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折柳長亭

折柳長亭

我仍然記得一九二六年的九月，公董局的新董事死了，有一個不知名的警察從公董局的檔案裏消失了。而喬楚生的辭職信見報，上海灘知道，他那被他的長輩和他自己都給予過一些希望的洗白計劃失敗了，他繼續成為一位被人鄙夷卻也尊敬着的，我想也許會是像□□電影裏的那種人物，一個“教父”。

那天他回家來，塵土的味道，血的味道，硝煙的味道，他抱着我的那一刻，我都感覺得到。距離那一刻已經三個月了，幾乎超過我與喬楚生相知相戀的時日，我還記得很清楚，他擁抱我，而我的眼睛，看着我們那張挂在客廳裏的照片，一直看着。

實際以我的性格，實在不好做阿嫂，喬楚生也明白這一點，只是他愛上我，我也愛上他，于是也就無可奈何，直到局勢進一步地緊張起來。很多事喬楚生沒有和我說，但是在這其中，我知道他一定也做出了他的選擇。

無論他如何選，選了什麽，我都理解他。對于他而言，上海就是他真實的世界，我們人沒辦法在真實的世界裏總是做出最有利的選擇，是吧？

我現在坐在船艙裏給他回信，在上船之前，他遞給我一封信，笑一下，便回身走了。與我們的相見一樣，道別也很潦草。我沒有叫住他，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裏，他穿一件長風衣遮擋海風，帶着帽子壓低了帽檐避免太多人認出他。我的箱子已經移交到我手裏，那箱子不大，也并不很重，一些衣物，一些現金和一封來自他的信，在信裏，他告訴我，魏息，我的承諾只有你一個人見證，你以後假如覺得怎麽樣，你單方面将他作廢，就可以了。我離開上海到海外去，還帶了一件東西，是一張照片，是六月在照相館照的那一系列照片裏的某一張，照照片的那個瞬間喬楚生不知道為什麽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只在照片上留了一個側臉。他只肯将這張給我，他說，他不該在這時候耽誤我大好前程。

可是，沒有他的話，我怎麽去談起大好前程？

我茫茫然，輪船颠簸的感覺絕類我夢裏那奇異颠簸的地鐵，我于是猜測，那個反複出現的夢，就是我這一段在海上飄着，過渡向異鄉而身邊沒有一個喬楚生的命運的寫照，我沒有意識到，也無法改變這件事。

是的，我要到異國去了，在艱難的拉扯中，喬楚生終于同我說，離開這裏吧，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他是塵煙裏長大的人，對于危險有一種直覺，況且，現在想來，在我尚未堅持要與他同生共死的那些時日裏，我不只一次地說過，我想離開這裏，這裏很危險，一片狼煙四起割據而且腐爛的土地。他記下了，他也知道，是時候了。于是他勸我離開這裏，他為我買好船票，行李是他收拾的而我只是沉默，他送我上船，他走了，我也走了。

那麽，再見吧，喬楚生。我在給他的回信裏這樣寫，我們的承諾，既然你我都是見證者，那我絕對不會單方面毀約的，我愛你，永遠是。你還記得我說那些話嗎，先生，我們都要在這世間好好活下去，就算是，為了再一次相見。

我在船上過聖誕節，那天我夢到喬楚生，他好像我看過的某部電影裏的人一樣，在聖誕節時候滿上海的煙火裏回頭，用不甚标準的英語同我說，merry chirstmas。

再後來，我在英國，順利通過入學考試到劍橋去，依然同上一世一樣，讀我所喜愛的數學。我把喬楚生和我的照片夾在我的課本裏，在翻閱那些概念和講解的時候，我的手指總是無意識碰到那張照片上他的側臉。

喬楚生為我準備的戶頭裏有一大筆錢，還有一些黃金，以我的生活方式，足以我撐過整個二戰期間，我是說，假如我能夠活過那個時候，我會帶着他的照片，到歐洲去，遵守我們之間那個由我單方面提出而他并不曾對此回複過的信件和電報裏的願望，好好活着，我們都。

我在劍橋遇到了上海灘探案傳奇故事裏的另一個主角，喬楚生的舊朋友路垚。我到劍橋去的時候，他已經在劍橋做某門課的教授了。學生們在私底下議論他，一個天才，給半數學生不及格的成績，你要是腦子清楚，就千萬不要選他的課。

所以我不曾選過路垚的課，我不知道他教書究竟怎樣。

不過我在學校裏碰見過路垚一次，他低着頭在學校裏走，我們迎面撞了一下，我夾在書裏的喬楚生的照片掉在他腳下。他撿起照片還給我時候，幾乎一瞬間就認出了那是喬楚生的側臉。于是他用寧波話說，你認識他啊。

Advertisement

我說，認識。

那天我回到住的地方，突然很想給喬楚生寫信，可寫了一半，又放下了。

事實上，到最後，我寫了很多信，都沒能寄給喬楚生。

有一年我在倫敦生病，天氣好冷，就很想喬楚生，想得流眼淚，爬起來寫信說我不想讀了喬楚生，我要回去找你了。可是最後還是裹着圍巾去上課，我對着鏡子确認，完全看不出剛剛哭過的樣子。我依然夢到他，我在夢裏反複回憶起同喬楚生相識的這極短的一段時間，有時竟然在夢裏疑心他是一個夢，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喬楚生這個人。

他在上海怎樣了？

我不知道。但我也從留學生們那裏聽到我的來處那一片土地的狀況，我不敢想喬楚生如何，可是一種莫名的希望驅使着我，仿佛只要我活下去，他也就在大洋彼岸，等着我歸來。

我希望是這樣。

尾聲

喬楚生突然收到很多海外來信，順序很亂，他一封封拆開去讀的時候，幾乎确認，有的信在寄來的時候，因為戰亂，因為各種原因寄丢了。但好在那張照片寄到了他的手中。

那是魏息站在倫敦塔前的一張照片，在照片的背面，魏息寫着，喬楚生，我到了。

這時候二戰已經結束，就在喬楚生收到信的前幾天，日本剛剛宣布無條件投降。

信件每一封下面都有落款，最後截止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後一封信也寄到了，那一封不是魏息寫的，是她在英國時候的房東寫的。

喬楚生那個時候講英文已經很熟練，于是喬楚生通順地讀下這一封信，終于知道。

魏息在二戰前病死了。她的房東帕梅拉和她關系很好，收拾她的遺物，把她寫了地址的信都寄回去了。有的丢了，有的到了。而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小姑娘，已經死在1930s的春天裏了。

山海茫茫，音書阻絕，這似乎也并不是任何人的錯。

喬楚生于是又拿出他衣袋裏的懷表來——很多人都知道，那懷表裏的照片是他太太。他看了懷表裏那照片一眼，似乎又沉湎到舊事裏去。在他組織鋤奸活動的那些年裏，他面對來自重慶的那位搭檔，也曾有一次這樣表現，他從懷裏掏出懷表來，打開，給伊瞧一眼，自己先笑一笑，沉湎到舊事裏頭去:“我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