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番外篇
Under the Stars and Stripes
我是在大二下學期才留意到那位教授的。
他算不上受歡迎，但至少每年都有足夠的學生報他的選修課，讓它不至于凄慘地停開。那門課的名字是比較政治學，或者只是政治學，又或者是國際關系，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我對公共空間研究或者批判視角下的反猶主義什麽的不太感興趣。當時之所以去聽諾裏斯教授的課，純粹是因為米娅也在那裏，米娅?菲茨傑拉德，一個金發甜小妞，我總是坐在她後面，盯着她雪白的後頸發呆，直到有一天諾裏斯教授生生把我從冥想裏扯了出來。好吧，那算不上什麽“冥想”，我只是在想象自己親吻米娅的金發和光滑的脖子。
“帕特裏克·赫登！”教授大聲念出這個名字，“赫登先生是哪位？”
我笨拙地站起來，遲鈍得就像在冰箱裏擺了一個禮拜的火雞，還差點碰翻了墨水瓶。米娅好奇地轉過頭來打量我，我在她的目光下漲紅了臉。諾裏斯教授把文件夾放到一邊，溫和地發問，“關于我們上節課末尾留下的關于漢娜?阿倫特的問題，你願意跟我們分享你的見解嗎，赫登先生？你應該已經稍微翻過過我上周推薦的幾本必讀書了。”
我不記得我到底給出了一個怎麽樣的糟糕答案。我只知道最後所有人哄堂大笑，包括米娅。我根本沒有看過那本書，一頁也沒有。更不知道誰是阿倫特。一片混亂，一片可惡的、該死的混亂。我終于坐下的時候，覺得自己的臉像是着了火，燒得生疼。我盯着球鞋之間的地板看，并且在那節可悲的概論課餘下的時間裏一直保持着這種姿勢。
下課鈴響起的時候我一把抓起背包，飛快地從後門逃出了課室。第二天我鼓足勇氣找到米娅，向她借了筆記本和諾裏斯教授在第一節 課就開出來的書單，趕在星期四之前匆匆浏覽了一遍，希望能好好表現一下。但教授整堂課沒再看我一眼，只是忙着講解古希臘城邦公共空間的建構。下課的時候我夾在一大群吵吵嚷嚷的學生裏往門口擠去，但那個棕色頭發的政治學教授叫住了我，讓我下周二到辦公室去找他。周圍的人們紛紛幸災樂禍地交換着眼神，多半是認為我這門課要不合格了——事實上我自己也是這麽想的，所以，五天之後，當我忐忑着在他的辦公室外徘徊的時候，心裏還在盤算要怎麽說服他改判緩刑。我敲了敲門，裏面傳出一句清楚的“請進”。
“下午好，諾裏斯教授。”我謹慎地說，關上了門。
辦公室的窗戶正對着西面，窗簾被拉上了一半，好遮擋西斜的陽光。臨窗放着一個簡易木制書架，因為論文集和專著的重壓而微微向左傾斜着，似乎一推就會徹底垮下來。右側牆上釘着一塊白板，貼滿了日程表和字跡潦草的便箋紙。一盆鐵線蕨擺在白板下面，怎麽看都像是放錯了地方。“下午好，赫登先生。”他摘下眼鏡，溫和地說，“別擔心，我不準備把你除名，暫時還不會。”
“我很抱歉——”
“你當然是的。”他似乎覺得很有趣，微微眯起了眼睛，“赫登先生，我不禁留意到了你在我的課上總是盯着女孩子看——當然，我得承認，與此相比，我的黑板自然無聊多了。”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他把玩了一會手上的鋼筆，“我不是叫你來挨訓的，赫登先生，你可以放松些。你的專業是？”
“新聞學，諾裏斯教授。”
他點點頭，又露出那種難以定義的微笑。後來我發現，在他感到有趣，或者意見相左的時候，總會這樣笑。我看着他，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打量這位政治學教授，他大概四十歲上下，棕眼睛看起來溫和平靜，我想象這是個從小養尊處優的人，安全地在大學裏躲過了戰争——向一屆又一屆打着哈欠的大學生們解釋總統制和半總統制之間的微妙區別。然後我的目光落在一個小小的勳章上。
一枚紫心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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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曾經是個軍人。”大概是察覺了我的目光，他輕聲說，拉開抽屜，漫不經心地把勳章從桌面上掃了進去，“工程兵，準确來說。”
“可您教的是政治學！”我大聲叫道，并且立即後悔了這個舉動。
“那是個很長的故事。”他重新戴上眼鏡，鏡片總是給他帶來一種不近人情的錯覺——又或者根本不是錯覺，“我今天叫你來，不是要談論我，而是要談論你的，赫登先生。”
“朋友們叫我帕特。”
政治學教授嘆了口氣，“好吧，帕特，”他讓步了，卻板起臉，換上了公事公辦的語氣，“你看，或許你選我的課，純粹是為了別的目的，”他特別強調了“別的”這個詞，“但你既然注冊了，就不該只滿足于随便拿個C或者B-，況且在我的課上拿A也并不是難事，我說過，只要每周在讨論課上……”
我走神了，這些大學教授們的典型訓話我已經，很不幸地，聽過無數遍，無非是勸說你不要浪費父母付的學費，要是你提醒他，學費是我自己打工賺的，他就會改口說要注意“時間成本”和“尊重自己的付出”。我盯着桌子上的一個相架，角度不對，我無法看到鑲在裏面的照片。相架旁邊堆着一疊論文，第一份正好被打上了一個巨大的、猙獰的C-，我吞咽了一下，把視線收了回來。
“你在聽嗎，帕特裏克？你看起來走神很久了。”
“我在聽，諾裏斯教授。”
他懷疑地看了我一會，探身在記事本上劃去了什麽，“你可以走了，帕特，別忘了去看《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三章 ，那是我們本周的讨論內容。”
“好的。”我站起來，“呃，諾裏斯教授，我在想，假如我偶爾需要來問您一些問題——”
“我在星期一上午十點前，星期三十點半到十二點半，以及星期五下午都會在這裏，如果你花上兩秒鐘看看我貼在門外的時間表的話，你根本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只要他願意，諾裏斯教授總是能變得異常咄咄逼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學生曾經對這扇普通的棕色辦公室門産生了心理障礙，我肯定是其中一個，理智的做法應該是從此像只吓壞了的兔子那樣趴下來，折起耳朵，完成這門課的所有要求，騙一個B+，然後永遠不再選戴恩·諾裏斯教授的任何課程。但那個相架和紫心勳章拽住了我的好奇心，強迫我每個星期五都出現在那個擺着鐵線蕨的辦公室裏，剛開始我還會帶着書和筆記本，期中考試之後就幹脆丢掉了這些僞裝，大方地以一種享受閑聊的姿态和我的政治學教授分享一包曲奇餅。
“想從我這裏刺探出什麽，帕特？”六月初的一個下午，諾裏斯教授忽然抛出這個問題，狡黠地眯起眼睛，“我敢打賭你已經為此費勁地鋪墊了很久了，現在問吧。”
我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紫心勳章，教授。”
“我就知道。”他微笑着，好像一個得意的預言家，“他們在傳播學課上就是這麽教你的嗎？”
我又摸摸鼻子：“我只是想知道……戰争期間是怎麽樣的，呃，您知道，我學會讀報紙的時候，已經是1949年了，教授。”
他沉默了一會，棕色眼睛裏好像蒙了一層薄薄的灰塵。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問了一個錯誤的問題，只得逃避似地移開目光，看着窗外。這是個溫暖的下午，甚至——對芝加哥來說——有點太熱了。百葉窗開着，可以望到遠處的草坪，一棵茂盛的榉樹被陽光染得熠熠生輝。
然後他慢慢伸出手臂——好像在黑暗裏摸索什麽帶刺的東西——拿起桌上的相架，把它轉了過來。裏面不是一張照片，而是許多碎片的集合，每張都被細心地裁剪成規整的方形，從黑白到彩色，戴着棒球帽的少年，懶散地倚在門廊上的青年，穿着陸軍軍服的青年，他們都有着一樣的暗金色頭發和藍眼睛——仿佛把一個人短暫的一生倉促地塞進了這個狹窄的相架裏。
“他叫弗蘭克。”諾裏斯教授說，摘下眼鏡擦了擦，把它擺在桌子上，“他是我的一個朋友，很好的朋友，在……”他又拿起眼鏡，細致地擦拭着已經很幹淨的鏡片，含糊地補完了這個句子，“在英國去世的。”
我不安地在椅子上動了動，我果然問了一個極不合适的問題，“我很遺憾。”
“嗯。”他輕輕地發出一個單音節，“我回來之後——我是在1946年春天退役的，如果沒記錯的話——去了一趟新奧爾良，去拜訪他的母親。康奈爾太太給了我這些照片。她似乎很高興有人來陪她說說話，不停地對我講她的兒子小時候是怎樣一個‘惹人喜歡的小混蛋’，我總算知道弗蘭克的語言系統是怎麽建立起來的了。”
“你同意嗎？”
“同意什麽？”
“‘惹人喜歡的小混蛋’這一部分。”
“是的，完全同意。”他又微笑起來，我覺得自己短暫地瞥見了二十年前的戴恩·諾裏斯，“弗蘭克是個迷人的混蛋——讓你恨不得把他推進海裏淹死但又不舍得這麽做的那種。”他嘆了口氣，收斂了笑容，“我花了許多年才能像現在這樣輕松地談起他，我想念他，上帝，你不知道我有多麽想念他。”最後幾句話幾乎變成難以辨認的自言自語，他似乎想起了什麽，又匆忙補了一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我說，雖然我不是很确定。諾裏斯教授更像在談論一個情人，而不是朋友。我移開視線，看着相架裏的“弗蘭克”。他的藍眼睛帶着一種惡作劇般的促狹，還有流氓似的滿不在乎的神态。我無法想象這樣的人該怎麽和諾裏斯教授和平相處。“最好的朋友”？
“您說您是個工程兵。”我冒冒失失地問，“對不起，我不是有意刺探，但退伍軍人和政治學教授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我以為他會說“這也是個很長，很長的故事”。但他只是點點頭，簡單地回答：“這就是殺了弗蘭克的東西，政治，國家，某某主義，某某學說——至少我是這麽認為的，這裏面大概沒有多少理性可言……”他攤開手，半開玩笑地說，“反正我就在這裏，帕特，掌管着你的期末成績。”
“那我有可能拿A嗎？”
“憑你糟糕的作業和期中考試成績，不太可能。”
我尴尬地抓了抓頭發，沒有回答。諾裏斯教授把相架擺回原位，站起來，提起他的小公文包。我跟着他走出去，教授鎖上門，我們一起穿過陰暗的過道，走進六月份和煦的陽光裏。灌木叢剛剛被修剪過，散發出新鮮植物汁液那種略帶苦澀的清新氣味。我們沉默而漫無目的地走着，諾裏斯教授一直看着前方，我卻不時打量他的側臉，很奇怪的是，他在明亮的陽光下反而顯得憂愁疲倦。他的額頭和眼角都有細小的皺紋，衣領上沾着忘記拍走的粉筆灰。有那麽幾秒鐘，我差點忍不住伸手替他抹去那些白垩粉末，但終究沒敢這麽做。
“你不會相信的，帕特，剛回國的頭兩年，我簡直是一個神經質的怪物。”諾裏斯教授忽然說道，把公文包從左手換到右手，“不願意出門，不願意和任何人說話。聽到汽車喇叭聲，甚至咖啡壺的嗚嗚聲都會吓一跳。”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教授眨了眨眼，似乎覺得我的反應非常有趣，“‘戰争病’，他們是這樣稱呼它的。我的母親一直敦促我去見神父——我是天主教徒，至于現在還是不是我不是很确定——可是那時候信仰似乎也幫不了我，直到我獨自搭火車去了新奧爾良。說是去看康奈爾太太，但我把大半時間都花在閑逛上，去看他跟我說過的那些田地和樹林，還有夏季巡回游樂場和安東尼舅舅的小飛機。我回到那幢房子裏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我幫着康奈爾太太把兩張扶手椅搬到門廊上，我們坐在那裏喝檸檬水。我不知道該怎麽描述，我覺得他似乎就在那裏，随時會從碎石路拐角處出現，或者拿着淡啤酒從客廳裏走出來。”
“應該是從那天開始，我就相信他已經回家了。”
我們走到停車場。教授拉開他那輛灰色福特的車門，把公文包丢到副駕駛座上，“好了，你該回去了。”他說，一手扶着車門。
我吞咽了一下，“你愛他嗎？”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不。”我費力地尋找着詞彙，緊張得喉嚨發緊，“另一種……愛？”
他看着我，沒有回答。許久，才擡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去吧，帕特，周末愉快。”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輛老舊的福特從視野中消失。這是我最後一次和戴恩·諾裏斯教授談話，在此之後我許多次回憶起那雙似有所語的棕色眼睛，試圖揣度他的回答。在撇去戒備、悲傷、溫柔和痛楚的浮渣之後，每一次我都更肯定他是在說，對，我愛他。
順帶一提，他最後真的只給了我一個B-，但這沒有關系，畢竟米娅已經答應和我去看電影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