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從“神話”到“實話” (3)

客毀掉的，今天新媒體時代又為民粹主義的擴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美國學者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專著，書名就是《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點出了理性人假設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選民”的“偏見”，他們的選票才會被各種利益集團所利用，進而對經濟造成損害。比方說，“理性選民”有喜歡高福利的“偏見”，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結果西方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入了高福利引發的債務危機。他認為民主頻頻失誤的主要原因是選民“理性的胡鬧”：多數美國的投票者對政治問題是無知的，他們固有的觀點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自己的無知，就把選舉搞砸了；因為自己的“偏見”，自己投出的票也帶有“偏見”，自己國家的政策最終也帶有“偏見”而走上歧途。他認為美國現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質”，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議需要“有水準的選民”投票才能解決美國民主制度所面臨的質量問題。[31]當然，在大衆民主幾乎成為宗教的美國，卡普蘭的建議只能是一種假設，基本沒有操作性可言。

現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給了選民，而集體意義上的選民和個人一樣，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別是受制于個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無法看到自己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選民非理性選擇的主要表現是民粹主義的泛濫。政客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衆的短視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中“群衆路線”的核心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顧及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最後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決策。從過去數十年的經驗來看，中國的決策與西方相比，民粹主義成分總體上比西方少很多。

“絕對權利”的預設帶來的問題也很多，特別是個人權利的過度膨脹和個人責任的嚴重退化。此外，各種絕對權利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這麽多的權利都是絕對的，不容妥協的，不能度讓的。這樣一來，權利之間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會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國社會就充斥着各種權利互相打架的嚴重問題：同性戀者的權利與反同性戀者權利、支持堕胎者的權利與反對堕胎者的權利、信教者的權利和不信教者的權利、隐私權捍衛者和知情權捍衛者的權利都互不相讓，互相沖突。絕對權利登峰造極帶來的危機是美國今天最大的社會危機之一。随着權力的絕對化，傳統的家庭結構已經基本解體，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包括對親人、對家人、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美國已經從“傳統家庭”（一對夫婦加孩子）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了今天的所謂“多元家庭”社會，即包括單親、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狀況構成的社會。1970年“傳統家庭”還占美國家庭總數的40％，但到了2012年，“傳統家庭”的比例已經跌到了19％。1965年，全美只有7％的孩子由未婚母親生育，但在之後的幾十年裏，這一類情況飙升。如今，41％的母親在孩子出生時屬于未婚或離異狀态，30歲以下的母親中，這個比例甚至高達53％，而單身媽媽家庭中貧困的比例高達40％。32

這種“畸形家庭”的特點是孩子不知道父親是誰。十多年前，一部華人電影《喜福會》曾打動過無數美國人，因為電影裏幾代人之間還能進行親情交流，這種場景在今天的美國已經很少了，這使許多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的老年觀衆動容。美國的“畸形家庭”結構自然産生了一種畸形的社會，美國犯罪率奇高與這種畸形的家庭結構有着不可分割的關系。中國的社會建設一定要超越美國這種畸形社會的模式。

在政治層面，權利絕對化表現為黨派政治“極化”趨勢不斷強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兩黨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一張分裂的版圖。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後，黨派又紛争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哈佛學者瑪麗·安·格倫頓（Mary Ann Glendon）在其《權利話語：窮途末路的政治言辭》（Rights Talk: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書中哀嘆：美國是全世界權利種類最為繁多、權利信仰最為堅定的國家，但“美國式權利話語的生硬與直白、賜予權利時的揮霍無度、言過其實和絕對化、個人主義至上乃至褊狹，以及對個體、公民與集體責任的緘默”等等，導致了“權利的封閉性、權利擁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會責任感的匮乏”。33中國人所秉持的權利與義務平衡，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種基于常識的價值觀念，也代表了人類社會應該走向的未來。更進一步說，不僅是權利和義務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權利之間也要保證必要的互惠與合作。唯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良性運行。

至于“程序是萬能的”這種預設，這首先導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戲化：西方民主演變成了以“游戲民主”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誰上臺都無所謂。在這個競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游戲民主”看來将越來越玩不轉。

牛津學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書中探讨了美國政治制度面臨的程序困境，比方說，美國的“立法失控”的問題：各種利益集團的游說，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得到照顧，這導致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似乎越來越長。美國稅法的長度，“已經從2001年的140萬個單詞增加到現在的380萬個單詞”。但如果美國想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修憲，而修憲就首先要通過一些程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無法得到“民主的批準”，林根只能感嘆：“你怎麽能指望病人給病人看病呢？”34一個法治社會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結果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變成了拒絕改革和保護落後的武器，而不是鼓勵改革和推動創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義被當做正義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義被絕對化，後果往往是程序非正義和結果非正義。

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層面，程序困境也同樣存在。經濟學家陳平研究了在美國一項發明變成一個産業所要花費的時間，得出了如下的結論：雖然美國在創新和研發方面目前還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國研發的新技術，從試驗、投資、游說議會、修改有關的法律規章到生産和營銷，平均周期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國一般只需要20個月左右，也就是大約美國1/5的時間。所以現在不僅是美國的制造業流向了中國，而且美國的研發和試産也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中國，在中國試驗和生産成功後，産品再返銷到美國。

當然，對于中國來說，建設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為中國的法治傳統和程序正義的傳統都相當薄弱，但我們要走一步、看三步，我們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國模式。美國是一個治理成本異常昂貴和既得利益嚴重固化的國家。法治和程序正義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義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如果它們不能與時俱進，那麽一個國家就會越來越缺乏活力。當西方模式橫掃世界沒有競争對手的時候，這種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麽大問題，但當中國模式變成另外一種選擇的時候，西方程序萬能的模式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總之，總體上看，在現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強化了，各種民粹主義思潮得到鼓勵，使得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于“實事求是”地讨論問題。權利絕對化表現為各種權利的相互排斥和對抗。程序萬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來越“游戲化”，“唯才是舉”和“深謀遠慮”越來越罕見。在這種情況下，“空談誤國”成了許多國家的常态。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力量也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達到了擴大自己影響力，甚至實現了影響力獨大的目的。這三個“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遲早要正視的大問題，否則的話，西方社會整體走衰的頹勢将無法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