵路也是“濟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骧換了套思路，從“斷民之利”的角度來反，說鐵路會奪了車夫、船夫的生計，引發社會動蕩。

李鴻章舉例說：英國初造鐵路時，也有這種顧慮，後來發現鐵路帶動了沿線城鎮的發展，馬車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猛烈的反擊來自曾随郭嵩焘出使歐洲的劉錫鴻。

劉大人抛出一個“鐵路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時語驚四座。

其實，早在駐英期間，劉錫鴻已經“名揚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問他：“中國為何不造火車？”

劉錫鴻自以為幽默地回以“因為我們正在制造一種不用煤和鐵軌，卻能日行萬裏的超級火車”。

見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劉錫鴻自鳴得意道：“根據四書五經的教導，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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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劉錫鴻陶醉在自己的“妙論”裏，以為又創造了一條周恩來式的外交趣語。

對此，《泰晤士報》直言不諱地指出：“阻止鐵路之人，必将贻笑于後代。”

反對派的冥頑不靈讓李鴻章身心俱疲，在一封私信裏吐露心聲道：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何補涓埃（微小）？所願當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務虛名而忘實際，狃（拘泥）常見而忽遠圖，則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後，自上而下的改革扭轉了形勢，“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識逐步深入人心，大興鐵路漸成熱潮。

然而，庚子國變把慈禧變成了列強的羊咩咩，逆來順受。洋人們一擁而上，紛紛争奪中國的築路權。

英法兩國在取得滇緬和滇越鐵路的修築權後，進一步觊觎貫通長江中上游富饒地區的川漢鐵路，英國甚至已派人入川勘察路線。

時任四川總督的錫良當即上疏朝廷，力主自辦川漢鐵路，防止列強染指，得到批準。

1904年，谕旨下發，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辦四川省川漢鐵路總公司”的牌子。

按規劃，川漢鐵路的預計路線自湖北漢口經宜昌，過四川的萬縣、重慶、內江、資陽，最後抵達成都，總長一千五百公裏。

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約定，全程分為三段：一、宜昌以東至漢口，連接京漢鐵路的區段由湖北負責修築；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內的鐵路，由四川負責（待全部完工後，經二十五年時間，湖北政府出資贖回）；三、四川境內的鐵路，由四川負責。

盛宣懷自投羅網

蜀道之難，路人皆知。如此漫長的鐵路線，初步預算高達五千萬兩白銀，錫良不借外債，中央又沒錢可撥，底氣從何而來？

來自踴躍的川民。

雖說不與秦塞通人煙，但進入到20世紀後，在鄒容和吳玉章等人的帶領下，川人的愛國熱情開始如煮沸的火鍋，滾滾發燙。

見平日整天在茶館扯把子、沖殼子的閑人都關心起捍衛路權的國家大事來，錫良決定走一步險棋。

在《川漢鐵路總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規定：除官方出資和紳商認購之外，設立“抽租之股”，年納糧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實收抽取3％，照市價折合銀兩後作為鐵路股款。

同有去無回的農業稅相比，作為有價證券的租股可自由買賣和轉讓，一旦路成，還可分紅。因此，推行極為順利，甚至連倡優乞丐都争相入股。

截至1911年，租股獨大，征收了九百多萬兩白銀。七千萬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漢鐵路扯上了關系。

然而，這種全民參與辦鐵路的景象，在盛宣懷看來卻未必是好事。因為修鐵路需要巨額投入，且投資回報期長，股散本弱，難成大事。

盛宣懷堅定地認為，鐵路必須國有化。其邏輯是：既然鐵路事關國家命脈，又有如此豐厚的利益，由政府壟斷經營天經地義。

問題是盛宣懷早已在政治鬥争中失勢，正走載澤的門路謀求複出，暫時還輪不到他說話。

錫良則趁商部政策放開之機，大搞國企改革，于1907年實現了國有資本的徹底退出。“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變為“商辦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并高薪聘請詹天佑擔任總工程師。

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召集湖廣紳商計議，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從美國合興公司手上收回了粵漢鐵路的修築權。

一時間風起潮湧。

1907年，全國有十八家鐵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辦，以至于泥木匠作、輿馬幫傭，各行各業的人都跑來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組成的“四國銀行團”利用外交和報紙極盡恫吓與要挾，煽動說清政府把路權下放給各省是致命的錯誤。

四國銀行團的算盤是：通過給川漢鐵路工程放貸，侵占路權。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國準備在東北設立軍事觀察站，新一輪的亡國危機使清政府吓破了膽。

四國銀行團順勢施壓，說中國要想獲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條件就是締結針對川漢鐵路的貸款。

問題是路權現在屬于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徹頭徹尾的民營企業，除非強搶，別無他法。

雖說對天朝而言，打劫民衆向來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仍需一條堂而皇之的理由。

鐵路國有化無疑是最好的說辭，因為當時各國政府都在推行私營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大談“接軌”就行了。

而玩“國進民退”，經驗豐富的盛宣懷顯然是最佳人選。但使盡渾身解數東山再起的他，只撈到個郵傳部侍郎的帽子，離發號施令還差一步之遙。

1910年，徐世昌入軍機處，郵傳部尚書一職由唐紹儀署理。

如無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會拿掉，這一掌管全國電報、鐵路的肥差還是抓在袁黨手中，不過從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時，一件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唐紹儀接到委任狀後推三阻四，拒不赴任，連媒體都看出其用意，在報紙上刊文說這是為了讓“盛侍郎有郵部尚書之望”。

唐紹儀的反常行為，出自袁世凱的授意。

幾年前，大頭剛當上直隸總督時，曾乘人之危，将屬于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中國電報總局搶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結怨，積恨已久。

于是，由袁世凱幕後導演的這場“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大戲，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載沣的立場，想托庇于四國，就必須向四國銀行團貸款築路，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将川漢鐵路收歸國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國有化，又要向列強借錢，沒有比常年周旋于官商和洋人之間的盛宣懷更令人放心的人選了。

袁世凱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但同時也看清了另一個更嚴峻的現實。

之前，張之洞遵從民意，贖回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被輿論贊為“民族英雄”。

結果，當他向紳商們籌款修路時，所有人都兩手一攤，表示沒錢。

張之洞無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國貸款修路。

誰知，已被點燃的民族情緒勢不可擋，反對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認為“去美來英”，原先的合約還不如不廢。

聲讨中，張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賣國賊，把一生好名的老頭兒逼得“心焦難堪”，乃至“嘔血而死”。

可見，承擔着對內收路、對外訂約的郵傳部尚書一職，已從晚清第一肥差變成一桶随時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凱的布局中，唐紹儀必須撤離。

他已經看出，鐵路國有政策将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與決心的盛宣懷。

打了幾十年交道，袁世凱比盛宣懷他媽還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權力，從來不跟民間資本做坦誠的溝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淩，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個民怨沸騰的局面；其次，盛宣懷不是給李鴻章當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務，缺乏基層工作經驗，若出現亂局，絕對擺不平；最後，是基于對中國社會的整體判斷。在這張由官、學、商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無術，官員寡道多術，商人無道有術。

以無道而居要位，天下寧不亂乎？

但盡臣節所當為，何論君恩之厚薄

盛宣懷果然沒有“辜負”袁世凱的期望，如願以償地當上郵傳部尚書後，第一件事便是授意禦史石長信上了一道奏折，頗有創意地将全國鐵路分為“幹路”和“支路”，幹路只許官辦，支路則可商辦。

郵傳部立刻呼應，上奏說：

從前規畫未善，致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支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辄準商辦。乃數載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钜，參追無着；湘、鄂則開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曠日彌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為從小到人民公園瞻仰“保路死事紀念碑”的老成都，實事求是地講，盛宣懷并未誇大事實。

以滬杭甬鐵路（上海、杭州、寧波）為例，清政府原拟借英資築路，遭到江浙兩省紳商的強烈抵制。

于是，兩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擔境內鐵路的修建。

浙江鐵路公司推舉咨議局議長湯壽潛為總經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壽衣棺材費，有寡婦的生活儲蓄金。

結果，湯經理的親友團集體跑來賺快錢，争相介紹築路物資。由于缺乏監管，浙江鐵路公司盲目采購、虧空嚴重，最後竟資不抵債。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湯壽潛多半卷款跑路。

川漢鐵路的問題更嚴重。

籌備了八年，集款遠遠不夠。開工無期，耗費卻日多，挪借侵蝕、假公濟私的腐敗行為比起官場來不遑多讓。

財務主管施典章甚至調撥公司三百五十萬兩資金跑到上海搞投資，中飽私囊，結果遭遇股災，錢全部打了水漂。

許多川籍京官都看出這種靠民間融資修路的風險，紛紛上疏要求政府出面幹預：民盡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項，均無報告；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永無成期……

因此，當鐵路（幹路）收歸國有的上谕發布時，一開始，民間的反對并不激烈。

将民憤瞬間點燃的是幾天後朝廷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出讓築路權的《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兩湖相繼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國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緊急召開了股東大會。

因有巡警在場，會議一開始非常沉悶。忽然，場下一人長嘆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恸哭。

一時間四周哭號相和，聲震屋瓦，連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對失控的場面，勸業道（商務廳廳長）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決的，諸君當另想辦法。”

機靈的已然會意，走出會場，帶着哭喪團朝總督衙門走去。

四川總督，此時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将督署大門敞開，在大堂檐下擺了一張長案，神色泰然地立于案上，靜候請願團。

王人文素以開明著稱，川紳被他凝重的表态感動了：總督職在為民，民有隐，職當代請。請而不得，去官，吾職也，亦吾所樂也。

奏請的電報很快傳到權力頂端，王人文避而不談“鐵路國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當有萬全之策，切不可操之過急。

載沣漠然以對，繞開新成立的皇族內閣，直接跟郵傳部和度支部協商決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于日後局勢崩壞，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拒絕為此負責，态度極其冷淡。

其實，度支部摻和進來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四國銀行團的貸款是救命錢，載沣要拿來緩解財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給王人文的回電很不客氣地将川紳定性為“巧借鐵路籌款，專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紳，并斥責川漢鐵路有限公司“虧倒巨款”。

王人文擔心刺激到紳商，将朝廷的斥電捂了一個星期，再次上奏苦勸。

回電卻愈發嚴厲：

覽奏殊為詫異，王人文着傳旨嚴行申饬。

與此同時，載沣起複投閑已久的端方為督辦川漢鐵路大臣，具體操辦收路事宜。

此差可謂萬人豔羨——還有比政府接收大員來錢更快的職業嗎？

端方的鐵路大臣，行轅設在漢陽。乃至同城為官的湖北布政使連甲拐彎抹角地找到袁世凱，想通過他走端方的門路，謀一個“會辦”的兼差，撈筆豐厚的外快。

紙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蓋煌煌上谕，将之前那封指責川紳“誤國殃民”的朝旨公布了。

事實上，朝旨并沒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東和高管——折騰得民窮財盡也沒見着鐵路的影子，還搞出一堆財務窟窿。

川紳自知理虧，集體呈請朝廷，百般辯解，并試探着問了一句：從前已收已用股款，将來如何退還？

為了施壓，還不忘把升鬥小民推到前臺：

小民最恐本息俱無，款歸無着……

出軌的和諧號

川路公司賬面上還有七百萬兩餘款，盛宣懷有兩個方案可選：一、餘款退給商民，已用之款轉為國家股票，再慢慢退本還息；二、只退餘款，已用拒不承認，把包袱扔給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東。

第一種方案正是王人文積極争取的——實在無法商辦，至少不要給商民造成損失。

問題是，在盛宣懷看來，所謂的“已用之款”根本沒用到正道上，就是虧空，第一種方案完全不用考慮。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說服，至少不會釀成民變。

可惜，盛宣懷屬于那種幹壞事都幹得理直氣壯的，他選擇了一條挑戰所有人底線的不歸路。

國産價值觀裏最混賬的一條莫過于：因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後，所有人都很生氣。

盛宣懷的邏輯是：川路公司的資金主要來源于租股，即農民的散碎銀兩，餘款總額雖大，但分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卻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錢。而且，經年日久，農民或許早已丢了收據，或許在層層倒賣中成了糊塗賬。總之，這筆錢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個別經辦人員侵吞。

既如此，還不如納入中央財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導下，盛宣懷和度支部醞釀出臺了專門針對四川、比其他各省更為苛刻的收路方案：餘款不退，全部轉為國有。發給商民國家股票，将來盈利可以分紅。

問題是，到時路權還在不在中國都不好說，即使在，通車根本就遙遙無期。事實上，川漢鐵路真正全線貫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奪，盛宣懷成功榮膺四川人公敵。

王人文還想再争，郵傳部已下令給垂直管理的成都電報局禁止再發有關鐵路的郵電。

交涉渠道堵死，形勢驟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無光。成都各社會團體和川路公司的股東總計兩千餘人，雲集在鐵路公司舉行控訴大會。

首先上臺發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鄧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報》，大聲朗誦起自己剛剛發表的文章：既收我路，便須還款。人情天理，勢所必然……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嗟呼盛尚書，川人誅不盡，爾亦徒勞矣！

接下來上臺的是四川咨議局副議長羅綸。

羅副議長比較通俗，動情道（用四川話讀更有感覺）：“各位股東，我們四川的父老叔伯們！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産，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

臺下涕泗橫流，哭聲連連，待羅綸講完，“打倒賣國奴盛宣懷”的呼聲已響徹全場。

當公義與私利融彙，國仇同家恨合流，其迸發出的張力足以令任何獨裁者瞠目。

專門領導保路運動的非法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會場宣布成立，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和副議長羅綸分任正、副會長。

在場旁聽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擇，終于到來了。

雲南人王人文站了出來，向大會宣布：“諸君熱心愛國，吾何惜一官？誓與川人相始終！”

排山倒海的掌聲經久不息。

僅僅幾天時間，加入“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川民就達到十多萬。各府縣相繼成立分會，形成了覆蓋全川的網絡。

不管運動朝哪個方向發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将結束。

為給仕途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彈劾盛宣懷。

親信周善培勸道：“言而聽，誠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聽，必有譴，輕亦革職，重且不可測，望公熟慮。”

王人文嘆了口氣，愀然道：“吾以一進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國家存亡，豈能計個人禍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說。

三天後，一封苦心孤詣的彈章通過驿站送到了北京：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謝外人、可以謝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內亂，臣知朝廷必不愛一盛宣懷，而輕聖祖列宗艱難贻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懷之忠，亦必不惜損一身以愛朝廷，且知盛宣懷之智，亦必知合同茍難修改，朝廷即優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則未來之患方永……應請皇上天恩，準治臣以盛宣懷同等之罪。既謝外人，使知發難者臣；又謝盛宣懷，使知糾彈者臣。

效果立竿見影——王人文縱民釀禍，着革職進京。

帶着滿腔遺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權奸壓力雖大，匹夫志氣難奪；賊臣羽翼雖豐，衆人公怒難犯”的鼓呼中，保路運動掀起了小高潮。《蜀報》總編朱雲石甚至提出組織民兵，暴力對抗。

禦史歐家廉上疏嚴劾盛宣懷二十多條罪狀，川籍、鄂籍京官紛紛跟進，一時間唾沫橫飛。

漩渦中心的盛宣懷仍舊迷信權力，這幾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國人揮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買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繞過董事會，直接任命其為政府委派的川漢鐵路宜昌段總辦。

川路公司當即反彈，召開股東會，開除李稷，并籌劃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示威運動。

載沣慌了，叫來盛宣懷商議。兩人一致認為，亂世用重典，必須找一個作風強硬的人坐鎮四川。

衆争之地勿往

被後人罵作“屠戶”的趙爾豐（1845-1911）其實是個悲情的愛國英雄。

從1903年随錫良入川，歷任永寧道、建昌道，再加侍郎銜，任川滇邊務大臣。

在所轄的“川滇特別行政區”內，趙爾豐積極墾荒、改土歸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将少數民族地區納入正常的郡縣系統），既推動了川藏邊地的經濟發展，又加強了政府對邊區的控制。

1904年，在榮赫鵬的率領下英軍入侵西藏，占領拉薩，同噶廈政府簽訂了攫取在藏特權的《拉薩條約》。

為遏制分裂活動，清廷加趙爾豐駐藏大臣銜。這個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帶，處理棘手的民族事務的老人，終于在年逾花甲之齡位列封疆。

親英的十三世達賴極為恐慌，一面上奏诽謗趙爾豐，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趙爾豐當機立斷，提兵入藏，一舉擊潰由英國操縱的西藏僞軍，迫使十三世達賴出逃印度。

作為一名鐵血丹心的愛國将領，趙爾豐在奏折中建議朝廷仿照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以杜絕英人之觊觎。

可惜，就是這樣一個不計得失、勇于擔當的治才卻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時，趙爾豐清楚，這是要他去當救火隊員。可即使如此，依舊欣喜不已——多少人想當還沒資格呢。畢竟，對芸芸衆官而言，省部級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為之傾倒，為之癡狂，韶華白首，至死方休。

當年慈禧“西狩”，瞿鴻禨和張百熙兩個湖南老鄉同屬逃難團成員。二人于西安行在相約，将來無論誰進了軍機處，都幫對方活動，謀取兩江總督一職。

後來瞿鴻禨當上軍機大臣，卻始終無力幫張百熙外放兩江總督。以至于在生命的盡頭，張百熙仍不無遺憾道：“別說兩江總督，看來連一個巡撫都當不上了。”

由此不難想見川督一職在趙爾豐心中的分量。

當然他也清楚，比起邊區的秣馬厲兵，已如一鍋沸水的成都無疑更加危險。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趕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經下臺的王人文通信，獲取信息。其中一封寫道：此事盛（宣懷）之乖謬，固不待言，所異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無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陳者皆為國至計，豈僅為争路争款哉？乃不蒙見諒，閣部過矣！

8月5日，抵達蓉城的趙爾豐不顧舟車勞頓，直接趕往川路公司，參加正在召開的股東大會。

他當場承諾：“必代川人盡能盡之力，倘有棘手之處，仍望大家來讨論，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話音剛落，就有一比《尋槍》裏的劉結巴還急躁的人沖上臺，對全場高喊道：“如若我們四川的股東、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無心肝，大家起來，争争争保路呀！破約呀！”

原來是股東之一，後來的民盟創始人張瀾。

尴尬的開場已經預示了悲劇的落幕，但趙爾豐并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實彈壓”的朝電，而是耐心地向北京彙報情況，勸說中央接受川民的請求。

懷柔的姿态卻無法阻擋憤怒的雪球越滾越大。由于同盟會趁亂滲透，運動開始向有組織無紀律的縱深方向發展。

店鋪一夜之間集體關門，各種臨時搭建的席棚在街頭出現，裏面供奉着光緒的牌位。前來跪拜的紳民絡繹不絕，怒容滿面，搞得趙爾豐非常被動，只好電請中央，問在拆棚的同時能否焚毀牌位？

對此，經常陷入意識形态悖論的天朝又一次選擇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啓發，寫有光緒名號的木牌在成都賣斷了貨，标準格式是：中間一列寫“德宗景皇帝（光緒廟號）”，兩邊寫光緒生前承諾過的“庶政公諸輿論”和“鐵路準歸商辦”。

川民人手一塊這樣的木牌，頂着滿街亂走，也不喊口號，碰到熟人就交換眼色，表示一切盡在不言中。

趙爾豐頓感壓力山大。他再次致電朝廷，說“兵警難恃”（兵警多為本地人，同情紳民），建議将“借款修路”一案交資政院讨論，以塞洶湧之民意。

北京的回電措辭強硬，沒有任何轉圜餘地。趙爾豐兩頭不讨好，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思前想後，只有發動“聯署”這一條路可走了。

于是，一封內容基本不變，但由四川總督、成都将軍、成都副都統、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學使、提法使、鹽運使、巡警道和勸業道等四川所有高級官員聯名的電文火速發往北京。

趙爾豐不知道的是，危險正在逼近，它來自于兩雙窺伺的眼睛。

血案驚天下

任命端方為鐵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畢竟他曾在湖南巡撫任上協助張之洞辦理過廢約贖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經不起推敲了。

端方是在署理直隸總督任上下臺的，原因極其搞笑——作為攝影愛好者，給慈禧的出殡大典拍照，結果被參。

因此，在複出的端方看來，當個四川總督都委屈他了，遑論鐵路大臣？

當然你會說，可以先撈錢嘛。

但這真不是他的愛好。

作為學者型官員，端方死時包袱裏只有一本《紅樓夢》，身無餘財，可見的确志不在此。

然而，這恰恰鑄就了他和趙爾豐兩人的慘劇。

袁世凱一再勸說自己這個親家，就在漢陽待着，不要急于入川。端方不聽，反而積極行動起來，目标很明确：扳倒趙爾豐。

同他訴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設巡撫，作為總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說尹良應當為督臺大人分憂解難才是，但尹藩司不這麽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總督遮風擋雨，不會為政治風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屬官具體辦事，少了承擔行政過失的風險。

但無危意味着無機，風平浪靜了很多年的他，做夢都想抓住一把晉升的天梯。

給王人文打下手時，尹良就大耍無間道。表面上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計；轉過身去就跟盛宣懷暗通款曲，秘陳“隐情”，把王人文賣了個幹幹淨淨。

趙爾豐上臺後，尹良依然同郵傳部保持密切聯系，向盛宣懷彙報趙的一舉一動。

議事時，又總愛與趙爾豐耳語，故作神秘狀，招致同僚種種非議。趙爾豐當面申斥多次，仍不改舊習。

同時，他還經常給端方發密電，對處置川民争路提出自己的見解。

而端方在積攢了足夠的彈藥後，以老辣的文筆發起了彈劾：趙爾豐庸懦無能，實達極點。始則恫吓朝廷意圖挾制，繼則養癰遺患，作繭自縛。警兵不畢命而銜泣，是謂無警；軍隊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謂無兵。無警無兵，四川大勢已去，雖百趙爾豐無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席棚何以能任其搭蓋？頭戴萬歲牌，何以能游行自如？省府為何地？督臣所司何事？無法無紀，造此怪象，尚複成何世界？！

次日，迫不及待的端方又電奏北京，申請派重臣赴川查辦趙爾豐。

他的算盤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請，查辦人選肯定是自己。因為上面那幫人最怕民亂發酵，從中央派人下來緩不濟急。

果然，朝旨很快下達，命端方赴川查辦。

誰知他并不着急啓程，而是坐地起價，要求朝廷先劃定他與趙爾豐的事權關系……

載沣極為窩火，給趙爾豐下了最後通牒，命其必須平息亂局，否則嚴懲不貸。

趙總督被逼上了華山一條道。他私下獲知，即将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懷聯手，将以“有意庇民”為借口，謀取他屁股還沒坐熱的川督之位。

另一方面，同盟會又大肆印發《川人自保商榷書》，為武裝起義造勢，而各地也相繼出現抗捐抗糧之事，肝火上沖的趙爾豐終究在煎熬與擠壓中喪失了理智。

9月7日，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等保路同志會代表在尹良的邀請下，到布政使衙門會談。

衆人等了一個小時，也沒見着省長大人的面。忽然，上房仆人過來傳話，說總督署打來電話，請各位即刻過去，閱看新到的郵傳部電報。

總督署的官廳裏，又等了三個小時，直到中午才見有人來傳，說大帥有請。

到了另一廳堂，只見正中坐着的卻是尹良。他環視了衆人一番，宣布說奉大帥命，将爾等拘押。

軟禁了群龍之首，趙爾豐當即着人查封保路同志會和川路公司。同時，一張告谕遍貼四方：只拿首要，不問平民。速即開市，守分營生。

然而，在同盟會的煽動下，當天下午，成都市民扶老攜幼、哭天喊地地從四面八方齊集到督署門前，要求釋放蒲殿俊等人。

外面，荷槍實彈的巡防營（新軍成立後淮軍、綠營縮編成的地方部隊）與激憤的人群緊張地對峙着；裏面，一衆官員惶然無計，坐立不安。

趙爾豐命人傳話，說可以派代表進來談，只要答應開市，立即放人。

人群不聽，沖破衛兵的防線，湧入轅門。

趙爾豐警告道：“不許再沖，否則開槍！”

人群仍不聽，又湧進一道門。

趙爾豐踱來踱去，焦灼的目光落在昨日端方拍來的一封語近恫吓的電報上。內稱庚子年裕祿當直隸總督時，因不聽他（端方）速速拿辦之言，袒護拳匪，最後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