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制度超越：(1)
一、感念鄧小平：中國模式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有機會為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做英文翻譯。我第一次為鄧小平做翻譯是在1985年8月26日，他會見津巴布韋領導人穆加貝。會見開始前，鄧小平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外交部工作人員，并聽取彙報。鄧小平先與吳學謙外長握了手，然後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與我握手時，吳外長介紹：“這是英文翻譯小張。”我和鄧小平的目光也有一個短暫的交集，鄧小平的目光相當平和。他問我：“哪裏人？”我說：“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這兩個字給他帶來某些特殊的記憶。“知道霞飛路嗎？”鄧小平問我，目光中似乎帶着一點對往事的回憶。我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後說：“是淮海路吧。”他微笑點頭。
這次會見給我印象很深。當時穆加貝非常“左”，總擔心中國要放棄社會主義了，鄧小平反複給他解釋。最後，我看鄧小平都有點不耐煩了，斬釘截鐵地說了這麽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幹預，把它糾正過來。”
會談結束時，穆加貝對鄧小平說：“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歸。”鄧小平诙諧地說：“還要看馬克思能不能批準。”然後又補充了一句：“可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鄧小平的樸實、诙諧和幽默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來，鄧小平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氣。
首先是眼光。鄧小平是一個大戰略家、軍事家，具有超長的戰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談的是“一百天內要做什麽”，鄧小平則是“一百年內要做什麽”，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長遠的戰略型政治家。中國這麽一個大國，長遠的戰略定下了，近期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因此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反複強調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也就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百年不動搖。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戰略，确保中國在21世紀中期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這個戰略今天我們還在堅持。關于社會主義，他始終堅持兩個東西，一個是黨的領導，一個是公有制占主體，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形式。只要有了這兩個東西，即使出現了一些問題，如一時的貧富差距拉大，我們也有辦法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些都屬于跨長度的大戰略大構思。
其次是思路。鄧小平是一個戰略思想家，他在我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靜靜地抽着煙思考着問題，目光注視着前方，一句話都不說，真是很“酷”。會見外賓前，他都要聽彙報。聽完彙報後，他常有那麽一小段時間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歡和別人談一些“自己腦子裏正在轉的東西”，他的許多新思路經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談話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話就是：“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一下子就把糾纏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年的結打開了。
再次是清醒。鄧小平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實踐出真知，他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确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反複強調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實踐。農村搞家庭聯産承包，發明權是農民的，是鄧小平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這種高度務實的實踐理性，使中國避免了民主浪漫主義和市場浪漫主義的陷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西方當下對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樣壓倒了實踐理性，結果也走進了死胡同，未來的路只會越走越窄，這種制度走向衰退的結局恐怕無法避免。
最後是大氣。作為一個人，鄧小平極為大氣，樂觀豁達。他一生中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多次大上大下。一個杯子裏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機的時候，他總看到危機背後的機遇。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重要的南方談話，這是了解鄧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點。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當時的外部和內部世界的情況：1989年中國發生了“政治風波”，1990年東歐發生劇變，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蘇聯解體，紅旗落地，西方世界歡呼雀躍，這就是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我們的內部一片悲觀，懷疑“紅旗還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張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變，特別是認為在經濟領域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改革開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發展速度下滑。但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此時鄧小平顯示了他的過人之處和令人嘆服的遠見。他在危機中看到的是機遇，看到了中國的機遇，看到了社會主義的機遇，但他覺得好像周邊很多人還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蘇聯解體之後才20天，他就開始視察南方了，他有話要說。
鄧小平是中國高級領導人中最了解蘇聯和東歐，最了解蘇聯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蘇聯留學将近一年，1949年以後又7次訪問蘇聯，會見過當時蘇聯和東歐的幾乎所有最高領導人。他的基本判斷是蘇聯和東歐首先失敗在經濟上，失敗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蘇聯，看到蘇聯當時最大的百貨公司裏櫃臺幾乎都是空的，少數不空的櫃臺前都排着長隊，經濟實際上已經崩潰了。所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反複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現在一些人只說不改革開放是死路一條，這顯然是不準确的，鄧小平把“社會主義”四個字放在最前面，他對此是深思熟慮的。
另外，鄧小平的一個基本判斷是蘇聯領導人的政治素質有問題。據透露，鄧小平私下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是：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實際上很蠢。我把這個評價和很多俄羅斯朋友都講過，他們非常同意。蘇聯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它本來還是有一手好牌的，結果被美國徹底忽悠了，搞得經濟崩潰，國家解體。
在南方談話前，鄧小平對蘇聯和東歐的事态發表了一系列評論。1989年9月4日，他表示：“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亂到什麽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他還表示：“在這些國家動亂的時候，中國要真正按計劃實現第二個翻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成功。到下個世紀五十年，如果我們基本上實現現代化，那就可以進一步斷言社會主義成功。”[1]1990年7月11日，他向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指出：西方對東歐的變化“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複雜得很”。[2]1990年12月24日，東歐已經出現了劇變，蘇聯呈現一派亂象的時候，鄧小平說：“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3]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前4個月，鄧小平說：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4]
實際上鄧小平走的是險棋。他非常明确，中國要大力“利用”外資，但“外資”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是對中國整體實力的補充。中國不是被外資控制，而是要壯大自己，最後反過來超越西方。這是一步險棋，大概只有中國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為我們有中國模式，我們有比較強勢、有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規模的市場。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利用外資，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們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資，而是整個經濟都被西方資本控制了，畢竟西方一個跨國公司的資産可能就超過這些國家的GDP。我自己感嘆的是，在那個充滿危機的年代，鄧小平看到了機遇和希望。今天中國的處境比當時不知好多少，但我們一些人卻越來越沒有自信了，這是說不過去的。
現在國內關于中國模式還有一些争論。其實，就我自己的記憶而言，鄧小平從未回避過“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鄧小平的話語中，“中國模式”的主要涵義就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同義語。今天國內圍繞“中國模式”的争議确實有點令人詫異。我記得當時在外交部翻譯室，會不時讨論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時遇到的一些難點，其中就讨論過“中國模式”應該翻譯成“the Chinese model”，還是“the China model”。最後定下來用“the China model”，這個表述方法更貼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見，鄧小平至少從三個角度多次談論過“模式”和“中國模式”：
一是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進行一般性的論述。例如，鄧小平多次強調“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5]1990年7月，他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指出：“國際關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幹涉別國的內政，不幹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6]
二是評論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時，鄧小平也多次說過“中國模式”。例如1980年4月，鄧小平在接受外國記者電視采訪時指出：“一個國家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樣随意輸出或輸入的。……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7]因此他告誡：“既然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中國的模式。……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8]
三是談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發展模式。1985年鄧小平會見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我擔任翻譯，他當時對加納客人說：“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去探索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就好。”1988年5月，他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又明确地說：“中國有中國的模式。”他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建議莫桑比克“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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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中國模式，在狹義的層面，指的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經驗和思路；在廣義的層面，指的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經驗和思路及其背後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指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換言之，在狹義上，“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各有側重；在廣義上，這兩個概念是相通的。
我們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圍繞“中國模式”的幾種誤解。第一種誤解認為中國模式是由外國人首先提出來的。現在不少文章都說美國學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識”，其中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概括。我們在基本肯定雷默對中國模式研究貢獻的同時，也要知道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說“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是中國迅速崛起的關鍵，是中國重要的政治軟實力，把這個概念的發明權拱手讓給他人，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中國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個誤解是認為“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板”之意，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強加于人，所以還是慎用“中國模式”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這個詞确有“示範、樣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種被世界廣為接受的含義，即對某一種事物或現象進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種有規律的行為或現象）。所以“中國模式”指的就是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經驗和思路”的歸納，就像我們過去30多年中無數次用過“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浦東模式”等概念，它們就是對這些地區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毫無強加于人的意圖。我自己2006年曾經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撰文“中國模式的魅力”，談的就是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也沒引起過別人的誤讀。[10]
第三種誤解是強調中國模式還沒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其實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已經取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帶來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模式已經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種模式是否定型，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實，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時空中展開的，都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的，一旦認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與時俱進了，這個模式走衰的進程就開始了。
福山20多年前曾提出過名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發展到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歷史就終結了，結果這20年正好見證了西方世界不斷地走衰。西方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西方模式必須進行改革，否則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中國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模式，一種不斷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種與時俱進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經形成，并将繼續指導中國的進步。
以我自己的觀察，國內主要有兩種人不贊成中國模式：一種是不贊成“模式”的提法。他們基本認同中國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經驗和理念，但認為應該用“中國道路”的概念，因為“模式”這個概念會給人一種發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覺。但如我上面所說，在廣義上，“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是相通的，兩者表述了大致同樣的東西，只是側重點不同。另外，“模式”這個詞國際上更通用，一講人家就明白，“道路”這個詞國際上不怎麽用，國際溝通中的難度也更大。
還有一種人是不贊成“中國模式”所包含的內容。這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樣，你就還沒有轉型到位。這種人否定中國模式也不奇怪，因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中國怎麽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數中國人不信這個邪。要是中國人當初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沒有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那麽恐怕中國連國家都解體了，還談什麽中國崛起。
學者潘維曾調侃過後一種人對“中國模式”的認識。他說，批評“中國模式”主要有三個觀點。第一，中國還“不完善，還有很多缺陷”。然而，現實的世界怎麽可能有沒缺陷的完美國家呢？當然，有人認為美國完美無缺，美國的經驗完美無缺，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能有“中國模式”。第二，中國還處在“變化”中。然而，現實的世界怎麽可能有不變的國家呢？哪個國家在幾十年裏沒經歷巨大變化？當然，美國兩百年沒變，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可以有“中國模式”。第三，中國太特殊，經驗不能擴散，而且擴散有害。然而，哪個國家的經驗不是特殊的？當然，美國不特殊，美國的經驗可擴散，而且擴散了對他國無害，所以可以有“美國模式”，不可以有“中國模式”。[11]然而，我們知道照搬“美國模式”而成功的例子實在是天下難覓，失敗的則比比皆是，連美國自己今天都陷入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今天的“美國模式”恐怕更多是反省的對象，而不是照搬的榜樣。
羞于提“中國模式”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政治不自信，而這種不自信正是導致中國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源，它已經導致許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導致了“大國小民”心态在一定範圍內的蔓延。一些只認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認為中國不朝西方模式演變，只能是死路一條。中國模式固然還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就現在這個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競争，它本身形成于高度的國際競争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頑強，它的成績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它也給西方帶來了巨大震撼。習近平主席在多次講話中都使用了“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這種表述方法，這是實事求是的，展現了中國領導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符合中國人民整體和長遠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利益。
二、中國模式有自己的邏輯
在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領導人穆加貝之後不到一個月，我第二次有機會為鄧小平做翻譯。那是1985年9月18日。鄧小平會見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為中國共産黨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在兩屆黨代會（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召開全國代表會議，在中共的歷史上并不多見，可見會議要解決一些緊迫的問題。鄧小平作了開幕式的講話，提到過去的七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面改革”。這個會議有兩大看點：一是領導班子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組成變動很大，下了十人（葉劍英等老一輩政治家），增選六人（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啓立、姚依林），并決定131位老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增選一大批新人進入中央領導機構。鄧小平一直期待的廢除幹部終身制度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回過頭來看，這項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怎麽評價都不會過高。今天不少國家的體制崩潰的主要原因都是領導人終身制導致了體制的僵化和百姓的怨聲載道。從這次黨代會開始，中國政治有序接班的進程逐步形成，這無疑是确保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關鍵舉措。
第二個看點是會議提出了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七個五年計劃與過去的六個五年計劃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稱。過去的名稱只是“國民經濟五年計劃”，而現在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多了“社會發展”幾個字，說明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五年計劃的內容已經不限于經濟，還必須考慮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這個趨勢延續至今。
鄧小平那天是參加完黨代會開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廳等候加納客人的到來。鄧小平在福建廳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鐘的光景。外交部部長助理周覺剛要給鄧小平彙報，鄧小平說：“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然後問了三個簡短的問題：“加納政局穩不穩？”“老百姓的生活這些年有沒有改善？”“加納和西方的關系處理得怎麽樣？”周覺一一簡要地做了答複。回想起來，鄧小平的三個問題表明了他對非洲問題的熟悉。非洲發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穩，老百姓生活水平每況愈下的國家居多，與西方的關系總是處于兩種極端，要麽是全盤模仿西方，要麽是全盤拒絕西方。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實際上也都面臨這三個問題。鄧小平治國的特點是善于在關鍵的時候抓住關鍵的問題，把這些關鍵問題處理好了，國家就走上了正軌。鄧小平指導下的中國崛起的特點就是在确保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綜合國力，借鑒西方一切有益的經驗，但趨利避害，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在學習的過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羅林斯是一個很有頭腦、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導人。他這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是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他訪問了南京，對南京改革開放的成就贊嘆不已。江蘇省省長為他舉行了一場精彩的文藝演出，他一會兒看着節目，一會兒低頭思考，演出結束後，他激動地走上臺發表了一番肺腑感言：“多年來，加納的統治者都是治理無能，而我國人民也只會感情用事，不會科學和理性地分析問題。而所謂的發達國家已經失去了人道，他們為了追求所謂現代文明和利潤，卻犧牲了人道主義。而中國則在經歷了愛與恨兩種極端之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進入了科學和理智的階段，我們的人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中國的變化是世界所需要的，特別是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我相信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把現代化和理智結合起來，和人道結合起來。你們的演出使我看到這種結合所能産生的至善至美。”羅林斯這番話似乎揭示了一個事實：鄧小平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本質上就是使整個國家回歸理性，避免極端主義，這也是中國今天迅速崛起的關鍵所在。
中國模式的核心內容是實事求是地、理性地處理好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之間的關系。一些人總認為中國只進行了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但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這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的視野比較狹隘，他們只認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與西方所謂的“民主體制”不一樣，他們就認為你的政權合法性還沒有建立，你的體制還在轉型，你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他們甚至認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類最高的理想，中國要做的無非是全面“轉軌”到西方模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都與西方接軌。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這種觀點在中國竟然還有相當的市場和影響力，這是令人吃驚的。随着一個又一個西方“民主國家”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今天西方許多主流學者都不再否認福山“人類歷史将終結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觀點失之天真，甚至連福山本人2011年1月也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坦承“美國民主沒有什麽可以教中國的”，說明他比我們國內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實，更加意識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臨着諸多難以解決的挑戰。
我在《中國觸動》一書中比較了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三種改革模式的結局：第一種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體制完全不動，只對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進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種是原蘇聯和東歐的“激進改革模式”，即對政治體制、社會體制和經濟體制都進行激烈的變革；第三種是中國的“穩健改革模式”，其特點是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适中規模的社會體制改革和相對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點是為經濟和社會發展鋪平道路，最終落實到民生的實質性改善。總體上看，“保守改革模式”的結果是經濟和社會嚴重缺乏活力。“激進改革模式”的代價巨大。我當時還描述了蘇聯以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的模式，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麽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最終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壽命降到60歲以下。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比較另外兩種模式，顯然是最成功的。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經濟發展迅速，社會充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對未來的預期空前樂觀。
中國進行了大量規模相對較小的政治改革，例如，徹底終止了“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各種政治運動，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質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使他們的知識和才幹得以發揮；廢除了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制度；進行了村級選舉為代表的多種基層民主試驗；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建立了國家公務員制度；在一定範圍內建立了官員“選拔”和“選舉”相結合的制度；廣泛實行了官員提拔公示；改革了戶口和檔案管理制度；大規模地削減了各種行政審批；政府重大決策均進行廣泛民主咨詢；建立了基本适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等。中國今天的迅速崛起與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分不開的。
只要對中國政治制度略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走出舊的“政治挂帥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只能是一個政治變革的過程，因為舊體制的特點是政經不分（如企業是黨政企三權合一，農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而中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決政經不分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互動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确實把許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之中，主要是圍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改進社會治理來推進的，例如廢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調動農民發展生産和改善生活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場涉及中國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我們的國企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制度和政治管理體制的創新。我們的物價改革、住房改革、銀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領域的改革。中國的許多改革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它們不是單向度推進的，而是綜合推進的，許多社會建設和政治改革的內容都寓于“經濟”改革之中。
總之，中國各種政治改革事實上已有相當的積累，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遠比外界了解的要大。我們絕大多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政治改革的獨特方法，雖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但總體上還是體現了一種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單向度推進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巨大社會風險，避免了許多國家因激進政改而造成的政治混亂、社會動蕩、經濟崩潰乃至國家解體。
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西方文化強調個體和差異，中國文化強調整體和綜合。過去的30多年中，中國已經借鑒了西方強調個體和差異的許多做法，但中國從未放棄自己整體思考和綜合治理的傳統。在某種意義上，這也體現了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要政治考量：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裏進行改革，一定要考慮每項改革政策的代價。智慧地、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争取較大的成果，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途徑。
總之，中國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為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在堅持這個宗旨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內的改革已經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邏輯，即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循序漸進，各項具體改革的比重會時有調整，該側重經濟改革就側重經濟改革，該側重社會建設就側重社會建設，該側重政治改革就側重政治改革，該三者齊頭并進就三者齊頭并進，一切都取決于改革的具體時空條件。但現在看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對改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