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從“神話”到“實話” (1)

一、皇帝的新裝？

“在中國，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2010年11月23日，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志（The Globalist）以這樣一個标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中國出現的一種奇特現象。這篇文章的美國作者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甚至可以說是扭曲的時代。突然間，最擁護美國的人都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産生了深切的懷疑，不知道這個國家以後還能不能繼續輝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國媒體之行中，我們發現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這是令我們最為吃驚的。當中國學者聽到我們美國記者學者批評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國社會陷入嚴重沖突時，他們會非常不高興……他們跟我們說，不要再說美國怎麽不好了，我們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相信美國有美好的未來是令我們中國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動力。”沿用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的邏輯，那就是“請你們這些美國人不要再說美國的問題了，不要再說美國在許多方面就像沒有新裝的皇帝了，說了我們也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美國代表了光明和未來，我們現在還在黑暗中掙紮”。

當然，這些人的願望歸願望，我們還是要了解一個真實的美國，這是為了避免被美國及其扶持的勢力忽悠，也是為了在中國崛起的偉大進程中，知己知彼，最終全面超越美國和美國模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把真實的美國搞清楚，大有裨益。今天去過美國的中國人已經很多，我們已經可以透過各種煙霧和屏障，了解一個比較真實的美國。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從神話到實話的過程。

像中國一樣，美國也是一個複雜的國家，描述美國也可能出現“盲人摸象”的情況，也就是敘述了美國的某一個方面，卻忽視了美國的另外一些方面。但一些“大V”編出來的謊言實在是太離譜了，還是捅破為好，否則美國人聽了都會臉紅的，如“美國公立學校教育質量很高”，“美國是個高福利國家”，“美國的社會保障很強”，等等。

2014年初觀察者網曾刊登過一位旅居紐約的博主所寫的文章，題為“論美國貧富差距”，該文分析了造成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的原因，屬于“接地氣”的美國敘述，與我多年對美國的觀察相當吻合。文章如是說：

打開電視，無論是新聞電視直播，還是電影電視劇，你常常能看到美國普通老百姓的身影：身材肥胖，啤酒肚，膚色黑黃，皮膚褶皺，衣着邋遢。開着一輛舊車，長年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服務業，數學不好，勉強讀完高中，十七八歲就開始做售貨員收銀員，或者在當地工廠當工人，拿着政府的救濟糧食券（food stamp），在超市裏只買最便宜的轉基因食品和大量垃圾食品如薯片、汽水，不喜歡讀書，自我感覺良好。這樣的人占到了美國人口的50％以上，與在曼哈頓見到的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精明能幹、品味考究的白領，以及常青藤大學裏英俊帥氣、穩重禮貌、經歷豐富的學生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不用說長島那些坐直升飛機的大老板和富豪了。[1]

文章認為，美國社會階層的嚴重固化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教育，特別是昂貴的學費，阻斷了絕大多數窮人通過教育的上升通道：從“神話”到“實話”“頂級學校一年5萬美元以上的學費，就可以将大部分黑人擋在門外。另外，父母素質和受教育水平低下、理念的落後更是阻止這些小孩進一步努力的根源。除了少數學生能被名校錄取，得到獎學金資助外，出身貧困家庭、自身又不算非常拔尖的學生，只能去讀州立大學、社區大學，甚至辍學。其他的怎麽辦？去超市賣菜，去食品店送外賣，去當服務員等，這一輩子大概就這樣，前途渺茫，他們必然是失落的一代，他們的孩子也難逃他們命運的重複。”

二是知識，這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社會底層普遍存在的反智主義，特別是“反數學”和“反書呆子”，還有就是知識産權保護的過度使用。“反智主義的奇效在于，那些年輕無知的小孩會說：哈，讓那些書呆子去成功吧，爺是不在乎數學的，喝下了一瓶自我麻醉的奇效藥，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勁了。讓他們去學精算、統計、金融、數學、計算機？更是想都不要想，貧民的孩子沒有技術，很難和那些富家子弟競争。改變命運更加無從談起。”至于知識産權，一般認為它有利于推動發明和創新，但知識産權的過度使用又産生了中國人所說的“過猶不及”，它造成了知識與財富的高度壟斷，使既得利益和社會階層不斷固化，最終反而阻礙了知識的擴散和社會的進步。該文說，在美國，由于知識産權的過度保護，“無論是買課本，聽歌，還是看書雜志電影，都需要花錢購買。例如一本新的課本售價一般200美元左右。一本普通的流行讀物20美元左右，一張CD12美元左右，一本雜志5美元左右，不像中國，新浪愛問、QQ音樂、快播什麽的一鍵搞定。這導致窮人無緣接觸（購買）許多知識，于是，他們只能尋找替代途徑獲得免費信息：電視、網絡的免費資源。電視充滿腦殘娛樂的節目，美國尤甚（因為好頻道是要付費的）”。

作者認為美國電視和網絡上大量免費的“腦殘的節目”使美國衆多民衆只滿足于感官娛樂，不求上進，再加上“垃圾食品摧毀這些人的健康和智識”，這種狀況與多數中國人忙于充電，積極上進，不斷尋求改善自己命運的狀況真有天壤之別。作者相信（筆者也相信），“随着中國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的中産階層及知識精英很快将會過上比美國大部分老百姓更好的生活”。

我們還可以關注一下美國今天的社會保障水平，特別是醫保和養老這些今天中國人也非常關心的問題。中國的全民醫保起步時間還不長，但到2011年，中國的基本醫保已覆蓋全國95％的人口，換言之，中國已經構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醫保網，保障水平總體不算高，但一直在穩步提高。相比之下，美國至今還有1/6的人口（近5 000萬）沒有任何醫療保險，而參加了美國醫療保險的人也經常有苦難言。一位留美學生的博客上曾經流傳過一篇很火的帖子，标題是“國內醫療差，咱倆換換？”，大致道出了中美醫療保險和醫療服務的主要差別。[2]"文章不無調侃地說：“曾經認為（在每月支付了上千美金的醫療保險後）有病是可以直接上醫院的，化驗結果是可以20分鐘取到的，在醫院是走兩步就能拿上藥的，大出血醫生也是會讓輸血的，心梗了急救車拉一下是不會破産的，半夜吊水是不用付過夜費的，生了孩子也是可以住那麽兩天院的。如果你今天還敢這麽認為的話，恭喜你，因為你很可能生活在一個滿足上述要求的國度，它叫中國。”

他們比較了中美醫療保險的差別：“在中國，醫療保險的實質是一個賬戶，意思是裏面有錢。美國的醫療保險只是一張有你名字的卡，分文沒有。美國是一個沒有政府醫保的資本主義國家。提供醫療保險的都是私企。私企有HMO、PPO兩種，占據97％的市場。兩種是一家公司，明白什麽叫壟斷了吧？我們每人支付500美元，有了孩子後加300美元。我們的公婆家在南加州聖地亞哥，每人也付500美金。育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個不幸患有先天糖尿病，私企對此孩子以“已經存在的疾病”（pre-existing conditions）為由拒絕提供醫保。全部自費。無論HMO還是PPO，無論險種，私企給你報銷的看醫生/拿藥的比例是不定的，報銷看甲醫生還是乙醫生，拿A藥還是B藥的比例，也是不定的，報銷今天看甲醫生還是明天看甲醫生還是不定的。明白什麽叫瞬息萬變了吧？總之，美國醫療收費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随機性和刺激性。你看醫生時候是不可能知道要交多少錢的，因為醫生不知道啊，說要上奏保險公司啊，去看醫生時付的幾十塊錢不過是個見面費，1—2個月後會給你寄賬單來，那才是‘看醫生費’。而賬單全部是醫保公司自定的縮寫，基本和戰争時期密碼異曲同工。你要真想看懂賬單，估計得去研究生院專門上一門課的功夫，6學分那種……（有時）接到賬單才發現保險公司分文未報銷。你怒什麽怒？誰讓你買保險時沒好好讀那50頁的文件？人保險公司都寫了，每個月捐錢的基礎上，根據你的險種不同，你只有消費到幾百至幾千以後才開始報銷那個百分比的。前面幾百幾千塊是自掏腰包的！你就病了一兩次今年沒花到限額怎麽辦？不好意思，那您今年就全額自費了，明年開頭限度又從零開始算。放心吧，我們保險公司是不會倒閉的，咱這政策幾十年不動搖的。”

養老保險也是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養老保險，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整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基本養老保險的全覆蓋。2013年，中國已有2.05億人享有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标準最近又提高了10％；相比之下，美國的養老恐怕只能用“一代不如一代”來形容了。戰後出生的美國人，即出生于1946—1964的一代人（大致等于中國人所說的40後、50後、60後）能享受的保障已經明顯低于他們的父輩，而且前景不甚樂觀。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百姓財富縮水是一個主要原因，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養老金市場化改革則是另一個主要原因。金融危機使美國55—64歲人群的家庭淨資産中位比他們的上一輩降低了8％左右。2011年的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公共政策研究所（AARP Public Policy Insititute）所做的民調表明，這一代人中有超過50％的人認為他們退休後的生活将不如自己的父母，因為他們大都已經沒有了他們父輩所享受的那種養老金待遇。美國的退休年齡比中國晚5至10年，要工作到66—67歲才能完全退休。2013年美國人拿到的養老金平均為1 200美元左右，這點錢在美國生活是非常不易的，即使你的房貸已經付清，你每年還得交大筆的房産稅（大約為房産價值的1％—3％，一套價值30萬美元的房産一年就可能耗掉你養老金的1/3甚至更多），看病的費用更是貴得離譜，所以美國老人退休後繼續工作已是普遍現象。

談社會保障，恐怕還要比較一下一個社會整體的安全程度。在這個方面，中國比美國要好很多。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而美國多數城市裏，誰敢夜間一個人散步？我在《中國觸動》一書中曾這樣比較過中美的社會治安，如果中國拿5分的話，美國最多只能拿到3分。[3]在中國的絕大部分地方，晚上坐公交或者步行是安全的，幾個朋友結伴到中國任何地方旅游幾乎都是安全的。我認識一個瑞士學生，他和三個中國同學一起，騎着小摩托，花了三四個月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沒有遇到社會治安問題，他回來後對我說，中國的治安情況肯定比瑞士好，而瑞士是西方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2012年，中國命案發案率是每10萬人0.8件，比瑞士和日本都低。相比之下，美國2011年發生了大約15萬起命案，平均每10萬人50件，是中國的60倍。[4]

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家庭文化和敬老文化對現在的醫保制度和養老制度是一種有益的補充。美國的傳統與中國不一樣，美國是典型的個人主義“原子化”社會，你歸你，我歸我，老人歸老人，孩子歸孩子。你老了病了，你自己扛着，你的老伴也許可以幫幫你，但哪有什麽子女盡孝道的觀念？哪有什麽單位領導和同事來看望慰問？多少美國公司專門找“合法”借口來解雇50多歲的員工，以減少自己醫保和養老的負擔。2013年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去世，她的孩子聲明不來料理後事，還要求外界尊重他們的隐私，這在個人權利第一的西方社會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有自己的更為溫馨的文化傳承，特別是對自己的父母和親人。難怪我的《中國震撼》出版後，知名的美國政論家羅伯特·庫恩在評論中也說“‘中國模式’更高遠、更人性化”。

當然，總體上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在構建過程中，還存在着諸多缺陷，如地區分割、城鄉分割、部門分割等等。但重要的是，我們國家，從上到下，都已經形成了強烈的共識：我們要建立一種更加公平的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的保障水平也将随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全民共享中國發展成果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國企未來還将拿出30％的利潤用于社會保障事業。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論述，其中兩條是他從不退讓的底線，一是黨的領導，二是公有制占主體。有了這兩條，不管中國出現多少問題，我們都有辦法來進行糾正。過去30多年，在我們社會財富爆發性增長的同時，我們社會的貧富差距也拉大了，但靠着這兩條，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還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們的社會保障事業還是取得了舉世罕見的成就。我們探索的社會保障的模式，既要避免過度資本化的模式，也要避免過度福利化的模式，最終在中國建成一套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全面超越美國模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二、“美國夢”出了什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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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國內一所大學參加了一場關于“中國夢”的讨論，有人問我：很多中國學子想去美國留學，對于他們，“中國夢”的意義何在？我說，他們去美國可以做“美國夢”，也可以做“中國夢”，而我個人認為，“中國夢”已經比“美國夢”更加精彩，而且這個趨勢估計還會繼續下去。

長期以來，“美國夢”幾乎是很多美國人毫無懸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國人移民美國所追逐的願景：只要你遵守規則，勤奮工作，不論來自何方，不管你來自社會哪個階層，你最終都可以獲得成功。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曾這樣解釋“美國夢”：“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麽樣的社會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種得天獨厚的機遇……他有權生存，有權工作，有權活出自我，有權依自身先天和後天條件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用今天“中國夢”的話語，就是“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但今天“美國夢”似乎已經風光不再。2012年美國出版了一本名為《被出賣的美國夢》（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的書，引起了轟動，作者是兩位美國的資深媒體人唐納德·巴利特（Donald L.Barlett）和詹姆斯·斯蒂爾（James B.Steele），他們倆長期做調查報道的搭檔，也兩度獲得普利策新聞獎。這本書講述了“美國夢”不複存在的現狀以及“美國夢”是如何被“出賣”的，被誰“出賣”的。

兩位作者通過對美國人過去20來年實際生活的調查，認為曾經激勵過那麽多人的“美國夢”早已成了明日黃花。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為基數來計算，到2011年美國家庭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只有89.4，換言之，美國中産階級的收入十年間減少了一成以上。美國的貧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稅金從1980年開始日益減少，從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從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數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會財富的40％。[5]

美國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損失。過去20來年裏，美國傳統的退休金制度被401K個人退休儲蓄所替代，與傳統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貢獻大為減少，而401K的表現與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現密切相連，一場金融危機襲來，多少美國人的退休儲蓄大幅縮水，甚至被洗劫一空。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對危機的影響作了這樣的評估：盡管有經濟複蘇的跡象，但現在美國經濟的規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小15％。他認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關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國今天的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嘆：“美國自稱‘機會之地’或者至少機會比其他地區多，這在100年前也許是恰當的。但是，至少20多年來的情況不是這樣。”[6]

與美國夢一路下滑的情況相比，中國夢則展現出了強勁上升的勢頭。僅就物質生活而言，過去20來年，多數中國人事實上經歷了一場財富革命，如果一個中國人過去20年裏移民美國的話，今天再回到家鄉，他可能會強烈地感受到中美兩國命運的巨變，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調也印證了我的判斷。美國皮尤中心2013年跨國民調表明，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非常滿意”，在美國，這個比例為31％。英國的WWP集團發布了《中國夢的力量與潛力》調查報告，認為“中國夢的吸引力未來可超越美國夢”。受訪中國人中有超過1/3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理想國度”，但這種看法僅限于當前，有42％的中國民衆認為，再過10年，中國将會成為“理想國度”。[7]

究竟是誰出賣了美國夢？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是美國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們通過權錢交易動搖了“美國夢”的基礎，使得普通美國人成功的機會越來越少。美國的政府替富人減稅，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們的大公司能給美國創造大量的就業，但這種局面基本沒有出現。富人和大公司不熱心把利潤彙回美國國內，而是更多地把錢財轉移到開曼群島、巴哈馬群島、盧森堡、瑞士等逃稅天堂；富人與政客勾結，左右了智庫報告和媒體宣傳，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結果在短短的20來年內，“美國中産階級所享有的工資、福利和其他許多經濟利益都被侵蝕”。

當然，該書作者也提到美國大公司出于超級利潤考慮，紛紛把工廠遷到了中國，導致中國工人搶走了很多美國工人的飯碗，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夢”其實還是比較包容的，某種意義上與“美國夢”也是相通的，“中國夢”的實現不妨礙“美國夢”的實現。在中美兩國經濟高度依存的今天，“中國夢”甚至可以幫助許多美國人實現“美國夢”。在中美經濟關系中，雙方都獲益匪淺，但如果僅就貨幣化的利潤角度而言，美方無疑是獲益更多的一方。問題不是中國工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而是美國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問題，美國富人從中國獲得的大量利潤只是肥了富人自己的腰包，而沒有通過稅收等手段回饋到美國的普通百姓。

這就牽涉一個更大的問題：美國自己的政治體制是不是出了問題。其實，美國與其天天不厭其煩地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體制困境，好好推動一下自己的體制改革。如果這麽大一場危機之後，普通美國人的資産損失在1/5到1/4之後，還是不深刻反思體制問題，還是不懲罰造成危機的金融大鱷，還是繼續金融界高管與政界高官之間的“旋轉門”（即先在金融界工作，然後去政府工作，然後再殺回金融界工作），還是僅僅滿足于通過美元量化寬松來轉嫁危機，那麽下一場危機恐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我在《中國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敗”這個概念來描述美國金融危機背後的腐敗。“腐敗”在中國是一個廣義詞，在媒體中廣泛使用，幾乎可以用于任何領域，如足球腐敗、新聞腐敗、醫療腐敗、金融腐敗、學術腐敗、交通腐敗、彩票腐敗、節日腐敗、低齡腐敗等。相比之下，“腐敗”在美國媒體上是一個狹義詞。這麽一場導致美國百姓資産平均縮水至少1/5的金融危機，美國主流媒體最多只使用“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來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敗”這個事實上更為準确的概念，因為1.5萬億美元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産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産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些金融大鱷鑽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坑蒙拐騙，無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特別是“金融欺詐”和“監管套利”等行為令人發指，導致美國百姓財富大縮水，并最終禍害全世界。[8]

其實，美國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獻金”和“金錢游說”等現象都屬于“第二代腐敗”，中國把許多駐京辦看做腐敗，而美國把華盛頓成千上萬家游說公司看做“公民社會”；中國禁止買官賣官，美國政治捐款多的可以當大使，這些把解決不了的腐敗問題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國司空見慣。但依我之見，美國對“第二代腐敗”的容忍最終只會造成美國未來更大的危機，加速美國的衰落。2013年美國的政治暢銷書《這座城》（This Town），生動地記錄了美國各種游說集團如何玩弄美國政治的。美國現在的立法幾乎都充斥了無數的妥協條款以充分地保護各種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奧巴馬的醫改法案（《患者保護與評價醫療法案》）長達2 000多頁，包括了各種補充條款和例外條款，說白了，這又是一個錢權交易後産生的、執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開始複蘇，但也有人對此表示疑慮。政府花納稅人的錢拯救了銀行，銀行繼續把錢投入股市、房市和虛拟經濟，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現了某種“複蘇”，但美國經濟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沒有任何觸動，這種“複蘇”說不定只是下一場危機的前奏曲。嚴格地講，這場危機恐怕是結構性的危機，而非簡單的周期性的危機。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由于美國這些年并沒有真正推進結構改，過去每次嚴重衰退後美國複蘇的标記是7％至8％的增長率，但這種情況這次沒有出現。[9]

也有學者認為，即使2009年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複蘇”的跡象，但最富有的10％的美國人獲取了經濟“複蘇”成果的149％，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複蘇”成果的81％，而其餘90％的人的收入還在縮水。如果多數民衆的收入持續下降，這又必然導致持續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國又該如何支撐其經濟複蘇和增長呢？這是擺在美國面前的一個難題。[10]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則警告美英為“英語圈繁榮”洋洋自得的預言家們不要高興得太早，20世紀90年代美英兩國也曾如此躊躇滿志，甚至喊出“華盛頓共識”的口號，認為美國的互聯網革命和倫敦—紐約金融圈将成為全球化經濟時代的樞紐，如今“華盛頓共識”幾乎已被歷史遺忘。文章稱，美英所經歷的是“歷史上最弱的一次經濟複蘇”，美英不過是工業化國家“選醜比賽”中“相對不那麽醜的兩個”罷了。文章認為美英的相對複蘇，是靠歷史上罕見的貨幣寬松政策“買”來的，這些貨幣将資産價格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鮮明的例子，是美國股市市盈率高到離譜，但就業率卻仍在低位徘徊不前。雖然美英經濟比一些國家要好，但“不要因此就以為好日子馬上就要來了”。[11]

我個人認為，這一切的背後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大問題：美國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種充分組織和動員起來的利益集團所綁架。美國的“三權分立”也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之外，強大的資本力量左右了美國的各種制度安排。一個良好的現代政治制度應該能夠确保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實現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我認為，這三種力量之間失衡，資本力量獨大，這就是美國夢被“出賣”的主要原因，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詳談。

三、“市場原教旨主義”行不通

資本力量獨大也引起了西方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2012年瑞士達沃斯論壇的一個主題就是“改造資本主義”，不少與會者把焦點對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礎上形成的“華盛頓共識”，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其核心觀念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恢複經濟平衡，不需要政府進行任何幹預。但随着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的擴散和深化，它在整個西方的口碑從未像今天這樣糟糕，但在我們國內，特別是理論界，“市場原教旨主義”至今影響還不小。其實在市場問題上講得最到位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在20年前的南方談話中擲地有聲地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2]所以我們才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其核心是将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從過去數十年的實踐來看，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雖然還需要不斷完善，但已經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

我們一些經濟學家總認為世界上有一種在私有制基礎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場競争模式，但他們沒有回答一個問題：世界上除了教科書上之外，哪裏有這樣的市場經濟？美國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顯然不是，美國農業是高度補貼的，中國公司要并購美國公司遇到多少困難，華為公司要進入美國遇到多少障礙。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要亞洲國家放棄政府幹預，讓市場來決定一切；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際，美國政府自己卻進行了大規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嗎？也不是，瑞士農業也是高度補貼的，國家對于建築業管得很嚴，不讓其他國家來競争，瑞士銀行業的保密法延續了數百年，這是典型的不公平競争。尋遍世界都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如果說有，大概就是東歐一些轉型國家了。東歐轉型的時候有兩個“休克療法”，一個政治“休克療法”，一黨制變成多黨制；一個經濟“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連自來水公司和出租車公司都徹底私有化并賣給了外國人，但你問一問匈牙利人民是現在生活好還是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說20多年前更好，這些年匈牙利主權信譽評級都已經是垃圾級了。

實際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顯形：西方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繼續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職能，結果這次“調整”只能以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告終；西方90年代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也以徹底失敗告終，但市場原教旨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