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微弱的鈴聲從房子深處傳來。

“午飯。”普魯登斯向記者解釋，“聽起來就像寄宿學校裏用的那種鈴，不是嗎？來這裏之前，我已經許多年沒聽過這種聲音了。我必須邀請你一起吃午飯了，裏弗斯先生，最近的餐廳在二十多公裏之外，來回一趟很不劃算。雖然這裏的廚房偶爾也會做出可怕的千層面，但蘑菇黑麥煎餅還是非常不錯的。”

“這些信？”

“可以留在這裏。”

記者帶走了錄音筆。兩人穿過漆成灰綠色的曲折過道，走向餐廳。普魯登斯在前面，而裏弗斯，出于禮貌，跟在兩步之後。療養院的餐廳是一個被玻璃包裹的寬敞空間，天晴的時候應該十分宜人，但此刻在風雨拍打下顯得非常脆弱，好像随時都會垮塌下來。他們找了一張靠近暖爐的空桌子，等待餐點上桌。

普魯登斯吃得很少，好像進餐對他來說只剩下符號化的意義，一個象征性的舉動。記者饑腸辘辘——他今天太早出發，而且在冷雨裏跋涉了許久——吃下了兩份黑麥煎餅，它們确實美味，溫熱柔軟，略微有些脆，裹着用黃油煎過的白蘑菇，灑了一點點鹽和黑椒。

餐廳一直很冷清，從頭到尾都不超過十個人，大多數是像普魯登斯這樣的長者；一位穿着羊毛開衫的老太太笑眯眯地盯着記者看了半小時，喊他“親愛的波裏斯”，招手讓他過去；照顧她的護士解釋說“桑德斯太太從來都是這樣的，沒人知道波裏斯是誰”。還有一個臉色蒼白、帶着氧氣瓶來的中年男人，一邊咀嚼黑麥煎餅，一邊翻閱一本關于波斯歷史的大部頭。

咖啡還剩一半的時候，雨停了。一絲晦暗的陽光從雲層的裂縫裏漏下來，翻湧着的海水從鐵青褪成一種易于接近的淡藻綠色。兩人返回會客室取了外套，從側門離開，穿過積水的門廊，踏上被大雨和海浪洗刷過的石灘。風迎面撲來，潮濕，冷冽，染着鹽和淤泥的氣味，到處都是橫七豎八的海草，散發出濃烈的腥味。他們向西南方向走去，因為普魯登斯記得那邊有座燈塔。

“我在康妮家裏住到戰争結束。”圍巾被吹開了，普魯登斯抓住末端，重新系好，塞進外套裏，“那是一個充滿嬰兒哭聲、馬鈴薯湯和碎布料的世界，他們總共有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一歲，最小的只有六個月，我和表兄利亞姆分享一個卧室。康妮姑媽最大的興趣除了琢磨怎樣利用有限的配給食材喂飽五個孩子，就是用各種布片給我們拼湊出襯衫和毛巾。她的丈夫，我的帕克姑父，在造船廠工作，修理驅逐艦——這工作當時是保密的，我們還以為他是個普通木工，只是碰巧在碼頭上班而已。三年之後的春末，許多戰艦在港口聚集，每隔幾小時就有‘噴火’戰鬥機轟隆作響地飛過。穿着制服的海軍軍官一戶接一戶地敲門，告誡我們留意陌生人，不準随意談論船只和飛機的動向。不過我們唯一見到的陌生人就是海軍基地裏的美國兵，非常吵鬧，還喜歡莫名其妙地大笑，但我還是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會給我們這些小孩巧克力曲奇和糖果——巧克力！裏弗斯先生，我們至少有四年沒嘗過這玩意了。夏天過後我們才意識到，集結在那裏的船和飛機全都是參與諾曼底登陸的。”

前面出現了一個退潮形成的水坑，六七米長，深及小腿，一只指甲蓋那麽大的小蟹在他們走近的時候飛快地逃跑，竄到一塊卵石下面，消失不見。老人和記者慢吞吞地繞過水坑，石子在鞋底喀嚓作響。燈塔尚未出現在視野之內。

“1946年秋天，父親回來了。坦白地說我們都非常驚訝，因為所有人都默認他戰死在歐洲了。我已經有七年沒見過他了，連一封信也沒有。我覺得很尴尬，他多半也是，只是掩飾得比我好。他想念的是一個把他奉為英雄的八歲男孩，結果回來時見到的卻是一個陰郁的青少年。我想這就是為什麽他把我送到寄宿學校，而不是離家更近的那家中學。”

“生活似乎一度恢複了‘正常’，相對戰時而言。家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于是在政府提供的臨時落腳處住了半年左右，爸爸重新在銀行裏找到工作，這才搬出了那個空蕩蕩的水泥盒子，租了一個更小的地方。我只有聖誕節才回來，大部分時間只有爸爸一個人在那裏。”

“1948年複活節，父親到學校來看我，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女士，卷發，穿了一件棕色披肩。爸爸說她的名字叫蘇西，在退伍軍人俱樂部工作，幫了他很多忙。蘇西和她的女兒——我的繼妹特裏莎——已經搬進了我們的公寓裏。他們打算夏天結婚，正在物色更大的房子。我對此沒有意見，更準确地說是沒有什麽感覺，我和我父親早就住在不同的世界裏了。”

“這幾年裏，你和盧瓦索先生就這樣失去聯絡了嗎？”記者問，跳上一塊濕滑的礁石。

“他給我寫過一兩封信，然後就再沒有收到了。我回到了倫敦，康妮姑媽和我的表親們也搬了一次家，沒有留下郵寄地址。”

“但你是知道他的地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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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普魯登斯心不在焉地回答，眺望着地平線，“這麽說吧，我當時有別的事情要擔心。新學校，兩個新的家庭成員。看，裏弗斯先生，燈塔。”

記者至少花了一分鐘，才找到伫立在遠處岩礁上的燈塔，浪拍打着礁石，濺起泡沫狀的水花。和諾曼底海岸那些可愛的、專門用于吸引游人的塔樓不同，這個燈塔看起來荒僻而冷漠，連鮮豔的紅漆都不能掩蓋這一點。記者拉緊了外套，低下頭，跟着普魯登斯向燈塔走去。

——

1952年，牛津。

父親把車停在離高街還有兩個路口的地方，再次問哈利是否真的不需要幫忙。哈利再次重申不需要，把行李搬下去，道別，站在路邊看着車開走。

寫着地址的紙條在外套口袋裏，但哈利已經把地址記熟了。首要問題是，他得知道自己此刻在哪裏，這個城市已經習慣了迷茫的新學生，沒有人多看他一眼。三次問路和兩次路過同一條小巷之後，哈利總算找到了他接下來幾年的落腳點。宿舍是棟不起眼的木石建築，出于他不能理解的原因，門并不開往街道的方向，因此人們不得不先鑽進僅僅容得下一個人和一輛自行車的窄巷，繞進雜草叢生的花園，才能到達狹窄的門廳——那裏今天擠滿行李箱，不停有人進出，互相擋道，撞到手肘和肩膀，低聲道歉。哈利小心翼翼地跨過各式箱子和忘在地上的馬球棍，走到門房面前。

門房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頭上只剩下耳朵旁邊有一撮白發。他讓哈利在一張表格上簽名，把鑰匙交給他，沒有告訴他在幾樓。鑰匙吊牌上寫着“201”，哈利便提着行李尋找樓梯。四個年輕學生正好跑下來，争論着什麽，把木樓梯踩得咚咚作響，像是完全沒有察覺到哈利的存在，差點踢翻他的箱子。哈利縮到牆邊，讓他們過去，然後繼續往上走。

201就在樓梯旁邊，能清楚聽到樓下的噪音。木門打開的時候發出難聽的叽嘎聲，鉸鏈需要上油了。這個小房間散發出舊書的氣味，陳舊的木地板凹凸不平，幸而沒有蟲蛀的跡象。家具就只有單人床，寫字臺，衣櫃和一把硬邦邦的木椅子。哈利把行李拖進來，打開窗戶，外面是內院一角，能看到空蕩蕩的葡萄架。夏天的尾巴還沒有完全消散，開謝了的花倒伏在小路上，微風帶來了一種頹敗的甜味。

走廊上又傳來一陣喧嘩，還是剛才飛奔下樓的那四個人，可以預見他以後不得不習慣這些噪音了。哈利兩步跨過房間，準備去關門，但一個學生先他一步推開門，把頭探進來，看了哈利一眼，似乎意識到走錯了，他咕哝了一句抱歉，走了。腳步聲往樓下移動，不一會又折返，砰砰的敲門聲響起。

哈利剛剛打開行李箱，抱着一堆襯衫和毛衣，原地猶豫了一會，把它們丢到寫字臺上，打開了門。又是剛才那個學生，金發，穿着襯衫和鵝灰色毛衣背心，沒系領帶。另外三個人擠在走廊上探頭探腦，好奇地打量着哈利。

“我是對的，我在表格上看見你的名字了。你一定要跟我們去喝一杯，沒有人想待在這個發黴的地方。”

哈利看着他，半張開嘴，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哈利·普魯登斯。”金發的不速之客說，哈利突然意識到這個人看起來就像當年二十歲的喬治·盧瓦索，只是酒窩讓他看上去溫和多了，“我是亞歷克斯。如果你敢說你對這個名字沒印象，我發誓我會把你從這個窗戶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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