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二十八章

回頭看來，護照的部分是最簡單的，盡管有些見不得光。牧羊人和麻雀去了一家開在英國占領區邊界的畫材店，前門是鎖着的，櫥窗裏貼着手寫的歇業公告，已經曬得褪色了，落款處的日期是“1958年9月1日”。安德烈徑直走到店鋪側面，按響門鈴，等了兩分鐘，沒人應答，他又按了一次，摁着銅質按鈕不松手。

鎖咔嗒一響，打開了，門後面的陰影裏先出現了槍管，然後才出現半張長而窄的臉，額頭和眼角刻着很深的皺紋，一個紮着發髻的女人，也許五十末尾，六十出頭，比他們兩個都高，像只伺機攻擊的鷺鸶。看見安德烈的那一刻，她的目光柔和下來，收起槍，示意他們進去。

房間裏有強烈的松木氣味，好像十分鐘前剛剛有人在這裏謀殺了一棵新鮮的雪松。地上放着大大小小的水桶，一些是空的，大部分裝着渾濁的污水，泡着畫筆和刷子，采光最好的地方放着一個畫架，蓋着白布，看不到畫。女人随手把槍放進一個空水桶裏，陷進長沙發裏，把一只穿着皮靴的腳放到方形矮茶幾上，點了煙，看着萊納。

“這是誰？”

“漢斯，我的侄子。”安德烈回答，萊納沖他皺起眉，情報官假裝沒看見。

“你的‘侄子’真不少。”

“差不多就和你的前夫一樣多。伊爾莎，我們需要一本西德護照。”

女人隔着香煙煙霧仔細審視萊納，目光像銳利的魚叉一樣瞄準萊納的頭。她沒戴眼鏡，但是能看到眼鏡托架在鼻梁上留下的壓痕，常年和某種精細工作打交道的結果，修複畫作，僞造文件，還是別的？萊納注視着她的手，右手食指指腹和小指側面沾着沒洗幹淨的顏料，很淡的一抹藍色。伊爾莎輕輕把煙放在茶幾邊緣，重新把視線轉向安德烈。

“我會回答，‘我退休了’，你會想出二十個理由勸我。然後我問，‘是什麽能讓我冒得罪斯塔西的風險’？你會接着告訴我站在這裏的這位可愛的‘漢斯’有各種正當的、令人同情的理由要離開德國，碰巧需要一本僞造的護照。”埃爾莎把手臂搭到沙發背上，揚起下巴，“而我對你的理由不感興趣，小子，從來都不感興趣。所以我們不如互相節省一點時間，告訴我你是不是又打算來勒索我。”

“親愛的伊爾莎，我從不勒索你，這不是對待藝術家的态度。”

“起碼勒索了兩次。”

“那是你慷慨地答應了我無禮的請求，我一直非常感激。”

“這次又是‘無禮的請求’？”

“不得不，為了幫助我的侄子。”

“讓我确認一下，我僞造一本護照，然後我就再也不欠你這吸血鬼任何東西了，全部付清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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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保證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你不會再看到我的臉了。”

“我對你的臉沒有很大意見。”畫家回答，再看了一眼萊納，點點頭，“首先給我找來一本西德護照，我會處理照片和簽證頁。”

安德烈皺起眉，“你不是有自己的‘供應商’嗎？”

“死了。”伊爾莎簡潔地吐出一個詞，拿起煙頭，吸了一口，“當然，我可以從零開始做一本全新的，但是斯塔西控制着紙廠，我不認為你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火力進去偷特種紙。”

“可是我們要去哪裏找西德護照？”萊納插嘴。

“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小朋友。”

“我們會找到的。”安德烈的手搭到萊納肩上，把他往長沙發的方向推了推，“幫忙照看一下年輕的漢斯，我去火車站‘采購’。”

“等等，什麽是——”

安德烈眨眨眼，出去了，用腳踢上門。萊納站在原地，舔了舔嘴唇，瞥了一眼畫材店的主人。年長的女士沖他微笑，把煙頭丢進一個水桶裏，站起來，打了個響指，“跟我來，漢斯。”她故意拖長聲音讀那個名字，好像知道那是個謊話，“需要給你拍幾張照片。梳梳頭發，你可以是個逃犯，但看起來不能像個逃犯。”

安德烈四十分鐘後回來，摘下帽子，像街頭魔術師一樣從身上的各個口袋裏掏出錢包，一個，兩個，三個，總共五個錢包，外加一個鱷魚皮護照夾。伊爾莎坐下來，像撬蚌殼的漁民那樣檢查這些贓物，最小的那個錢包裏只有皺巴巴的西德馬克和一張名片，其餘的都塞着護照，兩本法國的，一本奧地利的，一本意大利的，翻開最後一個錢包的時候萊納屏住了呼吸，看到綠色硬皮上的“聯邦”字樣才松了口氣。

“這些都是偷來的？”萊納從夾層裏取出一張裁成正方形的黑白照片，看了一眼上面對着鏡頭微笑的兩個陌生人，內疚地放回原處。

“不，這是我從一棵魔法蘋果樹上搖下來的。”安德烈嘲弄地說，把空錢包全部掃到茶幾另一邊，“當然是偷來的。一列去伊斯坦布爾的火車快要開了，這些倒黴鬼都忙着看時刻表。”

萊納沒有說話。紮着發髻的畫材店主人檢查完護照，連同鈔票一起塞進自己的口袋裏，宣布要兩個星期才能做出護照。安德烈讨價還價，指出對方分明只需要一個下午就能完成，伊爾莎抱怨了幾句尊重手藝人之類的話，讓他們五天之後回來畫材店拿護照。“不能更快了，除非你們想被攔下來，檢查站沒你們想象中那麽好騙，僞造文件需要投入很多個小時，是非常、非常精細的工作。”

“幸好我們有非常、非常出色的手藝人。”安德烈回答，似乎摻雜着那麽一點諷刺，好像又沒有。

“讓可憐的老畫家安靜工作，男孩們，滾出去吧，消失，馬上。”

于是萊納得到了他的護照，也失去了五天時間。接下來該解決交通的問題，如何離開這個深深嵌入蘇聯紅軍控制範圍的城市。“飛機”，你的腦海裏馬上出現這個詞，多麽容易，柏林到倫敦，兩個小時，途中還有人為你送來飲料和小包裝堅果。你想的是九十年代，而安德烈和萊納活在另一個世界。六十年代商業航班班次稀少，價格高昂，真的坐上去了，也是一場類似被關押在震動汽油桶裏的恐怖體驗，沒有碳酸飲料供應，嘔吐袋倒是不缺。因此安德烈的首選方案是陸路，汽車，不要火車。汽車可以繞開檢查站，在散落着農舍的曠野裏迂回前進——去哪裏？東邊不可能，所以只有三個方向，直奔西南面的斯特拉斯堡，在那裏越過法德邊界？往西北去漢堡，以便搭船直達倫敦？也許冒險試試奧地利？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首先，你得離開東德，開着一輛車。

這裏有兩個問題。一，安德烈是在未經批準的情況下到柏林來的。布滿軍情六處和中情局眼線的西柏林，對他來說變得危險了，如果被發現，他會被逮捕，送回倫敦接受訊問。一些以往打個響指就能得到的幫助，這次想都不要想。二，如果萊納二十四小時沒有回家，科裏亞馬上就會得出他已經逃跑的結論，克格勃和斯塔西的龐大機器迅速運轉，就算密密麻麻的公路檢查站沒有攔住他們，萊納最終也會在邊境檢查站被捕獲。

如果我是個喜歡過分戲劇化的人，我會告訴你，是漢斯救了他們。這位“失蹤”已久——官方記錄是失蹤，至今沒改——的長兄，在德意志郵政有不少朋友，這一年夏天他們決定開車到慕尼黑去，順帶邀請了萊納。後者馬上答應了，并且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四處購買旅行用的小物品，雨衣，小塊肥皂，巧克力，剃刀刀片，諸如此類。他的行李裏只有兩套衣服，只夠過一個周末。不能帶太多東西，尤其不能帶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否則誰都能看出你不打算回來了。

出發日期是七月的第一個周末，這時候離開柏林不會引來注意，夏天來了，多的是開往鄉間的汽車。哥哥的朋友們租了三輛車，萊納和兩個電報員擠進藍色的那輛，這輛車乘客座的兩個窗戶都打不開，悶熱不堪，沒有人介意。收音機擰到最大聲，每個人都在笑，敲打座椅，扯着嗓子唱歌。他們就這樣離開了柏林，檢查站的士兵看了所有人的身份證，草草翻檢行李箱裏皺巴巴的衣服和沒擰緊的剃須膏，揮手放行。

計劃是，萊納在這群無憂無慮的朋友掩護下到達慕尼黑，然後提出要獨自去鄰近的菲森觀光。安德烈會在火車站接他，直接開往邊境。萊納在路上丢棄東德身份證，用新的護照入境奧地利。等旅伴們察覺到萊納不會再回來的時候，他們應該已經在去往蘇黎世的路上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計劃進行。出發當日下起小雨，大約二十分鐘之後就放晴了。他們在萊比錫稍作停留，吃了午飯，繼續開車。到達巴伐利亞州邊界的時候，檢查站已經排起了長隊。今天有斯塔西的人值班，排在前面的司機說，站在路邊抽煙，和萊納閑聊。斯塔西要和所有外籍及東德旅客面談，這就是為什麽車都堵在這裏。“他們以前沒那麽頻繁搞這種麻煩事的，”司機把煙頭丢進草叢裏，“可能是因為夏天吧。”

是的，萊納表示同意，可能是因為夏天。

車龍緩慢挪動，太陽高懸在頭頂，越來越熱。人們都從車裏出來了，躲在樹蔭底下，用帽子和雜志給自己扇風。輪到萊納的時候，他的上衣已經浸透汗水。穿着制服的軍官揮手讓他往前走，萊納踏進那個前後各有一扇門的辦公室，坐下。一臺風扇攪動着充滿汗臭味的熱空氣，零件老化了，咔咔作響。桌子對面的斯塔西雇員也大汗淋漓，不停地用手帕擦額頭和脖子。他甚至沒有仔細看萊納的證件，只問了兩個問題，去西德哪個城市？到警察局注冊路線了嗎？萊納簡短地回答“慕尼黑”和“是的”，獲得許可之後馬上起來，從另一邊的門逃出去，生平第一次踏進西德。

他們比預想中遲了兩個半小時到達慕尼黑。現在提出去菲森未免怪異，萊納借口頭痛，提前回到旅店，找了一部投幣電話，給安德烈留了口信，重新約定了在火車站見面的時間。他整晚沒睡，盯着天花板，在腦海裏推演明天可能會發生的事，想象斯塔西不知道用什麽方法探聽到他的想法，蜂擁而來，押走他和安德烈。

慕尼黑火車站在一個灰暗無趣的街區裏，這裏肯定曾經“有趣”過，但在戰争掃平了一切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美學考量的水泥建築，夾雜着用途不明的空地，一條新建的電車軌道從中穿過。1961年7月1日，是個星期六，清早的街道上只有泡在污水裏的煙盒和睡在長椅上的流浪漢。萊納快步跨過電車軌，跑向火車站，尋找一輛白色的、號碼最後兩位是“41”的汽車。它就在那裏，像一個好故事的快樂結局，安德烈沖他微笑，用力抱住萊納，吻了一下他的額頭。

白色小車駛出市區的時候，八點的鐘聲剛剛敲響。

但你知道這不是結局，你能感覺出來，是不是？一種原始的預感，無緣無故讓人們汗毛倒豎，讓他們在雪崩發生之前就感到害怕。去奧地利的路上再也沒有檢查站了，他們早早到達邊境線，背着步槍的士兵示意他們下車，另一個士兵打開了行李箱。

“護照。”背着槍的士兵簡短地說。

兩個旅客交出了證件。

士兵先看了萊納的護照，花了很長時間比對照片和他本人，然後用更長的時間翻護照裏的簽證記錄，問了些關于目的地和返程日期的問題，合上護照，但沒有還給萊納，繼續翻開了安德烈的奧地利護照，看了一會，轉身走開了，鑽進崗亭裏，拿起了電話。

“這是正常的嗎？”萊納悄聲問。

“不太。”安德烈回答，“別緊張。”

崗亭裏的士兵挂上電話，和坐在電話旁的士兵說了幾句話，打開門，走了回來。“跟我來。”他告訴安德烈，“有些額外的手續需要辦理。”

“我敢肯定這裏有什麽誤會，”安德烈開口，“我是奧地利公民——”

“閉嘴，跟我過來。你也是。”背着槍的士兵沖檢查行李的人吹了聲口哨，“奧圖，別翻他們的箱子了，幫我把這兩個人送到‘盒子’裏去。”

“盒子”是建在哨站外面的磚砌小房間，總共有四個，沒有窗，有一張折疊椅。兩個旅客被關進不同的“盒子”裏，上鎖。萊納對着門呆站了好一會，坐到椅子上，彎下腰，把臉埋進掌心裏，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