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從“追趕”到“超越” (2)

讓人啼笑皆非。好在中國崛起已經勢不可擋，只要我們繼續沿着中國探索出來的成功道路走下去，借鑒西方和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同時也保持清醒的頭腦，絕不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中國就一定能在邁向世界第一的過程中，為人類、為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更大的貢獻。

三、紮卡利亞的問題

法裏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是美國的著名時事評論家，也是美國有線電視王牌節目《法裏德·紮卡利亞的環球公共廣場》（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他視角獨特、言辭犀利。2013年12月3日，在二十一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的最後一次讨論會上，他對我提了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你們說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國，但為什麽除了中國以外的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問會議主席，應該詳盡地回答還是簡短地回答這個問題？會議主席說，只能一分鐘，因為會議已經超時一刻鐘了。我說：“我只需要半分鐘，也就是一句話：過去20年裏，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超越了其他亞洲國家成績的總和，背後是中國的制度比較成功，所以我們是制度自信，我們歡迎政治制度的競争，包括和美國政治制度的競争。”關于中美制度比較和超越，我準備在第三章中再細談，這裏僅從國際比較視野來談談中國的“趕超”。

我們講“追趕”也好，講“超越”也好，都需要進行一些橫向國際比較，才能看清楚、說明白。過去20年，我們消除貧困的人數，我們新增加的中産階層的人數，我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确實超過了其他亞洲國家成績的總和。我們還可以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把中國所取得的成績與世界其他國家作一個比較。我們不妨把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分成三類：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發達國家，然後進行跨國的國際比較。

首先，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消除貧困，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超越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績的總和。過去30年裏，世界上8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世界銀行行長金墉2013年4月19日如是說：“過去數十年來，全球減貧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主要推動力是中國，中國已成功幫助6億人脫貧。”[11]比爾·蓋茨2013年4月在博鳌論壇上是這樣評價中國扶貧經驗的：在短短30年內中國幫助約6億人口擺脫貧困。在過去20年的時間裏，中國糧食生産率每年上升了2.6％，農民收入翻了15倍，成為第一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标、使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此外，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機，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發展能幫助世界上其他地區最貧困的人口過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嚴的生活。他很希望借助中國的經驗和智力，一起幫助非洲脫貧。[12]

有人說，盡管我們扶貧成績很大，但我們的貧困人口仍然上億，所以我們不能自滿。這個說法我是贊同的，我們的扶貧在很多地方還是低水平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從世界範圍看，我們的成績還是非常了不起的。2011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作出了決定，把農民人均純收入2 300元（約合380美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标準，這樣一來，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由2010年的2 700萬又增加到了現在的9 000多萬人，随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扶貧标準還會繼續提高，從而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納入國家和社會幫助的範圍。但中國的情況非常特殊，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進行過土地改革的國家，今天我們的農民有地有房。如果我們計算的不只是貨幣化的收入，而是也計算中國農民事實上擁有的土地和財産，那情況就會完全不一樣。如果我們把中國貧困地區農民的土地和房産也折成貨幣的話，那麽以我自己的判斷，我們貧困地區的許多農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非洲大部分國家，怎麽都屬于中産階級了。我曾經碰到過一位去過貴州貧困地區考察的印度尼西亞學者，他說你們的貧困和我們的貧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們的貧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飯還有三菜一湯，我們的貧困人口就是沒飯吃，沒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張我們應該依據中國的民情國情來制定标準，用西方或者國際組織根據西方理論制定的标準，做橫向的國際比較往往會出現較大的偏差。當然，中國人有嚴于律己的傳統，我們文化的特點是有七分成績，也只講三分，這使我們的崛起很有定力，從這個角度看，謙虛一點也不是壞事。

第二，與轉型經濟國家比較。轉型國家一般指從中央計劃經濟國家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包括了中國和原蘇聯及其各個共和國，也包括中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別是無法準确地概括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為了讨論方便，我們姑且借用這個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概念。與這些國家比較，我也可以這樣說，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超過了所有其他轉型經濟國家成績的總和。一個簡單的計算方法是經濟增長的倍數，中國經濟從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中增加了約18倍，而相同的時間段內，原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增長為一倍左右，當然，多數轉型經濟國家的起點比中國高。蘇聯解體前的經濟規模比中國大，但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是俄羅斯的4倍多，中國的經濟結構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多數産業經過了從無到有或從小到大的迅速發展，而俄羅斯經濟結構與蘇聯解體前仍然類似，能夠拿得出手的還是軍工和能源。

過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轉型國家幾乎都走了這樣一條路：先是私有化為主的“休克療法”，結果是經濟大幅度下滑，然後是緩慢地回升，随後又不幸地趕上了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和歐洲的債務危機。幾乎所有東歐國家都立刻陷入了嚴重的財政赤字，特別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波羅的海國家，不少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被降至垃圾級。中東歐國家外債總計約1.7萬億美元，超過了該地區GDP的總和，至今多數中東歐國家還沒有從危機中緩過勁來，所以當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并願意提供高達100億美元專項貸款和一攬子大項目合作（包括高鐵、核電、金融、物流等領域內的合作），中國的倡議立即受到中東歐國家的熱烈歡迎。參加2013年中國—中東歐首腦會晤的中東歐16國領導人共同表示：“中東歐國家珍視對華傳統友好，欽佩中國的發展成就，相信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将為雙方合作開辟更廣闊前景。”[13]

第三類就是發達國家。盡管我們進步很大，但一談到發達國家，很多人的直覺反應就是我們還差得很遠。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國生活了20多年，走訪過所有發達國家，我覺得我們可以在許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國震撼》一書提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準發達國家板塊”，其人口約3億，已經和美國相當，這麽大的人口規模，其産生的影響一定是全球性的。這個板塊的背後還有一個人口更多的充滿活力的“新興經濟體板塊”，這兩個板塊之間已經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動，實現了1+1大于2的局面，這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秘密，并為中國“超越”西方提供了強大的、持續的內在動力。

2011年初，我曾和德國《時代周刊》的創始人、主編特奧·桑默（Theo Sommer）在漢堡進行過一次關于中國模式的對話。他說他剛從上海回來，感覺上海越來越像紐約，是不是沒有中國模式，只有美國模式。我說你可能看得不夠仔細，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您會發現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紐約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紐約，無論是高鐵、地鐵、機場、碼頭甚至許多商業設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軟件的關鍵指标上，比如說人均壽命——上海是82歲，比紐約高3歲；嬰兒死亡率——上海比紐約低；社會治安上海比紐約好——女孩子晚上12點可以在街上散步。換句話說，我想告訴這位德國學者的是，我們的眼光已經超越了美國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們從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以後還要學，但是我們的眼光确實已經超越了西方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制度，而中國的“發達板塊”在這個方面發揮着帶頭作用。

2012年底江蘇省昆山市政府曾經請我去參加一個座談，讨論昆山的發展水平。江蘇省提出的目标是要在中國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昆山是中國百強縣之首，昆山又提出了要在江蘇省帶頭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看了很多昆山經濟社會發展的材料，也實地訪問了昆山的政府部門、學校、社區和企業，然後坐下來讨論，我說，昆山也好，上海也好，其整體發展和治理水平肯定超過了意大利。

有人說，你用“板塊解讀法”，然而全世界都用“人均解讀法”，你就不能用？我說，一定要用“人均解讀法”當然可以用，但如果要準确地判斷中國真實發展水平和百姓的真實生活水平，最好再考慮以下三點：一是用“購買力平價”（PPP）的方法來計算中國和其他國家的GDP，然後再來進行比較，這比官方彙率折算出的數字更符合實際一些。二是融入“人均預期壽命”，因為這是一個綜合指标，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中國2012年的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5歲，遠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中國發達板塊的“人均預期壽命”與美國相當，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壽命都比紐約高，而紐約是美國人均壽命最高的地方。三是采用“家庭淨資産”的方法來計算中國人的實際財富，因為今天多數中國人有自己的房産，他們事實上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盡管很多中國人抱怨房價太高，但中國城鎮住房自有率最低估計也超過了80％，農村則接近100％，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住房自有率已經超過了所有西方國家。現在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但他們的父母幾乎都已有房子，這些房子以後也要傳給孩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年輕人已經不是窮人了。和其他問題一樣，在中國的住房問題上，我主張先肯定，再改進，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績，再來自信地解決存在的問題，中國的問題都說得清楚，中國的問題都有解。

我自己在上海經常坐出租車，跟出租車司機聊天，40歲以上的幾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們平均每人1.5套房子，淨資産至少在200萬人民幣，甚至300萬，他們當然比50％的美國人富有，也比50％的歐洲人富有，而且富很多。歐元區國家的中位家庭淨資産為10.9萬歐元（歐洲中央銀行2013年統計），約等于92萬人民幣，美國還遠遠到不了這個水平。盡管這樣，上海出租車司機還普遍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總之，如果用“家庭淨資産”的方法，把中國人的房産也統計進去的話，許多關于中國的排名都要發生巨大的變化。關于中美“家庭淨資産”的比較，我下面還要詳談。

現在多數國際經濟機構都傾向于認為，即使按照官方彙率，中國經濟的規模也應該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超過美國。有人說，這沒有什麽了不起，因為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到時候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還是只有美國的1/4，但我覺得這樣看問題，恐怕不太懂政治。關鍵是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巨大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可能是不可逆轉的，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變世界的未來。此外，我自己估計到那個時候，中國中産階層的人數應該是美國人口的2倍左右。我用一個美國人和歐洲人大概都可以接受的經濟标準來界定中産階層——因為世界上關于中産階層，沒有統一的标準——我的經濟标準就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加一套産權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為美國、歐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國還要高。在西方，銀行能給你房貸，就是對你中産地位的肯定。我估計十年後，中國中産階層的人數将達到6億多，而美國人口是3億多。到了那個時候，情況将出現巨大的變化。西方今天還不願意承認中國模式，不願意承認1949年新中國的革命意義，不願意承認中國共産黨的作用，不願意承認中國的政治制度，這沒有什麽關系，我們有耐心。但到了那個時候，如果你還是不承認這一切的話，你就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當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承認。說實話，我們現在也不在乎。反過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倒是要質疑你的制度了，實際上我們今天就應該質疑了，你美國那個民主也算民主？是“錢主”吧？

四、有質量的增長

在2013年底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遇見了被稱為“末日博士”的魯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并和他交換了一些看法。魯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長期在意大利生活，後來又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1998—1999年，他曾擔任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資深經濟學家。據說他在2006年預測了美國将爆發次貸危機，2008年上半年他又預測了美國主要的投資銀行可能要覆滅，因為這些悲觀的預測，他得到了《紐約時報》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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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他曾預測中國經濟在2013年将“硬着陸”，當然我們在2013年底見面時，中國經濟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問他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是否比過去更樂觀一些，但他還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資産投資、低消費、低效率維持的，這種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中國未來的不良貸款和公共債務會導致經濟‘硬着陸’”，可能意識到2011年對中國的預測有誤，這次他沒有說中國經濟将在哪一年“硬着陸”，只是泛泛地對我說：“這樣下去，中國經濟遲早會遇到大麻煩。”我個人對他還是尊敬的，因為他對中國經濟的質疑，相比其他經濟學家，意識形态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慮更多是出于對中國經濟數據的解讀。我坦率地告訴他：“你使用的中國經濟數據恐怕不太準确。”

這些年我們國內許多學者和媒體使用了許多不夠準确的數據，某種程度上，這些數據已經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斷。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這方面的問題。搞經濟的人都相信數據，但是數據的可靠性取決于數據采集的标準和方法，如果采集的标準和方法出現偏差，得出的結論就會出現偏差，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裏。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對自己的一切，特別是自己的經濟狀況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評估。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主張的“板塊解讀法”、“購買力平價”、“家庭淨資産”等方法實際上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識的觀察和思考，這種觀察和思考往往與理論思考同等重要。換言之，理論應該“接地氣”，這樣才能較好地把握事實真相。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是很難把握事實真相的。我自己對西方話語的一系列質疑都是從觀察事實開始的。當一種敘述和理論明顯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實際情況時，我自然生疑，進而質疑這種敘述和理論的可靠性，甚至質疑其背後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可靠性。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些觀點：第一，中國內需和消費不足。這個觀點認為全球消費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約是70％，發達國家的比例一般都超過75％，而中國為59％，遠遠低于這個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國內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論中國的經濟要出大問題。我去過印度三次，我的常識判斷告訴我印度的消費水平大大低于中國。西方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由于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西方餐館裏就餐的客人大為減少，但中國的多數餐館看上去一片繁榮，中國的汽車和房産的銷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國人買車大都是買新車，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車、使用汽車信貸的要占半壁江山，中國街道上跑的車、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機、家庭裏用的電器總體上都比西方多數國家民衆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貴。中國的內需怎麽會很低？我估計恐怕是統計方法出了一些問題。

美國《洛杉矶時報》2013年1月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看看各國餐廳的熱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當今的全球經濟版圖”：在中國，盡管經濟增速已有所放緩，但全球經濟增長的40％由它貢獻，一個例子就是盡管有食品安全問題的廣泛報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國民衆在餐廳消費總值卻同比增長了26.1％，百勝集團全球營收近一半都由中國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國，同期餐廳消費增長為2.1％；在日本，盡管有關方面號召民衆踴躍消費，支持災後重建，但同期餐廳消費增長幾乎為零；而在歐洲，債務危機和財政緊縮讓消費者不得不省吃儉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現了餐廳消費負增長。經濟學家張軍就中國內需問題發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證了我的判斷。張軍舉了三個例子說明了中國官方關于消費的統計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國國內的消費水平。第一個例子是中國的汽車消費，其中相當一部分事實上是打入了企業的資本開支，推而廣之，中國相當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費是由公司付賬并打入公司營運成本的，而不是計入個人消費的。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裏，農村人更不租房子，他們是自己蓋房子。中國租房子的人其實只占總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國家，所有統計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業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沒有交易還有一個虛拟租金，即你這個房子如果出租的話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國統計中完全沒有這一項，也不計算虛拟租金，這就少了一大塊。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的高收入家庭（其實中低收入家庭的情況也類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調查，他們不願意公布收入，中國人大量的隐形收入根本沒有進入統計範圍。

張軍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實際上總體消費占比應該是在60％—65％之間。這就和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高增長時期的消費占比差不多，屬于完全正常。[14]

經濟學家史正富也認為，過去34年中，中國GDP中的消費占比約59％，投資占比約38％，相比常規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消費占比确實低了，投資占比确實高了。然而，中國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的增長是令人驚異的。同一時期中，中國社會消費總額從1979年的2 000多億元，上升到2011年約23萬億元。以1990年不變價計，則年均增長率高達9.0％；按人均消費計算，年均增長率約7.9％，這一水平在世界各國中應該是名列前茅的。[15]

我們經常聽到的第二個觀點是：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無疑，中國外向型經濟加大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但同時我也認為以中國今天經濟的體量和規模，所謂外貿占中國GDP的比重達60％以上的判斷估計有相當大的偏差。問題可能出在官方彙率定價上，也就是說，在外貿依存度的統計中，對外貿易額是根據官方彙率為基礎的美元計算出來的，其餘部分的GDP是根據人民幣計算的，這樣一來，外貿占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這些年，随着中國經濟轉型和內需的進一步擴大，2013年官方統計中，中國外貿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們采用購買力平價來重新進行計算的話，估計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還要低一些。

第三個觀點：中國的投資效益不高。中國投資效益高還是不高，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證明，中國的資本産出比，即每單位GDP增長所需的投資量，從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國自1965年至2010年的資本産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更是達到22.64。日本從1980年到2010年的資本産出比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達37.16。我們的資本産出比高于美國和日本。過去34年中，中國的投資效益總體上好于美國和日本。中國高投資帶來的是全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大幅提高，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全社會勞動生産率從0.16萬元提高到1.94萬元，增長了約11倍。

一些學者運用各種數據說明美國企業的效率比中國高，史正富的解釋是，從個體看，美國許多企業的效益可能比中國高，但美國和西方的體制有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周期性危機帶來的破壞，“想想美國過去十來年裏互聯網泡沫破滅與房地産崩潰兩次災難中，有多少企業從“追趕”到“超越”毀于一旦，多少企業投資項目報廢損毀，實在是駭人聽聞！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單個企業投資有效，而社會總的資本産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6]史正富認為，中國的投資率平均高達38％，不但顯著高于西方發達國家，也超出東亞儲蓄率較高的經濟體。但是，高投資帶來的是高增長，而不是高浪費。衡量投資回報效率最簡單的綜合指标是資本産出比，按此指标來看，中國的表現不差。

第四個觀點：公共投資和地方債務過大。國內外對中國政府性債務議論很多，但實際上，中國中央政府2012年的國債餘額僅占國內生産總值的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國政府性債務數字，表明政府負債率為39％。經濟學家林毅夫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說時說，他看到的地方債務的最高估值為17萬億，相當于2012年國內生産總值的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相加占國內生産總值的47.6％，總之明顯低于國際通行的60％底線。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負債達國內生産總值的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國家積累的政府負債均超過國內生産總值的100％。

更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的政府負債大都用于支持消費，換言之，這是真正的債務；而中國各級政府的負債大都是用于投資的，是有資産作抵押的。中國還有3.95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此外，中國民間的儲蓄率也相當高，超過國內生産總值的50％。從這個角度看，林毅夫認為中國利用財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間是西方國家所難以比拟的。[17]

第五個觀點：中國經濟是粗放式增長，只有量的擴張，沒有質的提升。我的觀點還是要通過國際比較來看清楚這個問題：中國經濟确實有粗放式增長的問題，但比較其他國家，中國經濟中，質的提高應該是世界上最快的。從量的方面來看，中國在許多領域內的經濟規模都達到了世界第一，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2014年1月22日公布說，2012年“全球出口市場占有率第一産品數量”前十名依次為中國（1 485個）、德國（703個）、美國（603個）、日本（231個）、意大利（228個）、印度（144個）、荷蘭（138個）、法國（104個）、比利時（94個）和英國（81個），韓國是第14位。也就是說，中國“全球第一産品”的數目幾乎是美國、德國、日本三國的數目之和，是印度的10倍多，這種量的“超越”來之不易，本身就值得充分肯定。[18]

從質的方面來看，中國經濟已經從勞動力密集型為主，轉向了勞動力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齊頭并進的局面。中國在技術領域內“追趕”和“超越”西方的勢頭正方興未艾。“中國制造”等同于勞動密集型産品的概念已經過時。2012年上半年，中國出口的機電産品已經占中國出口總量的3/5，而紡織品、服裝、箱包、鞋類、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類産品合在一起，占中國出口總值的比重約1/5。

今天世界上最好的火電廠（超臨界機組）、水電站（最大單機容量）、核電站（第三代與第四代核電站）、電網（特高壓電網）以及最好的煉化廠之一（鎮海煉化）等都在中國。世界上最好的煤制油工廠、最好的石油開采技術、最大的模鍛壓機、最好的大件鑄造技術、最大規格和最大承重的數控機床、首臺智能化數控機床等等也在中國。中國的陸工機械、海工機械、造船業的水平，也都已處在世界先進行列。中國的4G通信技術标準已被國際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設備制造商，中國占有兩席。中國的生物醫藥業也在快速發展。據報道，中國高端通用芯片、基礎軟件、核心電子器件、大型集成電路裝備的從研發未來将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兩會”期間，科技部部長萬鋼甚至坦言中國越來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鎖了，因為現在幾乎“沒有我們造不出來的東西”。[19]

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而且擁有全球最為完整的産業鏈。在此基礎之上，中國還具備了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一種特殊競争力、一種超越性的綜合競争力。比方說，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集資本、技術、管理、勞動力為一體的國家。也就是說，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已有能力把全世界的高鐵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的發電站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的地鐵工程包下來，把全世界各種大型和超大型的工程承包下來，我們不僅能提供各種大型設備，而且能夠提供信貸、技術、管理和勞動力。這種競争力與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優勢（特別是戰略決策力和中長期規劃能力）相結合，可以構成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一種超越性的綜合競争力。2014年，中國政府提出願意通過互利合作，幫助非洲實現“三大網絡”（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區域航空網），非洲為之歡呼，西方為之震驚，其背後就是中國的這種綜合競争力。

當然，我們說中國的增長不僅是量的增長，而且是質的增長，并不是說我們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産業鏈上，我們總體上還處在中、低端。為此，我請教過一位對這個問題有相當研究的德國學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與德國在制造業上的差距。他說：“總體上，德國仍然處在高端，中國處在低端和中端，但中國這些年進步非常快，低端已開始進入中端，中端也在進入高端，過去德國曾希望在技術上能保持領先中國10年，但現在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這個差距縮到了5年，甚至更短，有的只差1年。”至于經濟已經“空心化”的西方國家，如美國和英國則倍感失落。英國《獨立報》網站2013年10月報道了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訪華後的感嘆：“二流的英國必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