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3)

，是別人都欠了她。那最後的時刻，我和她在我講述的一個故事裏度過。

一張被遺忘在古老房子裏的床，具體些，它是雙人長寬，檀香木雕花，仿明式古董，無論異性或同性，誰睡上這張床，都會被另一個接近這床的人所左右，被鈎着鼻子走。男女戀情，男男戀情，女女戀情，老少戀情。最後的結局只有兩類:一類是雙雙殉情死在這張床上；一類是被殺，死于決鬥或死于刑場。這是張鬼床，叫人害怕，又叫人魂牽夢繞。這是張欲火之床，靠災難與幸福燃燒，它和死亡扣成環，又與歡樂聯蒂為果。

而我要找的那個人，不管是男是女，就是躺在這麽一張床上的，等待我排開阻攔，不顧一切後果，走過去。

我就是。男友斬釘截鐵表示。

好吧！我相信他，憑着他從長江流域一個個城市追蹤而來的執拗。飯堂的招貼欄前，夜深人靜。你得跟我回去，他說。

不可能。

女人需要的一切，我都會給你。

好笑，我說。

你絕對不能這樣向別的男人笑，上午你犯規一次，昨天你讓人握手不放。星期天竟背着我去見那種流口水的男人。

我從不指責你跟別的女人，我說。

如果我與別人，那只是為了更在意你，而不是圖自我快樂，他說。

我笑了，平靜地對他說:你未免太不善于作假。

男友不說話了。他用身體代替語言，他想叫我哀求，淚水滿面，阻止他，痛罵他，痛打他。我偏不。我雙目空洞，靈魂飛離軀殼。仿佛随他怎麽處置身體都行，那身體不是我的，那身體在問:完了，對嗎？就這樣毀滅，是嗎？我看着自己的軀殼與他保持他永遠夠不着的距離。一道界河，将我與這種無聊男女關系的世界隔開，他們永遠在界河那邊，而我則在界河這頭。

我終于醒了過來。天已經灰黑。我肯定在靜靜踱着步的馬的背上半醒半睡了好幾個鐘頭。而馬比我的任何一個情人都忠貞，仔細照料我，輕輕地搖着我。

紅雲缭繞天邊。我從馬背上直起身，發現紅雲并非落日餘輝，而是天體營的人燃起的一堆堆篝火，一陣風帶過來大人孩子的笑罵聲。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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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掉煙後，花穗子的手放在膝蓋上，白金鑽戒在黯淡的車裏閃着智慧之光。“你還記得歐陽江河嗎？”她說。

“他是這個時代不可多得的詩人。”我當然記得。

“他在十年前去申請三個想象專利，把專利局的人吓了一跳:一是折疊停車場，汽車開到哪裏都可以停進去，開出來，像打開紙張；二是便攜房間，攤在空地上與原樣完全一致，包括空氣、溫度、濕度、房間擺設，不同的只是房外風景。”

“他的第三個是一種交通想象，”我補充道，“從A地到B地，在紙上畫好，對起來，一折一合。”我這麽說完，從車窗望出去，我眼睛所夠得着的風景，全是人、車，有坡度的街道被擠彎，這些房屋随時都可能爆裂，轟然倒塌。我被自己的想法驚了一下。

“那時，我就盼望這些想象能在我手中實現。”花穗子望着我，神情專注，“我們現在的技術應當能做這些，關鍵障礙就是缺乏想像力！”她指指自己的腦袋，好像計劃尚未成功都是那些科學家太保守。

我是實實在在的感動。花穗子這麽個時候還給我談她和我共同的朋友，回憶當初的理想抱負，那一切并且和現在的事業休戚相關，向我吐訴苦惱、挫折。

我說，想象若能實現，我也不用到布拉格，只需折個紙，咱們就能見面。照此法，只要想回中國去，什麽時候都可辦到。

我們這時候說的話，像三歲的小孩那麽單純。

“你來這兒，我真是希望你能幫我的。”花穗子說，“我知道你能。”

我沒回過味來，思想不過從三歲長大到十三歲而已。

“你和那些左翼分子往來，是朋友？”花穗子點明了。

“我見過。”我承認，緊接着，我反問，“你怎麽知道呢？”

“螮蝀。”她叫我從前的名字，說，“你是一等聰明的人，我、你都是東方人，我們的感情、利益皆是息息相通的。你知道，無論你任何時候，怎樣情況，我都是你最好、真正的朋友。”她說“最好、真正”時用了不少感情。

還能說什麽，我說什麽都多餘。直到我與她從車子出來，乘電梯，穿過街，街上飛滿塑料的“飛去來”刀，兩個胖胖的大人領着七八個女孩玩着，故意讓行人受驚吓。那些刀也确像真刀，白光閃閃，呼嘯着在頭頂轉悠。我們并行走向法院的臺階。我遂發現自己有多麽傻。花穗子完全可能在我住的旅館房間裏設監視器，或派專人保護我出外的安全。剛才繞那麽大個彎，為了說幾句實質性的話，她有必要這麽對付我嗎？二十多年了，她的本性就一點沒變？

我向上邁的腳步松垮，落在她身後三步臺階上。她回過身來看了看我。那俯視的目光實際就是四個字:好自為之。

十

花穗子永遠是高傲的。她的手可以把風暴引來，也能把風暴推遠。她輕蔑地一笑，似乎在說:“不是我的對手，是上帝的手。”

但花穗子不這麽說，她不說，就更了不起。她總是能從我這類俗人庸人甘願賴活着的人身上看到命運:那是惡的高速公路，幾千萬年的歷史在燃燒。

我對惟一擔任過自己的男友敘說過這種崇拜，我說着說着，流出了想念她的眼淚。她那時已只身闖蕩東歐，許久沒有音訊，我寫給她的信都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與其說我思念她，不如說為她擔心。

男人的小氣小量表現得那麽徹底，那天，我是領教到了。男友說，“我如果把一切告訴你了，你就不會這樣想念她了。”接着他列舉了花穗子一度與他調情、幽會的場所。

這怎麽可能？如果非在這兩人中選擇一人，我相信花穗子而不願相信男友。更何況，花穗子勸我離開這個男人不是一次，在她眼裏這個男人幹脆算不上是個男人。

那你可以寫信問她，我有她的地址。

男友說着，便在地址本上查詢。

看了他遞過來的地址，和我記的地址不一樣，連國家也變了，是捷克。我說，要寫信你自己寫。

男友興奮地回去了，男友重新來找我時，拿出一封貼着捷克典型的銅版細雕式郵票的信，兩眼放光。

信絕對是花穗子的筆跡，只有一句話:這個男人說的是事實。信如此之短，短到什麽也未發生過。沒有解釋，沒有說明，沒有道歉。

我想花穗子是對的，沒有虛僞或真誠的字面上的俗套。她的心裏依然有我，沒有我，她就不會釣上我這個不值得的男友，她不是背叛我，而是重視我。她惟一有錯的地方，就是不了解我在性問題上的非嫉妒化。我也有錯，我應該好好寫本書，或是在電視上公開宣揚，甚至應該扛個大高音喇叭，爬到全城最高點，傳播我的觀點。但我沒有，可能是由于沒遇到這種機會，沒有那麽一個制高點。

我眼淚又流了下來。男友詫異了:難道你還對她一如既往？

我沒有能止住淚水，一邊流淚，一邊說:“決不是氣你，我比以前更加倍地想念她，而且懷着內疚。我應該早告訴她，我是怎樣一個女人。”

“你是怎樣一個女人？”男友驚詫莫名，“天下女人沒一個是正常的。我越來越搞不懂你們。花穗子跟我做愛時，總問:她怎麽樣？她這樣和你來嗎？她欲望強不強？每次我都弄得索然無味。我想我根本就不該和女人打交道。”他罵了一句髒話，像個地道的小市民，連音調也捏得極準。

看着這頭被困于人和人關系之謎中的野獸，我很想告訴他:只有消滅精神，才能逃出這怪圈。後來我想，當時之所以沒對他說，是由于我突然明白，這話用在我身上比用在他身上更合适。

十一

據說，這個僅有一千萬人口的小國家曾有八十萬共産黨員，兩萬名黨的工作人員。雖然一些領導者的錯誤曾使這個國家蒙上一層悲劇的面紗，但至少沒有使這個國家貧窮、挨餓。幾乎每個星期五下午兩點始，離城去度假的車便将高速公路堵住。汽車擺成的長龍，挪動着笨重的身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以前這城市有種無助感，還有種無辜感，命運總要被別人主宰。但安全，即使坦克開進來，那不過是做做樣子，殺幾個人也是做做樣子，讓你認這命，基本上沒有發生過明火執仗的大幹。人群中秘密警察特務靈巧敏銳的身姿，提示着這城市一切運轉得極為正常，地窖、閣樓、廁所、酒吧，或許都設有竊聽器，表明思想意識形态在每個時期受到嚴格保護，比起大規模的殺人，這點和善的控制、稍微的窒息算得了什麽呢？受不了？那就離開這個國家，離開這個城市！走得越遠越好。走了，這城市才真正進入寧靜祥和的懷抱。

瞧瞧，這城市的地鐵，比大部分國家幹淨、漂亮。像莊稼茁壯的一片又一片工人區建築，讓多少人結束了貧民窟生活！別看不起長相粗俗了些的文化宮，雖然與整個城市典雅不相稱，但卻和所有勞動人民享受文化的口號呼應，代表了一段不可抹去的歷史。這跟今天三十五個美元一夜的帶早餐的小旅店、專業擦皮鞋戶、藝術打地板蠟戶一樣，不過都是給這城市起一種增色添光的作用。關鍵在于：星期五下午誰能最早離開工作，誰的成就就最大。對往上爬的倦怠和冷淡，像無形無狀的符咒，抓住了市民的心。

伏爾塔瓦河似乎比人還要敏感，為吸引旅客，七彩的射燈，照耀其上，也引不出萬馬奔騰洶湧澎湃的氣勢來。聖徒們在橋上悠閑地垂着手。以前這城市有二十多個大劇場，每夜客滿。現在票不易賣出去，大部分倒閉了改成餐廳，演員在街頭拉琴歌唱，讨旅客賞錢。以前上劇院為逃避現實，現在，現實比戲劇更精彩。不過這些人好像窮也不改其樂，在街頭拉琴照樣拉得如癡如醉。

可憐的哈維爾，一個喜愛穿牛仔褲，開明、民主的總統，一個劇作家，不得不避開這舞臺，到虛無的舞臺去表演他的戲。他的衛隊依然穿着深藍色制服，海水和天空最富有人情味時的色澤，但僅作為觀賞游覽，作為一種裝飾落進游客的眼睛裏。我本應安靜，卻莫名地煩躁，整個人融入街頭一支憂郁的爵士裏，晃晃悠悠，幾分幾秒之後，我也就變成了一支反複回旋的民歌。莫非我也染上了東歐病，無意胡混日子，卻有意游戲人生？

這個悠閑自在的國家，也許理該被東方資本控制起來，管束起來，好好幹點活，為人類進步添磚加瓦，打打小工。

十二

我可以用多種理由為自己在法庭上的行為申辯。首先激怒我的是法庭的莊嚴性。我被帶上法庭左邊那個位置，供法官、公訴人、被告律師提問，讓陪審團看我臉上每一絲表情。我必須發誓說的都是真話，向一個非我信仰的聖經起誓。

莊嚴的法官，一個典型宮廷官僚模樣的中年男子。陪審團，在法庭一隅，木讷地坐着。兩個公訴人，眼睛毒辣，渾身透着鷹的爪子氣。律師，一個胖胖的女人，能言善辯，卻時時讓被告搶盡風頭。

這樣的一系列人，非常模式化的組合，每個人都知道是在演戲，給捷克政府的兩面派政策打掩護。

更加激怒我的是法庭的戲劇性。一個可容納下六百多人的審判廳，座無虛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一舉一動都表明是為看熱鬧而來的，他們穿得大紅大紫，強烈的色塊相互沖撞，他們并不喧嘩也不大聲叫嚷，而是不經意、不小心地弄出連串的聲音，咳嗽，椅子吱嘎響，皮包或随身帶的物品哐當掉地，引起笑聲、嘆息、道歉，加之他們持的那種整治過的腔調，使人真的認真起來。

阿歷克斯坐在他的胖律師右旁，與我的位置斜對。他默默看着我，不說話的時候，又像一個少年了，憂郁、沉靜。他有着全場惟一把審判當一回事的表情。

公訴人把我認作強有力的證人，完全可能，把我這東方人看成一張能把被告捏扁的王牌。灰發，臉上皺紋略少，大約睡眠不佳，眼睛布有紅絲的一位，走到我面前問：“劫持者每殺死一個人質，是隔半小時還是十分鐘？”

他的問題竟是這樣的，無章無法，頭尾截斷，專挑他所需。殺人是既定的，需要我肯定核證的是時間長短和被告殘忍的程度。這個公訴人打了根方格領帶，褐色配黑色。我敢說，他換根領帶，我的反應會好一點。

“對不起，我沒看見有人被殺。”

我的話煽起法庭一片狂歡的吼叫。法官敲桌子，“肅靜！肅靜！”

公訴人的執著和不甘心，使得事情朝着一個極端滑去，沒法改變：

“神經震蕩器？據我們所知，純屬記者捏造。我只需要尊敬的女士回答，你看見了神經震蕩器，它像什麽樣子？若沒看見，你就點點頭就是。”

被告律師從座位站起來，抗議公訴人公然誘供。

法官說，“證人回答。”

我點點頭。公訴人很自得地環視了一圈寂靜的四周。他朝自己座位走去的時候，我卻接着說下去：“我之所以未看見，是我已被神經震蕩器擊傷，大腦失去了知覺。”我把握情緒，盡量地流露出委屈、憤怒、又不嚣張，淚水薄薄一層含隐在眼眶裏，嘴唇輕輕相咬，稍停頓，聲音帶嗚咽，但清晰：“我的頭現在早晚還痛、暈，夜裏吃了安眠藥也睡不着，一個星期來我入睡的時間加起來不過才七八個鐘頭。我要求警方和華信公司賠償我身體精神受到的損害！”

滿堂的歡呼，像催化劑蠱惑我繼續對着擴音器說下去，“制造這種神經震蕩武器，跟制造核原子彈沒有多大區別，一樣是為了殺人牟取暴利，充當殘害人類的劊子手。”

暴風雨般的呼叫，壓過掌聲，比捷克足球隊打進俄國人球門還熱鬧。

我知道自己這麽說意味着什麽。所有情緒變化明顯的人中，肯定有兩個人最為激烈。一個是華信公司駐歐洲分公司總經理，我的舊日好友花穗子；另一個是被告，阿歷克斯，供認不諱的劫持組織者。前者的生氣必到憤恨程度，我的言行較開庭前我與她的談話相去甚遠，我背離了東方財團的利益，也背叛了她的友誼；後者高興到意外興奮程度，他預料過，但沒有預料到我比他想象的還要過激。

我當然明白，礙于雙方，我最好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或裝糊塗，甚至傾向華信公司一邊，都是不過分的。但是，我沒這麽做，而且我一秒鐘也不願看這兩個人的面目表情。後者是弱的一方，他逃脫不了懲治，可能判死刑，可能判終生徒刑，這也不是我要那麽說的理由。強的一方，氣焰騰騰，燎得人不舒服，應該被什麽人耍弄一下，如沒什麽人，那麽我就來當這個人，誰叫你們讓我出庭，并且整個法庭的劇場效果是如此适合我按我的意願做。

我被帶出法庭，為了躲開門口擠着的記者，我從後門溜了出去。

背靠牆，我從包裏掏出香煙，用打火機點燃，抽起來。兩名法警在寬長的過道來回走着。太陽光透過玻璃斜照着他們移動的身體。我在背陰處，肺吸着煙葉的火辣味和幾絲檸檬香。我一口接一口吸着，盡量不去想象法庭內被告的辯護律師，是怎樣不失時機地施展她的口才和智慧，可以算得上是她一生中最傑出的辯解，有據有論，讓公訴人沒詞，而因勢利導地幫助陪審團的女士先生們，喚醒他們正直的良心，恢複他們不偏不倚的理性，把同情之手伸向被告。

待煙燃到蒂之時，我決定不回到法庭——不想看到結果，而是到街上随便哪一家咖啡館裏喝一杯。于是，我拉了拉皮包帶子，朝出口走去。

十三

天黑盡，我才拖着精疲力竭的身體回到旅館。

路過總臺時，大堂總管叫住我，遞過來一個白信封。謝過他後，我在噴泉旁的皮靠椅上坐了下來。啓開信封，露出一張印制精美的歌劇入場券。娜塔麗附言，說希望我能去，她将來旅館接我，說要給我一個驚喜。感謝之意一字沒有，卻洋溢在紙面紙背。

我将頭靠在皮椅上。噴泉涼涼的水分子不時落到皮膚上，像幫助我驅逐疲倦似的。休息了十來分鐘左右，我覺得不那麽累了，臉色似乎也好看多了。

正待起身，大堂總管拿着移動電話，走過來說：“女士，您的電話。”

怪了，我心裏哼了一聲，想這個夜晚但願什麽也不發生。若要來事，也別都在這個晚上來。過了今晚，起碼我可以好好睡一覺，等我睡足一夜之後，要幹什麽都行。

對着話筒我問，“是誰？”

電話那頭回答：“是我，張俊。”

單聽他的聲音，我便清楚，剛才的擔心純屬多餘，至少擔心的一半消解掉了。在這個時候，我誰都不在乎，只在乎一個人：花穗子。我承認自己不是什麽好人、完人，雖然我有心往這方面靠攏，但我做不到，做得不夠，我也有駕馭不了自己本性的時候。若我在法庭上那麽做，在她看來真不地道的話，我将會為這陣子心裏升起的從未有過的內疚譴責自己。那個我，太陌生了，不是我。因此，我是極不習慣的，得讓我有個準備去适應，适應自己的反擊和她的懲罰。

我的思想就這麽搖擺浮動着，根本未聽張俊在電話裏說的話。

“你在聽我說話嗎？”張俊問。

我抓緊話筒，對他說：“對不起，請你再說一遍！”

張俊說，他與我雖只有一面之交，但覺得我很不一般，特別是與花穗子相比。他很感謝我，為了我在法庭上的作證。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但是沒有。他這麽說莫非是套我？他也猜到了我的緘默，說：“我不往你房間打電話，你應該相信我。”他怕竊聽，可能是在暗示，有人将這麽做。突然，我認為張俊興許就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并且他能看見我，而我看不見他。

“這不該是你說的話。”我伸直一條腿，将身體在皮椅上展弄得不那麽別扭，“如果你還記得，你在一周前還請我去找她。”

“但是她什麽也沒做，說不定做了與我期望相反的事。”張俊聲音聽來很近，就像在我對面一樣，“我沒死，她就不會高興。”他說花穗子有意讓他那個時間去貴妃醉，她是想加害我們兩人，她早就得到LESP準備行動的情報。

我不想陷進他和花穗子不可挽回的瀕于崩潰的關系裏去。花穗子說張俊背叛了她，向左翼社會黨提供了情報。在那個品嘗鹌鹑的晚宴上，我不願意相信花穗子說的話，認為花穗子故意那麽說，她喜歡把身邊的男人置于鞋底踐踏，然後，裝扮成一個慈愛的母親去扶起他們，擦去他們臉上受寵若驚的淚水。哪個男人能逃脫她的整治？我冷笑。

張俊說，“請別笑，你幫我出了口氣。”

我說，“我沒這麽大的本事，你搞錯了。”

“不管你怎麽說，我這人不輕易謝人的，但我會謝你。別那樣。我們不會有這種謝和不謝的機會。”我淡心淡腸地說。

“那不一定。雖然我的職位和高薪随時都可能被她革掉。但我這人可能還不是那麽無用。”張俊自信地說。接着話鋒一轉，談起下午法庭上的事。他說沒想到。

“什麽沒想到？”

“法庭宣判——在案件未審定前，被告繳一千萬美元作保，保釋待審。”

“哦？一千萬美金。”我驚叫道。

“誰叫那家夥是頭兒呢？”張俊話又轉了回來，“這還應歸功于你的證詞！”

從擱下電話，回到房間，到洗完淋浴這一段時間裏，我心裏全是不屑，輕視張俊，我有權不站在東方資本家一邊，他沒有這權。為內鬥而出賣本民族，并不高尚。

我為自己沖了一壺香淡的茉莉花茶，靠窗坐了下來。夜風拂動裙裾，茉莉的氣味把久違的故鄉、不可回想的故鄉，帶回我身體周圍。

張俊有種非找人一吐為快的孤獨。不錯，我性格中的軟性的一面占了先，他得到了我的同情。他肯定面臨許多不易說出口的困境。他若出來作證，當然只可能說有利于東方財團的話，但他身為華信公司副總裁，這個身份就将抵消他的證詞。如果他作不利于東方財團的證詞，他能嗎？他必定被要挾控制了。就像他的職位一直等于空設一樣，實權不在手中，白挂了一個空頭銜。

他也許曾在某些方面讨花穗子喜歡，甚過哈謝克。可花穗子得用捷克人，尤其是在捷克人的國家。張俊礙她的眼，也礙哈謝克的眼是必然的。他說的話有七分之五是事實，包括花穗子不想管他的死活。但她有意叫他到貴妃醉去遭遇一場劫持，恐怕是他杜撰的吧？世上沒有這麽戲劇化的事。這件事那件事都可能戲劇化，但花穗子有意讓張俊上貴妃醉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可能，她自己不願去會我，要張俊去，但不便說明，說明了，便沒意思了。她想讓我和張俊在貴妃醉巧遇？張俊衣着、風度，灑脫中的憂郁，銜接得天衣無縫，沒有女人不感興趣的。花穗子知道，他正是我不讨厭的那類男子。

但願我的分析不帶偏執，要做到旁觀真太不容易了，那就暫且打住。我親愛的穗子，我給了她一個出其不意的一擊，與以前相比，少了暧昧，更沒有了纏綿，卻一樣讓她喘不過氣來。她為我這冷酷的一擊，采取怎樣的方式來回應呢？我渴望結果慢些到來。我盯着茶杯，從茶壺流出青綠的茶水，冒出一縷熱氣，在杯口搖曳。可能我和張俊想背叛花穗子的沖動，幾乎是相同的；在某種程度上，也較為貼近捷克人反抗東方資本家的情緒，說到底，我們仍舊是人類本性的奴隸。

十四

由巴士換乘地鐵，大約二十分鐘，可能是周二，且過了上班時間，地鐵裏盡是游客。除了攜帶攝影攝像器材、地圖、雙語詞典等物，游客和本地人最大的不同是眼睛不安分。

我擡起頭，望了下車壁上的線路圖，知道了大致方向，便攤開手裏的《今日射擊報》。

昨日臨睡前，我拔掉了電話。如果房間裏有了監視設備，電話自然會被監聽。張俊不打電話到房間就是一個說明。于是，我在房間裏每個隐蔽之處以及能夠裝置微型監視器的地方檢查，卻一無所獲，怏怏地坐在床前，認輸地嘆口氣。我的不死心，使得我隔了半小時又開始搜尋。仍是沒有蛛絲馬跡，如此反複折騰，倒醫治了我的失眠症。不用吃藥，倒在床上，就呼呼睡着了，睡得很香。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翻身下床。拉開草簾：青翠碧綠的草地，鳥撲閃翅膀，樹枝顫動，鳴聲前呼後擁，極其美妙。

這麽好的景致，什麽也沒遺留下的優良狀态，肯定不是什麽吉兆。幹嗎不到艾爾茲格卑兒格山裏去租個鄉間房子呢？我現有的美元足夠我維持一段日子，在這個國家，甚至都不必兌換成捷幣，美元值錢又被人儲存。就要那種便宜又幹淨帶廚房的單間小屋。

這個想法叫我興奮。

梳洗完畢，往肚子裏填了些充饑的東西，我拿了随身皮包，抓了頂有綢花飄帶的禮帽，戴在頭上。禮帽的藕色與裙子的淺咖啡色相配，正如禮帽的堅挺與裙子的流暢一樣。帽子将我的頭發全部裝進去，露出修長的脖子。

橫排雙人座上坐着一大幫英國年老的島國綜合症患者，豎排長條座位較空，我的左右是四男一女，一對年輕夫婦，還有一個男孩。

車進站了。那對夫婦下了車。向前行駛的列車又陷入隧道的黑暗裏。車窗玻璃及時描繪出我握着報紙，臉壓着報紙邊的模樣。不對，玻璃上還有一雙眼珠，轉悠快速，雖然也在看報紙，卻不時地斜到我的方向。

我緩慢地轉過頭去，左手方向，跳過兩個打瞌睡的男子，這兩個男人手扣着手，情意綿綿。靠自動車門，一個正在看報的人，正是車玻璃窗上的對應位置。大敞開的報紙蓋住了此人整張臉、半個微微向後傾斜的身體。報紙未遮住的袖子、褲子、手還有沾有泥草的皮鞋，看來這人身材健壯、魁梧。

列車沿着軌道稍稍彎曲着前行。我将頭埋入舉起的報紙之中。那個人翻了一頁報紙，比我認真。不過，我也會認真的，我翻過一頁廣告，中頁的黑體字抓住我的目光，東方人正在剝削這個國家。中國資本主義是其中最兇殘的變體，而且帶家族封建色彩。西方代表了新的力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聯手，組成中左翼聯盟。大小标題與前幾日的報紙有所不同，不再含沙射影，而是指向明了，火藥味透出報紙，一場大風暴正在醞釀。

我眼睛往左乜斜。

那人不朝我這邊瞧，更說明我的感覺不會錯，他在跟蹤我，且還不止這一次。沒準，昨日或許多個昨日已經在執行他所接受的指令了。

車子停住，這是火車站，下的人不多，上來的旅客估計會把每節車廂灌滿。旅行包、皮箱使得人踉跄不穩。兩個寬身材的黑人婦女提着行李從邊上移到兩排豎長椅中間。我扔下報紙，借她們遮住我的一瞬，瞅着空隙，一側身到右手門口，在門關上前一瞬間跳下車去。

十五

接近火車站，便有種中國每個城市的市場都有的奇特感覺。遍地的人，包裹貨物出租車堵塞了通道。八十年代進軍俄羅斯大地的中國倒爺早就調轉方向，向東歐推進，八十年代的倒爺假如不橫死，就發了橫財。但一代一代新的中國倒爺進入商品流通的大市場，他們差不多都是中國大城市的青年人，一代比一代機靈聰明，且趾高氣揚。熟悉的中國話，使我有點窘迫。

“有什麽好賣的？”

“走走賣賣。看這些捷克佬差啥喜歡啥就賣啥。”

倒爺總歸是倒爺，是生意耗子精。布拉格不是俄羅斯內地城市，缺吃缺穿，缺日用品。這兒得用些異國小情調榨油水，異國大情調是另一門道裏的事。而且成不成都是一錘子定音，沒有回頭客。他們獲取獵物，一幹二脆，短捷，致命。然而，大生意大買賣他們搞不過官倒，像華信公司這些地基穩固、實力雄厚的老霸主們。“這個奸商民族！”我憤憤然，忘了自己的膚色和母語是什麽。

售票處長蛇隊形擺動到門外半裏長，加塞插隊的多半是女人。洋人也學會了中國人不規矩排隊的一套。隊伍混亂伸縮、膨脹到龐大無邊。

我擠過人群，即使靠開後門或在人群中找黑市，弄到一張火車票也要花上一兩個鐘頭。到易北河流域一帶，就成其為一個念頭，定格在腦子裏。我未必真想去那些典雅捷克味濃厚的小鎮呆些日子。

在那裏，我完全可能會被悶死。那麽，我還是留在這城市麽？租一個價廉實惠的房間，天天面壁思過，不被任何人打攪，也不進入任何人的生活！我怏怏地靠邊上側着身子走。穿着寬大的襯衣，缺一條腿的婦人在樹陰下吹着黑管，不由得想起布拉格歷史悠久的浪漫，我停下腳步。

我略略一回視，沒有看那婦人，而是面對朝我湧過來的音樂。一個戴白黃雙色帽檐的男子，屢次進入我的視線：瘦弱，走路有點不穩，像是旅游皮鞋出了什麽毛病。他當然是在跟我。

他很好，把我從吹管婦人制造的世界裏拉回，我應該謝他才是。沒有慌張，也不驚訝，我只是加快了步伐。

兩個女警察在草坪上，驅散妄圖以草坪為床的旅客。他尾随一輛在人群裏靠按喇叭慢慢滑行着的轎車。我趁機穿過草坪，從草坪中間小徑繞回馬路。我不想叫出租車，也不想乘地鐵。地鐵裏那雙犀利的眼睛，帶着使人不愉快的威脅，浮現在眼前，那人也一定在我的四周。

老古董的有軌電車丁當響着，在十來米的站前，正待開車。我跑得再快也趕不上，它的門已合攏，朝我站着的小食店駛來。綠燈由黃變紅。

我招手，自然不抱任何希望。

電車居然停下。司機戴着近視眼鏡，一個小年輕，栗色頭發散開在肩上。我疾步蹿了過去，跨進敞開的車門。我下意識地回望，确信沒人跟上，才掏出零幣買車票。一個急剎車，我踉跄了一下，趕緊抓住車廂裏的鋼柱。

好吧！我對自己說，即使你找到一個滿意的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