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從“神話”到“實話” (2)
者還是執迷不悟，最終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設，實際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曾反思過這種“理性人”的假設及其帶來的災難，他說他處于“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态，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此外，今天這個世界上，“看不見的手”已經包括了大量虛假的“看不見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經濟，世界上用于投機的資金數十倍于世界貿易總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必要的政府幹預和保護，中國所有的資産都可能被西方投機大鱷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西方許多人士就開始反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英國女王曾詢問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你們為什麽沒有預測到金融危機的到來。西方許多學者都參與了這場關于金融危機的反思。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撰文“經濟學為什麽錯得這麽離譜？”：“以我的觀點，經濟學界所以誤入歧途，是因為就經濟學家整體而言，常常把披着精妙數學外衣的美麗錯誤當做真理……大多數經濟學家死抱着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觀點……對很多東西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學家布拉德福德·德朗（Bradford De Long）認為：次貸危機、金融危機，說到底，都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惹的禍。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監管是場災難：“雖然總體來說，被監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長遠利益，但金融家們太愚蠢，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只想賺錢，然後說‘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如果這種觀點的确是對的，那美國将有很大的麻煩。”[13]
中國的混合經濟模式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至少保證了我們的崛起。國內有人天天在罵國有經濟，我們國有經濟當然有改革和改進的巨大空間，但這些人怎麽就沒有看到引爆金融危機的那些華爾街銀行都是私有的，日本出現核污染問題的東電也是私有的。我們的國有銀行也有自己的問題，需要進行更多的改革，但我們老百姓對自己放在銀行裏的錢至少是放心的，知道它不會一瞬間消失，而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進行“休克療法”的時候，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襲來的時候，多少人一生的儲蓄和投資被洗劫一空？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很多經濟學家用了一個詞叫“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翻譯成“裙帶資本主義”似乎更為貼切），但當時不少東亞學者指出：“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确實是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但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不受監管的“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如果美國政府當時聽取這個建議的話，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許就可以避免了。中國模式鼓勵競争，但不允許中國的銀行變成賭場資本主義，要不然老百姓的錢會被洗劫一空的。我們總的思路是，民進國也進，雙方有分工也有合作，這個進程還沒有達到其最理想的目标，但這個思路是對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西方行不通，在中國也行不通。達沃斯會議讨論的“改造資本主義”問題，我看最需要做的就是摒棄“市場原教旨主義”。
有意思的是，就在國內一些學者大談中國的所謂“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之時，西方自由主義的旗艦雜志《經濟學人》于2014年發表了全球“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排行榜，結果是香港名列第一、臺灣名列第八、美國名列第十七、中國大陸名列第十九，不知這些學者如何評判這樣的排名。《經濟學人》雜志如是說：“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被視為壟斷資本主義的高峰，像洛克菲勒這樣的財閥掌握了國家大部分的財富，并通過賄賂政客為自己謀利。随之而來的大蕭條一度讓西方國家對此警醒，建立起更公平的經濟體系。但今天發達國家正迎來第二次‘裙帶資本主義’時代，而新興國家也在經歷着歷史上的第一次財富大集中。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中，1％的富豪階層正在不正當地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把世界變成了一個新的‘瑪蒙之國’（Mammon是基督教傳說中的惡魔，代表金錢和財富）。”“這些富豪正熱衷于通過‘尋租’來攫取利益，他們致力于分得蛋糕上更大的部分，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賭場、能源、國防等領域成為富豪‘尋租’的重災區。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富豪財富占GDP的比重接近80％。”排名第二的是俄羅斯，大約為20％。美國政府照顧華爾街的利益，導致了2008年的嚴重金融危機，也是美國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經濟學人》稱中國大陸“在這一統計中表現良好，其原因之一是國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銀行和自然資源，使得這些尋租的重要來源不會落入個人之手。此外，中國新興産業的開放性培育出了一批健康的企業主”。該報道稱，在這份榜單上表現良好的國家都擁有更好的官僚制度和機構，而香港政府的反壟斷已經長期軟弱無力。[14]
四、西方開始了制度反思
過去數十年中，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推銷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細觀察，他們主要推銷兩個東西：一個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另一個是民主原教旨主義，但産生的效果似乎越來越差。“顏色革命”随着烏克蘭的分裂動蕩已基本“褪色”完畢，“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沖突震蕩已變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別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國家自己也真相信這些東西了，結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島、希臘等國先後破産，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處在破産邊緣，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深陷債務危機，美國經濟也沒有搞好，多數人的生活水平，20來年沒有改善，反而下降，國家更是債臺高築。這樣的結果估計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堅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國，它正以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規模和勢頭迅速崛起，多數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西方終于有不少人開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問題了。2014年3月，《經濟學人》罕見地刊發了封面長文“民主出了什麽問題”，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滞了，甚至可能開始了逆轉……1980年至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進入新千年後，民主的挫折越來越多”。作者把這種挫折歸咎于兩個原因：“一是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二是中國的崛起。”作者甚至引用了我對西方制度的尖銳批評：“（西方）民主正在毀掉西方，尤其是美國，因為這種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決策平庸化，還經常選出一些像小布什這樣的二流領導人”，當然作者的出發點是“恨鐵不成鋼”。[15]
西方民主模式究竟出了什麽問題？從西方人士對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來看，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問題，即金錢政治、失靈政體、債務經濟。
“金錢政治”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經濟學人》文章指出，“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16]一個例子就是奧巴馬的醫改法案，如前所說，它竟長達2 000多頁，包括了各種補充和例外條款，坦率地說，就是大量錢權交易後産生的一個妥協文件。“金錢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對公司和團體支持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Harold Meyerson）驚呼：“這個裁決似乎證實了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的批評，即美國民主是富人的游戲。”不久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裁決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美國民主就真成了“錢主”，連美國右翼參議員麥凱恩（John Sidney MclainⅢ）都憂心忡忡地說：“美國今後将醜聞不斷。”[17]
美國保守派學者福山在“美國沒有什麽可教給中國的”一文中認為“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金錢已經成為選舉的王牌，最高法院認可企業有權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來支持有利于它經營的候選人和政策……而中國恰恰相反，中國的制度不可能犧牲整個體系的需要，讓企業參與政府的決策，從而滿足它們的底線”。[18]
“失靈政體”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島政府國家治理無方導致了國家破産；希臘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極其混亂，導致了現在的深層次危機；比利時經歷了50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局面；歐盟內部解決實際問題的效率極低；日本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十年九相；美國如此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但金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政府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了災難，美國的綜合國力也随之直線下降。
“失靈政體”還體現在美國政治的“極化”，即黨派激烈對抗導致“否決政治”和“治理癱瘓”。福山說中國制度能“迅速做出複雜的重大決定，而且……使決定得到較好的落實。而美國人的憲法制衡原則雖然保障了個人自由，使私營部門充滿活力，但現在已變得對立、分化和僵化”。[19]
希臘情況也很能說明問題。雖然國家深陷債務危機，但希臘的各個政黨還是為下一輪競選而沒完沒了地扯皮。希臘一方面仰賴外部的救援，另一方面又不願意接受削減福利的安排。為此，希臘領導人去年竟然公開主張采用公投來要挾歐盟，一時使整個歐洲陷入緊張，各個政黨都繼續為競選奪權而惡鬥，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希臘國內黨派間達成某種交易。英國《金融時報》是這樣評述希臘政治的：“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争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歐盟乃至世界經濟整體産生嚴重後果。”[20]
牛津大學教授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經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滅命運的“臨界點”，“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通過政府權力間彼此制衡，最終更好地為公衆服務。但今天，權力互相牽制形成了僵局，整個國家得不到亟需的良好治理。任何一個旁觀者都會輕易而驚愕地發現，美國的‘社會不平等’與‘政府不作為’是那樣的密不可分。原本賦予憲政體系的權力被諸如政治行動委員會、智囊團、媒體、游說團體等組織榨取和篡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并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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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債務經濟”，今天幾乎多數的西方國家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即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從政治角度來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為了拉選票都競相讨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支票而耗盡國庫。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是這樣形成的，美國居高不下的債務危機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樣形成的。
《經濟學人》文章承認“對民主最大的挑戰既不是來自上面也不是來自下面，而是來自內部，來自選民自身。事實證明，柏拉圖有關民主制度會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悅時刻’的擔憂充滿了先見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業已形成了不把巨額的結構性赤字當回事兒的習慣。他們通過借債來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長期投資。法國和意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機已經将這種債務民主制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22]
新加坡著名學者馬凱碩2013年底寫了這麽一段話：“2013年10月7日，我在巴厘島出席了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奧巴馬總統不幸缺席。中國領導人在那裏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激發起的興奮感是顯而易見的。一些較有實力的國家親眼見證了一個新世界秩序的出現，在這個秩序中，美國變得心煩意亂，相對而言，中國受到的特別關注似乎要大得多。”奧巴馬一面高調地主張“重返東亞”，一面連這麽一次重要的峰會都無法出席，因為國會作梗，美國政府不得不關門好些天。福山對此似乎也看不下去了，他評論道：“美國備受推崇的制約與平衡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否決政體’——它使得代表少數人立場的各種政治派別可以阻止多數派的行動，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動。”他對美國今天政治制度的判斷是：“我們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動，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決定。”[23]
五、也給西方制度把把脈
以上敘述的主要是西方有識之士對西方政治制度所作的反思，我們今天還有必要從中國人的視角來評估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中國人要用自己的标準和話語來給西方的政治制度把把脈，診斷一下這個制度得了什麽病。依我之見，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可歸納為“五個缺乏”，即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選賢任能”的機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了，西方整體走衰的頹勢還會加速。
第一，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突出地表現在多數西方政客似乎無法（或者說不願意）按照事物本來面目來認識和處理事物。盡管西方號稱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識形态禁锢極多，對內是“選舉政治”化，對外是“意識形态”化。“選舉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為都首先考慮“選舉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國的金融海嘯本質上緣于金融監管失控和資本力量對體制的控制，但美國兩大政黨卻不願意實事求是地看問題，而是忙于轉移視線，把責任推給中國，聲稱中國操縱了人民幣彙率和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危機當頭，美國兩黨卻繼續對抗，使許多改革提案的讨論變成了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美國共和黨使用或威脅使用了“阻礙議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項陷于癱瘓。這種空耗內鬥從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從未中斷，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8月5日曾發表過題為“美國選擇自我毀滅”的文章，驚嘆“我們很難記起美國政治中還有比眼下更哀涼的時刻”。文章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拆牆腳，甚至“希望經濟盡可能糟糕”。[24]
從對外政策來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強烈色彩。許多西方政客和媒體實際上還生活在“神學時代”，拒絕“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個早已發生了巨變的世界，他們至今還死抱着冷戰時期的“民主與專制”兩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為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結果世界上就出現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劣質民主國家，選完就亂，亂了就打，打了再選，選完再亂。
第二，缺乏“選賢任能”的制度。西方社會今天極其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種“選賢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許多西方國家裏，多黨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游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競選，把競選等同于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于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于打勝選戰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游戲民主”所産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
南歐的“笨豬四國”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會競相讨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希臘的帕潘德裏歐和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是這些國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孫三代擔任希臘總理，是西方“游戲民主”裏小範圍選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貝盧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擁億萬家産，控制意大利主要傳媒，盡管關于他的各種緋聞和醜聞幾乎從未間斷，但他還是三度出任了政府總理。這些國家都曾相當風光，但一代無能的纨绔子弟把國庫就弄了個精光。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又沒有“選賢任能”的制度，導致許多西方國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準普爾于2011年決定降低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級，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導致了“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信心下降”。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尖銳對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論變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為效率低下、推诿責任的代名詞。美國老說什麽問責制，危機已經五年了，連問責制的影子都見不到，沒有任何人為這場危機負責，難怪連自由派學者福山都感嘆美國政治制度面臨着“蛻變”（decay）。[25]
第四，缺乏“綜合平衡”的制度。從經濟角度來看，西方危機的一個主因是多數西方國家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從一個更大的範圍看，西方政治制度結構上缺少一種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種失衡導致不少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變成了“錢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
許多學者認為美國民主黨競選的主要財源是華爾街和好萊塢，共和黨主要財源是軍火工業和其他傳統工業，而奧巴馬當選總統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華爾街的巨額捐款，随後就有奧巴馬用幾千億納稅人的錢去“救市”。在這種情況下，要奧巴馬對美國金融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确實是難為了他。現代社會需要超出政治領域內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綜合平衡和良性互動，否則的話，“錢主”将左右“民主”，“占領華爾街”背後的99％與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第五，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西方體制的另一個主要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戰略思考和安排，導致了各種短視決策充斥社會各個領域。美國加州政府破産的例子頗能說明美國體制缺乏“深謀遠慮”的問題。政客的民粹主義短視政治使政客紛紛要求減稅，先是減少財産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産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複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美國《時代》周刊不久前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當前的困境嗎？”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着相同的症結——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将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争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26]
相比之下，中國的體制30多年來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革和調整，已經形成了整體思維、通盤考慮、從長計議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優勢較好地體現在中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之中，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戰略規劃一個接一個成功執行的結果。今天不少西方學者和企業家已經意識到中國這種制度安排的明顯優勢。美國《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斯（Nathan Gardels）說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時新聞”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導致民粹主義泛濫，“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27]
西方制度的這五個問題集中體現為西方版的“空談誤國”。美國總統奧巴馬2008年是高喊着“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的，但這麽多年過去了，他兌現了多少承諾？華爾街還是我行我素，他承諾了削減國債，但國債卻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17萬億美元。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調侃過美式民主的空談特點：“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麽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又是一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28]對美國政客忙于打口水仗，美國公衆也深感失望，美國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結果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公衆對美國國會“非常有信心者”僅為6％，“較有信心者”為7％，兩者相加是13％。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走馬燈一樣地換首相的20年，政客們競相給出美麗的承諾，但落到實處的非常有限。
西方政治制度産生了一大批能說會道但不能幹的政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公開說，自己是“凡人一個，既非世襲議員，也沒有雄厚資金，既不是帥哥，也沒有賣點，但有一點讓我引以為豪的是，在現有政治家中，我是街頭演說做得最好的”。但多數日本百姓似乎早已厭煩了這種言而無信的政客。日本《大衆周刊》的一篇評論如是說：“如果實行美國式的競選辯論就可以改變日本政治，我們只要有一群傑出的辯論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這種人。國家政治混亂，不是這種人太少，而是這種人太多。日本現在需要的不是辯論家，而是實幹家！”[29]
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遺留下來的家産，如西方許多國家那樣，他自然還可以繼續揮霍和“游戲”，但在這個競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恐将越來越難以為繼；而對于那些沒有祖上留下家産的發展中國家，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則無藥可救。
如果說以上述中國概念點出了西方模式的某些頑症的話，那麽“與時俱進”大概就是中國人可以給西方模式開出的藥方。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經歷了54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危機後，比利時的一批知識分子于2011年11月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紀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麽必須死抱着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随着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30]
六、三個“基因缺陷”
我們講西方政治制度的“五個缺乏”也好，講西方政客的“空談誤國”也好，背後是不是還有更大的問題？我認為有，那就是現行的西方制度暴露出來的一些深層次缺陷，這些缺陷也許可以被稱為“基因缺陷”。如果這些基因缺陷遲遲無法得到修補的話，最終歷史可能會證明，今天仍然在國際話語中暫時占有優勢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現。為什麽這樣說？
如果我們把歷史往前推2 500年左右，當時在希臘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實現了某種民主制度——先把婦女和奴隸排除出去，然後在達到一定條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這種制度後來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後的兩千多年中，“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代化之後，開始引入一人一票這樣一種民主制度。以美國為例，真正普選是從1965年才開始的，比較中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兩者時間上的差別不過13年。當然，兩者的背後是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差異。既然兩種新制度形成的時間差距并不長，兩者不妨競争一下，我本人更看好中國模式。
歷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國的國父，在民主問題上都比現在西方的政客要謹慎得多。他們大都傾向于采用“共和”與“法治”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民粹”。但随着冷戰的結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歷史的終結”，我們不僅看到了西方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這種傲慢給西方社會帶來的巨大代價。冷戰時代結束後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态，以傳教士的熱情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動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謂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時頗有勢不可擋的氣勢。但20多年過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績單幾乎乏善可陳，倒是堅決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講過這樣一個觀點：一個非西方國家或地區，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體制，基本上只有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中國臺灣等；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問題是這種結局是否也開始降臨到西方國家？随着歐美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展，這種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雖然多數西方國家目前還沒有陷入從希望到絕望，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仍然享有早先積累的財富（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國際秩序中的一些特權，如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西方民衆對自己國家現狀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從希望到失望或持續失望的狀況。根據美國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美國民衆在2009年和2012年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分別為30％和29％；英國為30％和30％；法國為32％和29％；意大利為25％和11％。如果西方國家還是拒絕“與時俱進”的改革，西方整體走衰的趨勢估計還會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國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似乎正在整體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層次的“基因缺陷”是什麽？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的三個預設：（1）人是理性的；（2）權利是絕對的；（3）程序是萬能的。所謂“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們一些學者津津樂道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選擇，投下自己莊嚴的一票。迄今為止的社會經驗和實踐都證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極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體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為強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從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利益。當初的希特勒就是這樣上臺的；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這樣被民粹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