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法庭上的類比

田小蕙不知道自己怎樣把車開回家。路上燈火璀璨，透過淚花愈加五光十色。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徐曼為她打開了家門。田小蕙一下子撲到徐曼的懷裏，失聲痛哭嚎啕不絕。徐曼吓壞了，把她拉到客廳的沙發上坐下，撫摸着田小蕙不斷抖動的肩膀，從茶幾上面巾盒裏扯出紙巾，準備為她擦拭奔湧而出的淚水。“徐曼，我不要擦，不要擦。”田小蕙拼命擺動臉龐，淚水早已模糊雙眼，她憑動感地帶和面巾撕拉的聲音，判斷出徐曼的意圖。

“小蕙，你別這樣吓我。這是怎麽了？今晚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徐曼急切地問。

“你不懂，你不懂啊，徐曼。”田小蕙無限蒼涼地說道，仿佛她不是僅比徐曼年長不足兩歲的姐妹，而是一位飽經滄桑歷盡人世辛酸的年邁婦人。田小蕙伸出胳膊攬住徐曼，讓她把頭依靠在自己肩上。徐曼以田小蕙肩頭為支點，盡量擡起下巴，為了仍可以看見田小蕙的眼睛。田小蕙抿緊柳葉般的雙唇，顯出從未有過的凝重，随後說出無比溫婉的話語：“我沒事的。徐曼，你不用怕。我只是……好心疼你。”徐曼再次看見兩行清淚從她的眼眶裏滑落。

“小蕙，有你在，我便無所畏懼。”徐曼說道。

“不。不是因為我。徐曼，你原本自帶無與倫比的勇氣。要是我能夠讓你不需要這樣堅強、這樣隐忍、這樣不屈不撓，我寧願你過一種更加輕松愉快的生活。”田小蕙若有所思地說道。

“我很愉快呀。小蕙，有你心疼我，我覺得生活夠寬厚夠慷慨的了。”徐曼說。

“徐曼，你覺不覺得，我們生活裏的某種東西被破壞了。或者它很早就被摧毀了，或者它每天都受到損害。我說不清楚這種東西是什麽，但我認為它是生活的基本元素，是使生活讓人感覺到溫暖、美好和值得留戀的東西。是善良？是。因為人們只在心靈最遙遠的地方還保留了一些憫懷，願意為事不關己的災難捐贈灑淚，但對他自以為親近的人，卻可以喜怒無常、翻雲覆雨。是信任？是。因為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是那麽脆弱不堪，根本經不起生活裏的波瀾和意外，承受不住歲月無心的考驗。是寬容？是，因為人們只在順遂個人意志、增進共同利益的條件下，才表現出豁達大度，甚至不惜綱紀松弛。而一旦事不順心有拂己意，便完全忘記了他人的獨立存在。徐曼，我和你一樣，還未經歷太久的人世，不敢說看清一切，但我看到的卻是，人們富或貧，生計無憂還是含辛茹苦，他們生活得同樣心塞，同樣的匮乏和索然無味。富人以為在樸素裏有真情，窮人以為在財富裏有幸福，其實他們都錯了。他們不過是缺什麽求什麽而已，而他們缺的是同樣的東西，他們不知道，那個東西并不在對方手裏，假如他們自己手裏壓根沒有的話。”

“小蕙，你今晚是去醫院做手術嗎？你回來以後，就變成了一個哲學家。”

“什麽哲學家！我不過受了點刺激有感而發。徐曼，将來我們去國外生活吧？”

“啊。”徐曼很驚訝：“你是認真的嗎？”

“說不上認真。”田小蕙說，“有時候我覺得太郁悶了，真想換個生活環境。”

“小蕙，你在哪裏，我就在哪裏。你要真有出國的想法，我們趁現在還年輕，可以一起努力為将來做準備。醫生和律師被認為是現代社會兩個最好的職業，你瞧，我們占全了。我們再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儲蓄起來，将來去哪裏都可以。除了孩子的撫育基金，剩下百分之四十，我看足夠我們兩人生活了。”徐曼說道。

“徐曼，你跟我說說看，人們為何那麽容易背棄與人為善，那麽不信任別人，那麽缺乏寬容？”田小蕙仍然無法走出她內心的悲戚。

“很簡單呀，小蕙，你自己說過的。愛是一切的根據。人們只有從愛出發，才會與善良為伍，與信任為伴，與寬容共存。”徐曼回答道。

“徐曼，還是徐曼。”田小蕙說道：“你是我困頓生活裏的一盞明燈。”

“過了，小蕙。”徐曼糾正道：“是你把燈點亮，我豈能貪天之功？”

“說明我是燈下黑。徐曼，反正從你嘴裏講出來，我心裏即刻敞亮了。”田小蕙說。

“那你還想不想繼續哭了？”徐曼問。

“我有哭嗎？誰說我哭過了。”田小蕙臉上仍然挂着淚痕。

“小蕙，是誰還想做我的姐姐。世界上有你這樣賴皮的家姐嗎？”

“沒有。今晚我想做妹妹。徐曼姐姐，小蕙妹妹口渴了，你去給我倒杯水吧。”

一周後，行政訴訟案開庭審理。庭審在法院大樓底層11號廳進行，說是“廳”，不過就是一個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間。正門對面臨牆而設高高在上的法官席位，主審法官坐在中心位置，左右兩席端坐兩位人民陪審員。以審判席作為“品”字的端口，下面兩個口字的位置分別為原告席和被告席。兩個席位之間的空間其實是房間的中心地帶，類似一個天井。法院的兩名女書記員在電子設備前錄入申訴和答辯的口供，或為原被告雙方及法官之間傳遞證據和文書。原告方只有徐曼一個人代表企業出庭，吳明海則在庭外等候傳訊出庭作證。被告方只有第一被告現身，因涉案被列為第二被告的兩個事故工人并沒有到場。被告席上有兩位代表在座，一位是開發區勞動局的官方代表周麗娟，一位是官方指派或委托的律師，同樣是一個女律師，看起來初出茅廬，年紀比徐曼要小很多。

被告方沒有提供新的證據，只是重申了當初作為支持工傷決定依據的五份文件：（1）交通部門的事故鑒定書。

（2）包含交通事故現場的上班路線地理圖。

（3）一個工友關于事故工人确系在馬鞍島施工單位上班的證明。

（4）勞動局工傷科對兩個事故工人的調查筆錄。

（5）勞動局工傷科對其中一個事故工人/妻子的調查筆錄。

法官問：“原告對上述證據有什麽意見嗎？”

徐曼答：“有意見。我對上述全部證據均持有不同的意見。關于第一份證據，交通部門的事故鑒定書，只是證明了交通意外發生時兩名事故工人确實在事故現場。事故鑒定書本身并不指明事故現場是否為事故工人上班的必經之路，尤其是不指明事故工人因何出現在事故現場。

“關于第二份證據，地理路線圖在地理本身的意義上是正确的。假如兩名事故工人當時确實是經過交通事故現場前往馬鞍島上班，那麽它作為上班路線的地理支持也是正确的。但原告有确鑿的證據證明，兩名事故工人在事發時間不應當出現在事故現場，而應該出現與事故現場完全相反的路線上。因此，被告提供的地理路線圖恰好成為事故工人不在上班路上的證明，而不是被告想讓它證明的東西。

“關于第三份證據，無需那位工友證明，原告随時都承認，馬鞍島施工單位是兩名事故工人通常工作的地點，但這個工友并沒有證明事發當時，事故工人應該去他證明的施工單位上班。這就如同，衡量明正是本代理律師的工作單位，但不能證明此時此刻我必須呆在律所或前往律所的路線上。同樣，周麗娟女士在開發區康樂大道勞動局上班，即便在八小時工作時間內，她也不是每時每刻都必須處在符合康樂大道地理走向的位置上。事實上，我和她現在同時身處法院第11號廳才是合情合理的。

“關于第四份證據，這個筆錄本身存在令人忍俊不止之處，它根本不能成為一份嚴格和嚴肅、合格和合理的證據。兩位事故工人在筆錄中說，他們過去在公司總部即工商注冊地址上班，後來在馬鞍島施工單位上班。我提醒主審法官和兩位陪審員注意，交通事故發生在将近一年之前，請問被告：筆錄裏的過去是什麽時候？後來又是什麽時候？事故已經過去了，假如那場交通意外恰好處在筆錄裏的過去，那不正好證明兩個工人不在上班的路上嗎？我不是質疑勞動局的工作效率，因為它的公職人員足夠匆忙，匆忙到連一個重大事件的起止日期都不曾問詢清楚。但我懷疑他們的工作态度，因為他們這種不可原諒的疏忽提示我，無論他們做出怎樣錯誤的決定都不足為奇。

“關于第五份證據，也是一份筆錄。它雖然不像第一份筆錄那麽荒謬，但我作為一個職業律師，不得不得罪一下同行，我想請教被告代理律師，你是怎樣讓這份筆錄通過你的法眼成為一份呈堂證供？因為它不過記錄了一個妻子的口供，那位妻子說，她丈夫早晨告訴她出門上班了。我不知道這位年輕的律師是否結了婚，但我想問的是，作為一個妻子，你真的對一個丈夫說的話那麽有信心嗎？”

對于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新證據，被告提出暫時保留對證據本身真僞的質疑，要求法庭允許被告做進一步的調查和證實。徐曼請求主審法官，讓原告方證人出庭作證并獲得批準，吳明海在庭上敘述了事件經過，并如實回答了被告律師的提問。

被告律師最後提出疑問：“既然原告在本次行政訴訟中提供的證據，對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是否将交通事故認定為工傷至關重要，而且人證物證俱全，那麽原告為什麽不在行政調查階段如實向官方陳述和提供證據？甚至在工傷決定已經做出并送達原告後的規定期限內，也沒有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提請行政複議？”

徐曼說：“本律師在代理訴訟和取證的過程了解到，出現這種情況以至于令官方機構在原告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出誤判，即做出事故工人工傷認定的決定，實屬無奈。主要是因為原告企業管理上存在漏洞，事發後導致關鍵證人和關鍵證據在上述合理期限內付之闕如。對此我深感抱歉，并請被告體察實情諒解難處。”

庭審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結束時已到午飯時間。正如楊廣志預測的那樣，周麗娟在庭審中無需動用口舌，全部由代理律師說話。周麗娟想不到徐曼會在庭審中提到自己的名字，她那樣一種提及的方式，當然無可厚非。當她從徐曼嘴裏聽到“周麗娟女士”這個稱呼時，心頭有一絲撩動，當時她就想：“她為什麽會提及我呢？那不過是個類比，還挺恰切。但她不是非得拿我類比呀？而且是把我和她并排放在一起來類比，別人不知道，她和我都知道，我們兩人只有跟楊廣志的關系才有類比。可是誰都會盡量避免這樣的類比呀！哦，不。不止楊廣志，還有嬌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