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2)
有些時間，決定先去出事地點看看。
從醫院到榮格曼諾娃街，出租車由西向東幾乎橫穿了半個城。出租車駛走後，我站在貴妃醉餐館門前，這位遭劫難的“美人”依舊漂亮、高貴、氣派非凡。碎裂的窗玻璃已經換了新的，街面清潔，看不出任何出事的蛛絲馬跡。門口挂着“休息”牌子，也沒有什麽不正常。
街上傳來節奏強烈的鼓聲。我回視街尾想找到敲鼓人，卻未能找到。
穿着開衩旗袍的是個中國女人蠟像，作為一景，供人照相留念。我的目光被閃光一刺：在人行道的石縫中，幾粒玻璃碴，圓狀，嵌鑲在那兒，輝映陽光，射出一束束光來。只要這一點，就足已證明：那硝煙并非菜香，那槍聲并非開香槟的聲音。
鮮花堆滿伐切拉夫斯大街。一轉入這條著名的其實是廣場的大街，人便縮小一倍。到處是廣告和人流，林蔭下，停泊着汽車。等我邁進一家玻璃器皿商場，才發現，這條街不過只保持了一層古建築貼面，裏面全是金屬玻璃結構，十足的後現代式的建築：銀行、商場和消閑中心。這個國家為進入歐共體奮鬥了十二年，現在卻拒絕進入歐共體，因為怕社會民主黨占優勢的歐洲議會及其福利政策，使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受到限制。
記得那天我剛下飛機，随車子順着河畔，穿過橋進入老城區。我很疲倦，需要休息，或許是由于當時大雨持續不斷，從我着陸到上床睡覺五六個鐘頭皆未停息一刻工夫，什麽也沒看清楚。車濺起雨水如噴泉。市民大都躲在家裏，游客要麽呆在旅店，要麽去消閑中心和劇院。大雨，把這最富有生活實質的一面呈現給我。同時，像無情的帷幕，遮擋了通往這個龐大迷宮的任何一條路徑。一輛輛車，擎着一束束光，如船在雨裏游動。這個城市那天名不虛傳地詩意。
我努力想保持和那天同樣的心态，步行在街巷之中，游客之多與那天下雨有相似的效果。東歐舊時代的松松垮垮氣氛很難再見到。游客在街尾巷角屋檐下玻璃櫥窗前，都是衣着露出名牌标志、身材高挑或矮胖的男女，本地人只有換外鈔做黑市買賣的中年人。我只求快些穿過游人，鉚足了勁，才走到了城堡前的石階。回到查理士大橋，只有巴托克的雕塑，靜靜站在伏爾塔瓦河上，那些憑橋接吻的男女，夾在人海中的留披肩發或禿頭的人，有幾個是在二十二年前天鵝絨革命中游行的前烏托邦主義者？
時間，你讓人讨厭！這首著名的革命之歌還有多少人能記起？お
五
我準時地應花穗子的約。東方財團租用了前捷克總統府，著名的城堡俯視着河畔。遠看過去，聖維斯大教堂哥特式的尖頂與電視塔好像并立為全城最高點。
我驚異地将目光轉向靜候一旁的舊友花穗子，仔細地打量她。她簡直一點也沒有變，身材還是一等的苗條加豐滿，如果不是總經理，我想她還會像當年，露出驕傲的肚臍眼滿街走。臉上肯定有脂粉，但不明顯，可能頭發白的多了，才弄成一頭烏黑，護理得好，發質光亮。一個将青春頑強地握在自己手裏的女人，這樣能戰勝歲月的女人，我還未見到過第二個。
“你來得正好，你早應當來布拉格，這是個賺錢的好地方。”花穗子和我說話的方式，仿佛我們天天在一起，一點都不像許多年沒見面，多少有些生疏才是。
我不知怎麽回答。
她拉起我的手，引我穿過一個走廊，走進一個奇大的房間：全牆都是屏幕，令人眼花缭亂，在此注視調動全公司業務、貨運和科研。
“自從八十年代來到此地，近二十年打天下。現在，我感到極累，希望你能幫幫我。”她走着，突然回過頭來說。
我說：“我腦子從來聽不清楚錢的聲音，只能給你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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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是老樣子，非要我求你才行。”
“求也不行呀，我只想一個人呆呆，幾天而已。”
她笑了，笑得很感染人，我不由得也笑了。我們手挽着手，走到隔壁一個像客廳的房間。她說：“你陪陪我，多玩玩，愛留到什麽時候都随你，想走就走，什麽時候都歡迎你回來。”接下來是老一套的女人互相恭維對方漂亮的話題，雖然我是由衷的，但說出來也帶有幾分虛假的勁頭。
她突然提起張俊：“這個人，我是看錯了。他怎麽能自私到胡言亂語呢？”
“怎麽啦？”我問。
“他向恐怖分子說出太多秘密。不是我懷疑，憑直覺，我就知道是這麽回事。如此膽怯，是對公司的叛逆。公司不會容忍。”
“他如果那樣，就不會托我找你。”
花穗子停下，問：“你相信他對公司忠心耿耿？”
“我只知道他對你忠心，生命危險之中還想着你。”
“我正在考慮是否要求總公司召回他，如果他還能活下來的話。”花穗子說。
未關上的走廊窗子，映出哥特式尖頂建築，幾乎被摩天大樓吞沒。黃瓦紅瓦低矮的小街兩邊的小房子，好像給侏儒住的。總統官邸多少年了都空着，僅作為游覽之地。以前戲劇家哈維爾做總統時情願住在河畔的公寓裏。現在他幹脆辭了總統之職，躲到山裏繼續寫他的劇本。
這個向往自由的城市，浪漫、懶散的城市，盼望春天。春天終于來了，空氣自由地充滿天空，除老城區外，周圍的工廠，巨型運輸機在起落，雷達在旋轉，計算機網絡在吱吱響，衛星的電波輕輕地擦過易北河面上極長的拖輪。到處是後信息時代與舊工業時代的混合體。由華信公司制造的全景電視高懸在最醒目的街口。而我昔日的朋友——花穗子就跟當年那些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一樣，早就不願提起初來此地時販賣春藥、傳授東方神氣怪功或是看風水教太極拳起家的歷史。
我止住自己往下想。這樣看待花穗子不太對。畢竟她跟我這種一事無成的文人不一樣，她靠自己闖出一片世界，貨真價實，我應佩服才是。
而且，若不是她，我還不知在哪個兇險之地逃命呢？
正像她所講，若不是她回了一次中國，正好到那個山城，往事歷歷在目，她的記憶中便不會浮現出我的面孔，一打聽，知我在紐約，但沒人知我具體在紐約哪兒。這難不倒她，她的全球追索網設備健全又先進，還真把我給找着了。我從屏幕上看到她的面孔，聽到她一次又一次邀請。在離開紐約後，正不知何去何從之際，我想，何不去布拉格那個浪漫無比柔情無比的城市，舔淨自己傷口上的血呢？
“你不來，就是瞧不起我。”她在傳像電話裏姐兒們義氣十足地說。
那我還猶豫什麽呢？雖然我和花穗子早就不像當年那麽親密，我早已不是我，她早已不是她，我們肯定不會将銀制的玫瑰紅、月光白、蛋心黃的三色戒指，彼此一模一樣地作為信物戴到無名指上，我也忘了她與我的男友的一段多事的鬧劇。說實話，我除了感激，還摻雜了佩服，她如此調整我們的情誼，大方，率直，不糾纏一般女人都會看重的小細節，我難道還要裝模作樣喝多年陳醋？況且，我的确不知道自己能到地球上的哪個角落去度過餘生。這二○一一年的多事之秋，我已在兩個城市差點送了命，我得找個地方躲過劫難。
“你在想什麽，來，請坐下，讓我們好好喝一杯。”花穗子溫柔地打斷我的思緒。我向她抱歉地一點頭，并随她安排我坐下。看着她婀娜多姿地走到長桌的另一邊。
教堂的鐘聲蕩漾着。淺淺地塗了晚霞的宮牆，映在伏爾塔瓦河面上。輕快的風把霓虹燈的四肢扭拉着，在橋和河畔跳舞。夜陰暗地遮擋了所有沒情致的景色，遣送出捷克童話裏的月亮，有點調皮，輕快地滑出雲幕。
我和花穗子坐在宮廷式桌子的兩端，金碧輝煌的放射形吊燈垂在桌子上方的天花板上，侍從一道道撤換肴馔。新端上來一只鹌鹑，清蒸的，微微透青色，幾瓣蒜攤在盤沿，香氣誘人。落地窗被侍者敞開，一點兒也聽不見山下喧騰的市聲。我和花穗子慢慢喝着酒，談話如從前，內容一會兒隔山一會兒臨海，沒邊沒際地說，不需要音樂伴奏。只要有對方的聲音，不管說什麽，都顯得十分美好。
“女貴族李布絲建立這座城市時，其他貴族很反對，盡管他們一個比一個瘋狂地追求着她，卻都想做她的主。李布絲對他們進行報複。她走到伏爾塔瓦河河灣的小山上眺望，有個農夫在耕田，太陽在小山和緩坡間懶懶洋洋地睡下去。她走到農夫面前，說，‘我要你做我的丈夫。’”花穗子手扶了一下高挽在腦後的頭發。
“這恐怕是整個歐洲古建築保留得最完整的城市。”我說。
“外觀，一個臉罷了。”花穗子插話。她用餐刀把鹌鹑劃成幾個小塊。
“不管怎麽樣吧，幸虧半世紀前二戰沒打到這裏。否則，像德累斯頓，留着廢墟，銘記歷史仇恨有什麽好？這個堂堂皇皇的城堡區，住過德國人、俄國人、奧地利人，誰當布拉格的主，誰就住這兒。”我舉起酒杯，“你鎮住我了，親愛的，如今你是城堡的主人。祝賀你！”
“不，祝賀中國，現在輪到東方人了，”花穗子高興地說，“沒有祖國就沒有我。”
我們隔着盤、杯、刀、叉，隔着燃得溫情脈脈的燭焰，相互凝視着舉了舉杯，一飲而盡陳釀的月桂酒。
電話鈴突然響起。花穗子按了一下桌邊的鈕，問秘書是誰，然後說：就告訴他，這陣子我沒空。她将電話鈕關掉。不耐煩的聲音和動作，不太全是對打電話的人生氣。我想她是在證明我那句恭維話，她明顯地很樂意聽到這話，對故友炫耀成功比向敵人炫耀勝利更為過瘾，并且都急切而有點誇張，不管是什麽樣大開大合大氣魄的人，都免不了。
同一個道理，我的贊美真誠、不含有譏諷，她反而不舒坦了。可能我嘲罵兩句，她更得意一點。以前，她性格中就有被谑之樂。當然，現在她早已不是當年無家無業無牽無挂的流浪女子，而我仍然是。
或許是我太在意她會如何想的緣故，才生出上面的看法。
我站了起來告辭。
“不在這兒過夜？有你的房間。”花穗子挽留我。
“不，謝謝你。”我堅持要回旅館。
花穗子将我送到宴會廳門口。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西方男人在過道裏叫住她，說是有要事商量。
花穗子忙給我介紹，她說，這是華信公司駐歐洲副總經理——哈謝克。然後說我：這是我最好的女朋友蟲帶蟲東。
我伸出手去握住對方的手，覺得這人好像在哪兒見過，面熟得很，他微微鬈曲的頭發，頭發不多，臉上骨骼粗大。
和我客套完畢的哈謝克轉過身，對花穗子說，希望和她單獨說兩句。花穗子本想發作，但卻伸出手拍拍哈謝克的臉。哈謝克就一聲不響了，靜候一旁。他有一副狼狗的相貌，即使年齡大一點，也是女人不讨厭的西方男人類型。
“已經叫了出租送你回去。”花穗子解釋說，不巧她的司機還未回來，而她自己有事脫不了身，所以叫了包車。
“不必，我散步下山。”我婉謝，“沒幾步路。”
“何必呢？”花穗子說。
我也不堅持了。對她和哈謝克揮手的那一刻，我猛地想起，哈謝克的臉型，跟幾年前全世界聞名的中國出資美國出演員的好萊塢電影中的惡棍很相像。這些惡棍總是輕而易舉勾上女人，然後要她們的命。得花好一場打鬥才能弄死他們。花穗子會像電影中傻傻的百萬富婆上這種男人的當？對張俊那樣的中國人，她倒是毫不留情。也許女強人在男人世界中混世界，自有對付男人的招數，不是我這種俗人能弄得清的。
六門轎車駛出城堡，路上幾乎沒其他車行駛，一路滑下山。出租車司機侃侃而談，說是東方人全虛僞，談的只是錢。他從反光鏡看出我在仔細聽，便關小收音機，裏面的捷克人在吵得不可開交，我不懂捷文，但猜得出收音機裏談的和這個捷克司機用蹩腳英文談的差不多。司機說，東方人工作太勤奮，穿着太整潔，待人太驕傲，看不起西方窮人，把他們看成劣等人種。
“那麽，西方有錢人看得起東方人嗎？”我反問。
“西方有錢人至少紳士派頭，不顯山露水。東方有錢人在這城市霸道着呢，人人見着得先讓三分。瞧瞧伏爾塔瓦河邊的豪華賓館，全是黃皮膚世界，警衛森嚴，子女有專校讀書。”
司機突然想起，“哦，對不起，你也是東方人，日本人還是新加坡人？”
“中國人。”我回答。
“和花女士一樣？”司機問。
“差不多吧。”
“了不起，啊，中國人！”出租司機不再說話了，代之以明顯的敵意或畏懼。我極不舒服，坐在車裏，如針刺紮身。中國公司在這個國家的成功種下的禍根，已在暗夜裏爆裂出一束束幽藍的火花。
東方是秩序、節制、信仰的代表；東方人認為自己是優秀基因，高級人種。曾幾何時，是被侵占被奴役的地位。現在，歷史翻了個轉。
六
位于佩特林山之南的思鄉旅館，叫人想起馬思聰的名曲，把那支曲子留在腦子裏，故土便揮之不去，種種忘卻的記憶也就像黴點一樣冒了出來。有廣場那麽大的草地，七八個英國人穿着白衣褲，悠閑地交談，不當一回事地揮動板球，視線懶散。楓樹、梧桐等大片樹林在風中輕唱，遠遠的城市如一個漫步的詩人，頭上戴着好多尖頂的冠冕。
我喜歡這旅館，它的房間不像外表裝飾得那麽華麗，圓形拱門，宮殿壁畫的頂，維納斯、納西瑟斯的雕像聳立在噴泉中心，齊整的草坪，郁金香、玫瑰怒放在規矩的方塊裏，陽光使每一種色彩都誇張十倍地逼現在眼前。
我将卷起來的草稈簾子垂下來。白牆與手工漆的木桌、木床，嵌進牆裏的壁櫥都是淡淡的新生樹葉的嫩綠，或是染有幾抹最寧靜的幽藍。靠門口，有個穿鞋的木墩，上面深深的鞋印，完全可以肯定是從上世紀遺留下來的。
房間裏還立着個大海盜箱，屋梁牆柱是奧地利式，黑木暴露着。床上的全套用品為白底碎紫花，純棉布，觸及皮膚，就像跟一個可心的人纏繞一般。這個國家最優秀的音樂家斯美塔那在流亡的途中，如果能夠或允許返回這兒，哪怕看一眼，最終的結果可能就不是發瘋死在精神病醫院。流亡的路漫長，使人心生出這樣那樣的厚繭，才能忘掉家鄉，一個夠不着回不了的家鄉。雖然在這個時代，家鄉不過幾個小時的距離，飛越它，就如同飛越整個世紀那麽艱難。
這麽平靜的心情，既不沉浸回憶，又不奢望未來，令我産生出換件惬意的衣服的欲求。我赤腳走在地板上，拿了靛青色齊腳踝長絲裙。不錯，鏡子襯出一個不年輕的女人，臉仍瘦削，眼睛和頭發一樣漆黑。未塗口紅的嘴唇，唇線自然地彎曲，我在上面點了點紫紅。鏡子裏的女人變成我不認識的了，冷漠，冷漠到我的心頭緊緊一縮。綢裙前後兩道斜紋，像專制的符號，貼着手臂、腿的部分又一絲不露，設計這時裝的人向妖魔請教過。
仿佛這番收拾是為了等門鈴響。我笑自己，走到門邊。
一位高個、栗色頭發長及後腰的姑娘，站在直走廊。她不太安靜地移動着腳，轉身，我沒見過這個看來像捷克人的姑娘。我從門孔裏觀察她約摸一分鐘後，打開了門。
姑娘說她叫娜塔麗。她一開口說話，那股挂在臉上的嚴肅勁兒全消失了。她表情開朗，喜歡笑，額頭極高，有點斯拉夫與日耳曼的混血，很吸引人。
我自己坐了下來。她坐定後，用一口地道的BBC英語問我，是否知道阿歷克斯的傷勢？
我不是未聽明白，而是不想回答，所以我支吾兩聲。
“你那天在貴妃醉餐館。”她提醒我。
可能是她樣子友好，不像警察那麽一副挖出你心肝的無情冷酷樣，我腦子在一陣夾着煙霧的碎玻璃塊裏搜索一遍。說如果未記錯的話，阿歷克斯最多傷了點皮。但他逃不出震蕩器的波網。
上了有軌電車，娜塔麗已經和我熟如朋友，從內而外透出的自然和放松，讓我不能把對異族人的疑心警戒拿來對付她了。電車越走越慢，行人和汽車在軌道上橫穿。七十年代醉酒開車，八十年代超速開車，九十年代初發脾氣開車，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紀初胡亂開車。喇叭、鈴聲一路齊奏，讓人又想起渙散而無奈的六十年代。
“我們下車，走路也比坐車快。”娜塔麗說。她在出門前建議帶我到“真正的布拉格”去走走，不必老呆在“殖民者”的圈子裏。對此我當然高興。
街頭立着一個雕塑:翻倒的坦克。一九六八年，有個學生自焚，抗擊蘇軍坦克入侵，壓制布拉格之春運動。娜塔麗在我身邊，握着我的手。我的臉那麽痛，仿佛自焚之火還熊熊燃燒，火焰炙烤着我。而坦克被亂塗亂畫，根本見不着原先的油漆，炮塔上有條黑字的标語:溜滑板不是罪。
我對娜塔麗說:“全世界都一樣。”
娜塔麗點點頭。
“你瞎點頭。”我有點火了，說，“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指的什麽。”
“我當然知道。”她重複了一句，“全世界都一樣。”
自由決不會有罪。但寫這條标語的人忘了，自由總和罪相連，否則就不叫自由。否則這麽美麗的一個城市就不會變得這麽不倫不類。自由也不會套上電子震蕩器。我想也未想就這麽說了。
拐入小巷，差不多每個小廣場都有兩個裸露的天使雕像守着。天使斷臂、少翅膀，灰塵、烏屎披滿全身。窗框油漆掉盡，有的鏽跡斑斑。
“我帶你去斯米喬夫地區，或許你會喜歡。”娜塔麗收斂笑容，說，“如果法庭要你作證，你能不能以剛才的觀點加以引證來講話？”
我聽得很專心。
“比如，左翼社會黨并未槍斃人，但政府将以此定罪，說現場中彈死去的幾個人皆為左翼社會黨劫持者擊斃的。”她看着我，稍停了停，說知道我會同情左翼社會黨從事的事業，懇望我能合作。
這才是娜塔麗來找我的真正目的，并非為了了解阿歷克斯受傷的情況。阿歷克斯的傷勢，她當然知道，就像她知道怎麽找到我。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娜塔麗說:“你總不可能不與正義站在一邊吧？”
我說:“我站在我自己的一邊。”
争執持續一路。我和娜塔麗越争執就越像一類人，因此氣氛并未冷淡下去。而腳下生風似的快，沒過多久，已進入斯米喬夫地區。
六十年代蓋的俄式住宅區，當時為社會主義的驕傲。房子早已破敗，雜草叢生，樹葉肥大茂盛。地鐵廣場正在舉行狂歡，戴着假面的人們載歌載舞。街上游蕩的人無拘無束，閑散自在。這不是我已見過的那個漂亮優雅的城市，而是另一個布拉格，這裏的天也藍得特別，那些廢棄的建築、頹塌的道路、油漆剝落的房子好像也是一種有意的陪襯，精心的安排。環繞廣場的樓房窗外随風飄揚的挂曬之物，如懶散而滿不在乎的旗幟和宣言，來吧，和我們一齊舞蹈！單簧管，還有六孔豎笛回旋在廣場四周，像處于幸福之中的祈求:要盡情享受生活！
慢慢地走着，我們過了橋，站到斯洛凡斯島上，我的眼睛才不由自主地轉到周圍的風光上。眼前的一幕令我驚訝萬分:島上熱鬧異常，全是人，從老到幼全都一絲不挂。剛開始長出點點青春毛的男女少年混在一塊玩牌，每件器官新鮮得晶瑩，陽光沐浴在他們身上，一輪輪閃着純潔的輝光。歐洲各國人都有，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圍坐在桌子四周。渾身都是毛的俄羅斯人，像龐然大物。苗條的法國女人，乳房高聳，屁股如花瓶那麽曲線圓潤。一群德國老太太皺紋折疊，一伸一縮，韻律十足地在網兩邊打板球。裁判戴着眼鏡，年齡幾乎可做我的外婆，光着身子坐在網前高凳上，幹癟的乳房緊貼胸膛，差不多晃不動了，卻一樣怡然自得，高聲地喊着:“二比十五！”河灘上的吼叫引起我的注意，泥、沙、汗水弄得身體白白黑黑的，除了幾件器官，幾乎分不清男女，但個個肌肉都發達，像希臘的雕像。懸挂在鋼架上的沙袋被擊得連鋼架都晃動。摔跤的人緊緊抱住，一個肉體纏住另一個，彼此勒得骨骼嘣嘣地響。一個個兒不大的女人用一個漂亮的大背袋動作把男人猛摔倒在沙地上。然後，全身壓了上去，手臂和腿狠命鉗住男人身體。男人的雙腿無奈地踢蹬着。耍弄棍棒的人，頭系紅帶，離沙灘稍遠，比起摔跤的人，身體要幹淨得多，有進有退。擊木劍的人，頭盔下長發飛舞。
直到娜塔麗拍了我一掌，我才回過神，掉轉身去。她已脫掉衣服，身體勻稱、結實，乳房不大，卻含滿了汁液般地鼓脹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來。我想我的臉一定紅了。
“叫了你兩聲也不應。”娜塔麗說，“把衣服脫掉。你已快成注視中心了。”
“注視中心就注視中心。”我仍不動手。
“怎麽，不願或是不敢？”
我搖搖頭，雖然自己從未見過這陣勢。歐洲的天體營只是聽說過，在東方卻是不可能的事:“在東方，裸體就是性，性就是房間裏的事。因而在這個號稱全球文化一體的時代，我這個算得上見多識廣的女人還未進過天體營。”我對娜塔麗說，“女人還有個樣子。男人卻沒有一個像男人，怎麽都蔫着，賭氣似的。”
“哦，不滿意？”娜塔麗聽我這麽說，大笑了起來，“這就是我們每年一次的布拉格之夏狂歡節。”或許我比她想象的東方女人表現得好一些，沒驚吓，也沒大叫大嚷。“來看男人是要失望的。”她說。
“這兒缺乏一樣狂歡必不可少的東西:性。”我失望地撕開拉鏈，裙子順着手臂和腿滑落在地，露出未穿內衣褲的身體，好像我早就知道會到這地方來似的。這下輪到我對吃驚的她大笑了。
娜塔麗打量我。我的幸運數字一，幸運花朵康乃馨，在我股溝上沿，緊貼着最敏感的部位，色澤比往日更加鮮豔，更加誇張。
娜塔麗上上下下看着我的手臂和屁股上的文身，目光久久地盯在上面，神态由驚奇漸漸轉為驚恐，半晌，她問:“這是胎記？”她從數字和花朵的圖案上念出聲來:“二○一一。”
“不是胎記。”我說，“這是中國刺花高手弘法大師所作。”
她似懂非懂地閉了一下眼睛，臉上泛起大片的紅暈，一直延伸到脖子上，朝她赤裸的乳房蔓延開去。她幹嗎如此緊張？似乎透不過氣來。
七
二十世紀的可怕，不是人類增長了三倍，而是殺人技術飛速地發明，改變了人的整個身心存在方式，摧毀了進步的神話和理想。正義和平等，蓋不住人類從未經驗的痛苦和流血。除了這些，我們還有什麽財産留給未來呢？阿歷克斯系了條紅領帶，侃侃而談。劫持犯的審判變成了演說場所。他總結說，我們不知朝何處去？歷史把我們帶到這兒來，是為了讓我們看清自己。二十世紀是歷史上非正常死亡最多的世紀，而非正常死亡只是集體屠殺的避諱雅詞。
因此，他總結說，你們把我們對二十世紀恐怖的抗議，稱為恐怖活動……
公訴人和法官似乎有意讓被告有演說機會。滿庭的攝像機和記者，報紙大量報道，登審判照片，電臺現場直播。
任何所謂的進步，都搶奪走人民的幸福和基本生存權。只有剝奪國際資本主義的貪婪，才有平和寧靜。
《此岸早報》報道，華信公司駐歐洲副總經理哈謝克代表東方財團向捷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如不能制止反資本主義恐怖活動，東方財團将不惜一切損失全體撤出捷克，那樣捷克全國生産就得癱瘓。
花穗子抽着煙，她戴了頂雲帽，斜扣在頭發上。“你昨日說法欠妥當。”她對哈謝克說。車子泊在停車場花園式的頂層。這兒不像樓下每層那麽擁擠不堪，也沒有車子轉着圈子妄想找到空位的聲音。我被帶到轎車裏，就感到來錯了地方。我應該躲開花穗子的手下人，随便閃進哪一叢人裏，都比這兒自在。
花穗子拉拉我的手，讓我坐在她身邊。
夠熱鬧的吧？花穗子問。
這種情況最好是什麽也不說，我沉默着。哈謝克把話接了過去:“這樣表态符合東方財團的利益。”
“未必那麽簡單。”花穗子說，“若我們表示有意撤出，捷克政府可乘機大撈一筆固定資産。”
哈謝克譏笑:“他們有這個膽量真敢停了全國經濟命脈？幾百萬人失業是哪個政府也受不了的事。”他打開車門，退了出去。
法庭中途休息一再延緩，仿佛就是為了讓我和花穗子在她的車裏作一次談話似的。
八
娜塔麗游得很遠了。我退回岸邊。繞開島上天體營的人，往僻靜裏去，陽光貼着皮膚梳理，像天真調皮的小手指，我的心慌亂不已。這陽光，穿衣服，有些微涼意，不穿衣服，卻正好冷熱适中。河畔綠成一片，沒有房屋。遠處山腰上點點白影，是剛建的別墅區，風筝、航空氣球，東方鬼子的飛船飄升在天空山巒間。
水藍成明亮的平面。風搖動平面上的景致。我塗抹過防曬油的身體呈金黃色，一段段顯露在水面上:黑發短長不齊，順風倒向一邊。沒有首飾，也沒有脂粉、眼影、唇膏，身體跟掙紮出母親子宮被放入清水裏時一樣，我閉上了眼睛。
它是從另一個世界而來，命定的，不可閃避的；它嘶鳴，是一串揪魂的音符，以河水飛濺，四蹄騰空飛越的色塊擴充我的視角；它的紅，比火焰還豔麗，尾巴和肚子兩側寬長的黑紋，黑到透明的程度。內髒抖動，肺翼張開，肌肉勃發。
我奮力一躍，就翻上了它的背。它穿過溪流和樹林，躍上草地，又馳下河岸，剽悍的頸，高昂的頭，豹子一樣的眼珠，卻在我赤裸的胯下如此馴服！我拉緊缰繩。最先如同每個女人騎自行車般舒暢，然後，就不只是舒暢了，我落入甜蜜而興奮的幻覺裏。它的躍動像撥琴弦一樣颠着我沉甸甸的乳房，撞擊着我柔軟的腿間。我們飛得那麽高，那麽快，以至我扔開了缰繩，抱住它的脖子。絕對不是幻覺，就跟真的一樣，就是真的，正在發生的，我抓緊它的毛發，皮膚緊連，汗水相浸，叫我第一次明白人世短暫，卻能夠與永恒并肩馳騁。
它知道我疲倦了似的減慢了腳步。歡樂的我似乎被放入水裏？或仍舊一半在水裏一半在岸上，我重新閉上眼睛轉入沉睡，回到被我抛到千裏萬裏之外的從前的年代裏。那是個饑餓的年代，那更是個極端的年代！
那人可以是他，也可以是她。那人的雨靴、傘順着水漂來。那人的面目是那種既善良又美妙的一類，專讓我這種人為之發狂，還讓這發狂上升到一定的頂點。事情一步步來，相遇，驚奇，信，電話，邂逅。情感的波瀾要多壯闊就有多壯闊。如果我說殺人，那人就會遞上刀子。如果我殺死了人，那人就會代我去頂罪挨槍子。我說白，那人決不會說是黑。無條件，就是無條件嘛！讓我感激不盡，心存慚愧，相信終身我們彼此相随，天南地北心心相印。這世上不是萬事如人意，總有災禍臨頭，這樣那樣的變故。這不是誰的錯，即使沒有這個偶然，也有那個意外，這牆比那牆有高有低，無條件變為有條件了，而有條件就是終點。
當然那人也會哭會鬧，會弄得跟真的一樣，也會突然轉過臉去，一走了之，跟從來就沒有過什麽事一樣，從此是陌生人。
是啊，我說，只有傻瓜才會不相信這一套。而我分明就是傻瓜一個。
當然，這不是愛情，愛情還在這種關系之下，這種感情的領域大到我累筋骨傷壽命也夠不着邊的地步。
那人——他(她)中的一員，一個長相無可挑剔，說話嗓音娃娃腔的女人，天知道，我竟迷惑在她的世界那麽久！當我被驅逐出來時，回頭回想全過程，真是大驚失色。可我還不至于悲嘆到喊上當受騙的地步。我不喊，我便會聽到她這麽喊:不是她欠了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