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程佩青

小年夜，宿舍裏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周圍很靜很靜，甚至可以聽見煙草燃燒的嘶嘶聲。

“哎，你什麽時候學會抽煙了”沈有琪在下鋪聞到味道。

欣愉一笑，沒有回答，只是把煙遞下去。

有琪接了，也吸了一口，咳嗽着問：“你除夕有地方去麽嚴先生就一個人，叫過年留在學校裏的學生一道吃飯。”

“我要回土山灣。”她不假思索。

有琪失望，說：“那裏有什麽好去的他們待你很好麽”

欣愉只道：“已經講好了的，多少年都這樣……”

“哎，這一陣總是不知道你跑哪裏去了，是不是認得了什麽人”有琪強猜出些端倪。

“沒有，”她否認，“賺鈔票還來不及，哪來的時間談朋友啊”

“倒也是……”有琪笑起來，伸手把煙還給她。

冬去春來，報紙上登出申商儲行招考的啓示。

有琪看見了，又來告訴她，說：“你不是一直想去麽要不要試一試”

欣愉心裏卻是一搐，頓了頓才答：“不去了，功課實在太忙，而且人家大概也不要我們這種勤工儉學的。”

有琪說：“倒也是，晚上都不曉得你什麽時候回來，早上又是什麽時候走的。”

欣愉笑笑，沒再說什麽。

那段日子，她奔忙在幾處之間。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僅僅依着一種慣性生活。有時困倦地發冷，卻又亢奮地心跳急促。有些事其實已經覺得沒有意義了，卻還是放不下。

修完了課，交了文章，過了考試，總算把在滬大的第一個學年讀完。學校開始放暑假，她又變成每日去銀行上班。

那一年，上海的銀行界要搞個業務技巧比賽，櫃面主任點名叫她參加。既是因為老油子不願意做這種額外的工作，也因為她的确合适。在行裏的試了幾次，掐兩分鐘的表，從一沓鈔票裏挑出假票，每次都是她贏。只是珠算和點鈔，不如老櫃員在行。但主任說不要緊，這兩樣都是可以練的。

于是，每天營業結束之後，她還要留下練習。

頭一天，她就跟沈有琪說，不曉得什麽時候才能練完，叫有琪不必等她，先回楊樹浦的宿舍去。

兩人隔天才在行裏見了面，沈有琪問她：“都練了些什麽呀”

欣愉回答：“打算盤，數鈔票，驗鈔票。”

有琪只覺無聊，說：“你成天做的就是這些，下了班還要練啊”

欣愉說：“櫃面上都是真金白銀，哪敢那麽快練這個純就是為了比賽。”

沈有琪最實際，直接問：“那留你下來給不給加錢啊”

欣愉只是笑。錢，自然是沒有的。

但練習大約還是有了效果，九月初比賽，她拔了頭籌。

參賽的既有他們這樣的小銀行，也有中中交農那樣的大行，且最後獲獎的女行員只有鐘欣愉一個。

虞經理對此很是驕傲，和她一起在儀式上領了獎，又帶她去赴了賽後的酒席，說了好一番“女性應當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出與男子同樣事業”的話。

酒席擺在彙中飯店，同桌的皆是銀行屆裏的人物，紛紛稱是，推杯換盞。

席散，欣愉被灌了些酒，帶回來一座瓷獎杯，上面燙着金字——民國廿年，滬上銀行公會業務競技一等頭名。

沈有琪拿過去把玩一番，又問：“你拿了頭獎，行裏有沒有給你加錢啊”

欣愉這才想起來還有一只紅紙包，打開來看，裏面是張支票，金額寫明十塊銀元。

“那薪水呢”有琪繼續打聽。

欣愉又笑了，搖搖頭。她的薪水還是跟從前一樣，比男練習生少五塊，轉成正式之後，少十塊。

夜深，關了燈，她閉着眼躺在宿舍的鋪位上，太陽穴一跳一跳地痛，是因為積聚已久的疲勞，也是因為喝了酒。但整個人卻還是沒有絲毫的睡意，腦中盡是比賽和酒席上的情景。她聽見說，申商儲行也派了代表參賽，也看見貴賓席上擺着寫了名字的紙牌。但她一張一張地看過去，沒有她想找的那個名字。

又過了幾日，滬大開學，欣愉升到二年級。

忽有一天上着課，外面喧嘩起來。她隔窗望出去，看見有學生在走廊上跑，手中拿着報紙號外，嘴裏喊着什麽。等到有同班的問清楚了回來通報，才知道是北邊傳過來的消息——前一天晚上，日本關東軍突然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沈陽打起仗來了。

那一堂剛好是嚴承章的課，教室裏烏泱泱坐滿了人。學生們群情激憤，都在等他說些什麽。

嚴先生卻好像并不意外，說：“從 1929 年紐約股市崩盤開始，就應該看到這一天了。世界經濟是一體的，日本也遭受了嚴重的危機。經濟上的問題勢必帶來政治上的困局，內裏的矛盾沒辦法解決，那就只有到外面打仗。而且，這對他們來說恐怕是最好的機會，可以打破一戰之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束縛。因為現在英國和美國也沒有錢，不會輕易插手別國的戰争。”

欣愉聽着，忽又想起知微的那句話來，世界上所有的事侪是因為銅钿。

但其他學生大失所望，覺得嚴承章馬後炮，認為他事不關己。也有的純就是坐不住了，收拾起東西要走。

嚴承章并不留他們，背身過去寫板書，任下面人來去自由。等他再回身過來講課，座位已經空了大半。欣愉和沈有琪仍舊坐在原處。

因為是第一排，嚴承章看着她們問：“你們不走嗎”

有琪搖搖頭。

他便開始講課，還是像平常一樣。

她們便也打開本子，記着筆記，也像平常一樣。

那一堂，講的就是經濟危機。許多年之後，鐘欣愉仍舊記得嚴先生說的那個美國人的故事。

小女孩問母親：“天這麽冷，我們為什麽不燒爐子”

母親回答：“因為我們沒有煤了。”

小女孩又問：“為什麽我們沒有煤爸爸不就是挖煤的嗎”

母親說：“因為爸爸失業了。”

“為什麽爸爸會失業”

“因為煤太多了。”

…………

“從 1929 年開始，就應該看到這一天了，”嚴先生又說了一遍，“只可惜我們什麽都沒有做……”

随後的幾天，報紙上不斷登出新的消息，日軍已經占領了東三省。

欣愉去銀行上班，電車一路開過去，到處都能看見有人集會游行，搭了臺子站上去講話，拉出各種各樣的橫幅——“山河破碎，抗日救亡”，“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 “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

日商碼頭和日商紗廠的工人也開始罷工退廠。各界人士都派了代表在報紙上發表宣言，號召整體罷工、罷課、罷市。

緊接着便有不少大學停了課，成百上千的學生跑到南京去請願，見了蔣介石，又見了于右任，提出“對日宣戰”的要求，但得到的只是“一定盡職辦理”的承諾，以及“用心讀書”的規勸。

于是，罷工、罷課、罷市的浪潮不見停息的跡象。于是，又像幾年前一樣，巡捕房派了大批印捕華捕出來，用警棍和水槍沖散人群。

南京路是最熱鬧的地方，自然最不太平。女子銀行裏的人也擔心起來，比如要是哪一天當真被迫停止營業，薪水是不是會停發或者打個折頭，只發一半

隔壁位子上的老櫃員知道欣愉在滬大讀書，總以為學生都是激進分子，話裏有話地說：“你們勤工儉學的倒也算了，我們可是要靠這點錢養家吃飯的……”

欣愉不知該怎麽回答，只覺一切都有其道理，一切又都無能為力。

也是在那一天，傍晚下了班，她和沈有琪一同回楊樹浦。

她們在二路電車上看見一個外國人。那人三十多歲，戴一頂禮帽，西裝外面披着風衣，看起來完全不是落魄的外國阿飛模樣，卻和她們一樣，坐了二等車廂。後來，她們在外灘總會換了八路車，又看見了這個人。

沈有琪也注意到了，偏過臉來，輕聲對欣愉耳語：“這幅打扮，是不是巡捕房的暗探啊”

欣愉搖搖頭，答：“誰知道呢……”

那一陣，的确有學生因為參加游行，被巡捕房政治科帶進去問話。

“跟着我們，可就是徹底跟錯人了，”有琪其實有些怕，卻還是笑起來，像是在給自己壯膽，“上海二十幾所大學，就連聖約翰都有共産黨，唯獨滬江沒有。倒是也有些人跟着去南京請願，但聽說上面給他們兩條路選，要麽留京編入義勇軍受訓，要麽回滬複學，他們馬上選了回滬複學。滬江啊，除去開着汽車帶着娘姨上學的小開和小姐，大概就是我們這種市儈了，天天惦記着上班，眼睛睜開來就是賺鈔票。”

欣愉聽得笑起來，擡起頭，剛好對上那個外國人的眼睛。隔着大半個車廂，她還是可以分辨出那人雙眼的虹彩是灰藍色的，專注而犀利。他望着她，并不避諱目光的接觸，好像是就想看看她的反應。她卻也很平靜，臉上仍舊帶着那點笑意，極其自然地轉過頭，看向別處。

等過了外白渡橋，那人在東百老彙路下了車。有琪只覺虛驚一場，很快就忘記了。欣愉卻一直都記着。像是已經猜到了其中的因果，她知道會有事發生。

但先來的，卻是她未曾料到的另一件事。

隔了一天，她又去銀行上班。

櫃面主任過來跟她說：“鐘小姐，虞經理找。”

“什麽事啊”她問。

“不曉得，”主任開她玩笑，“會不會是你辦的哪筆款子出了問題”

她也知道是玩笑，但還是忐忑地去了。

走到經理室，卻看見虞勝男站在外面等她，手扶着門說：“你進去吧，程先生在裏面……”

欣愉一怔，下意識地往裏走，虞經理在她身後帶上了門。

進去一看，公事房內的沙發上坐着一名西裝男子，四十多歲的樣子，戴一副圓眼鏡，平實而斯文。

“你，就是鐘欣愉”他站起來，看着她問。

“是。”欣愉點點頭，不記得在哪裏見過這個人。

男人又開口，說：“我找人事科看過你的履歷，你父親叫鐘慶年。”

“是。”欣愉又點點頭，腦中已是那個久遠的畫面，八周歲生日之前的那一天，她跟着父親走到跑馬廳附近的一個郵筒旁邊，寄出一封信。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對你提起過我……”男人還是看着她，話說得很慢，也很清楚。

“您是……”她其實已經知道那個名字，就寫在信封上面。

“我是……”他停了停，像是斟酌着一種恰當的說法，“你父親的朋友，我叫程佩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