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制度超越：(2)
業的宏觀把握上，我們還是會把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改革，因為發展生産力、全面改善民生仍将是中國很長時間內的首要任務。
在經濟領域內，中國已經形成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這個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經奠定了中國崛起的基礎，明顯勝于導致西方金融危機的“華盛頓共識”。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已經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蓋了13億人的基本醫保制度，而美國至今還有1/6的國民沒有醫保；我們的住房自有率也一舉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在政治領域內，我們“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創新，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不害怕和西方僅僅依賴選舉的政治模式競争；我們一系列五年規劃的成功制定和執行，以及這個過程所展現的決策民主和經濟社會效益，令西方對中國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2013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其核心內容是“政治定力”前提下的全面改革，特別是五位一體的聯動改革。所謂“政治定力”，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五位一體”，就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态領域的全面改革，同時中央也明确地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對于其他改革的“牽引作用”。這再一次體現了中國模式的統籌兼顧、突出重點的內在邏輯，以求全面地、智慧地、穩妥地推動各項改革，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三、制度超越：三種力量的關系
2012年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的文章，還是堅持2011年6月他在上海“文彙講堂”與我辯論中國模式時表述的觀點，即中國歷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興旺發達，遇到了“壞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認為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還沒有建立起一種“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壞皇帝”問題。同年4月，在倫敦書展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舉辦的“中國浪潮”論壇上，《金融時報》的一位資深評論員也對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并認為中國模式看來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這位評論員的問題。我說，西方媒體今天也不否認中國下一屆最高領導人的人選已經定下，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總理的人選也已定下，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見，這本身已說明中國高層接班制度運作順利。至于薄熙來事件，它不會影響中國最高領導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壞皇帝”的說法，實在是牽強附會了。
至于福山先生強調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西方國家的某些成功确實與這個因素有關。中國過去30多年制度創新的一個主要特點也是重視制度安排，重視法治精神和程序正義，但我亦認為一個國家的成功與否，主要不是取決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決于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個國家真正的民情國情，以及是否能夠與時俱進。以我們熟悉的印度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幾乎都落後于中國，其多數社會指标甚至還達不到中國西藏地區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十年九相，治國乏力，經濟衰退也持續了20來年。美國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這一切似乎日益演變成了一種“制度僵化和法條主義”，這自然是美國體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這種僵化的制度下，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尖銳對立，使美國的各種體制改革步履維艱。在這種法條主義模式下，美國的社會治理成本異常高昂，用福山先生的話就是“否決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無法實施。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确實需要好好改革了。美國著名媒體人紮卡利亞不久前也感嘆：“在一個快速發展的世界裏，其他國家行動迅速且具遠見，而我們（美國）的政府卻癱瘓了。不停地說我們擁有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體制确實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況下還這樣說，就很像那些沒有腦子的啦啦隊了。”[12]
我前面已經概述了美國中産階級和“美國夢”遇到的困境，這裏有必要進一步探讨這種困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我個人以為是美國的政治模式出了問題。美國與其天天不厭其煩地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體制的問題。對美國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國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經被各種充分組織和動員起來的利益集團所綁架，美國人曾引以為自豪的“三權分立”今天幾乎成了政府“無能為力”甚至“政治癱瘓”的代名詞。
美國“三權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權分立”本質上僅僅是一種局限在政治領域內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領域之外，強大的資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國的許多制度安排。一個良好的現代政治制度應該能夠确保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實現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三股力量之間失衡，資本力量獨大，這應該是“美國夢”被“出賣”的主要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的眼光已經超出了美國模式，中國人今天進行的政治探索意義非凡。
西方不少國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變成了“錢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如前所述，美國标榜的“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僅限于政治領域，本質上這些權力還是被資本力量所駕馭。現代社會需要超出政治領域內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動，否則的話，“錢主”将左右“民主”，“占領華爾街”背後的99％與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長期化，最終導致更大的危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随着中國的迅速崛起，經濟和社會力量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一種平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這三種力量格局在中美兩個國家的巨大差異。
在美國，相比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形成了明顯的優勢。資本力量已充分組織起來了，影響着政治力量，換言之，在強大的資本力量下，美國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幾乎只能順着資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樣，美國的資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對社會力量的滲透，特別是對主流媒體的控制、對社會議題的設置等。
長期以來，美國的政治傳統是美國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對于美國的政治力量有某種限制，美國法律甚至規定過，為了防止富人操縱選舉，個人向總統競選人的捐款上限為2 500美元。但近30年來，特別是從裏根時代開始，美國資本力量躍升，其能量顯然壓倒了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公司和團體支持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20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裁決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至此，美國民主真正成了“錢主”。
再看中國，歷史上，中國政治力量總是處于相對比較強勢的地位，也處于相對比較中立的地位，這個傳統延續至今，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影響都在迅速擴大，但中國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中立性。資本力量的長處在于它善于創造財富，展現效率。過去60多年的歷史表明，前30年間，中國對資本力量壓制過多，導致了經濟活力嚴重不足，民生改善進程過慢，但随着改革開放，資本力量迸發了，中國人創造了財富增長的世界奇跡。但資本力量也帶來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沒有其他制約力量的話，資本逐利性的特點會導致社會高度兩極分化和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
在中國，資本力量總體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某種限制。中國最富的100個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的，而美國最富的50個人應該足以左右白宮的決策了。資本無祖國，這些年又出現了新現象：今天資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願望已明顯減少，因為通過全球化和網絡化，他們最大利潤的來源地可能已經不是本國，這也是西方面臨的一個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的貧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國政治力量總體上還是保證了弱勢群體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國社會力量延續中國平民主義的傳統，社會主流幾乎也一直傾向于節制資本。三種力量的這種平衡格局應該是中國得以避免美國式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國夢”前景可能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力量也迅猛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參政方式。前30年間，中國社會力量過于單薄，這導致了許多問題，包括社會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饋嚴重失靈等，這也是為什麽當政治力量過強，導致了像“大躍進”和“文革”這樣嚴重的問題出現時，社會力量也無法實現及時有效的反饋和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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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和互聯網迅速崛起，中産階層不斷擴大，中國社會力量已經開始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對許多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讨論從未像今天這樣公開和深入，這種讨論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廣泛。但社會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別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義的趨勢也在發展。好在中國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這種情況，開始更多地對社會力量進行引導甚至糾偏，最近強調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對網上謠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說明中國的政治力量頭腦清醒，這種糾偏代表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值得肯定。
總之，“美國夢”的困境和美國今天很多的問題，主要源于資本力量過大，制約了美國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國社會力量，結果造成了資本力量過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損害了美國多數民衆的利益。如果美國不能及時調整這三種力量的關系，“美國夢”的困境估計還會繼續下去。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下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的動态平衡，特別是中國政治力量的相對強勢和中立，在受到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必要制約的同時，大致維持了自己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的能力，這應該是中國過去30多年崛起比較順利的關鍵原因，也是多數中國百姓夢想成真比較順利的主要原因。我們可以由此而推論：如果中美兩國的政治體制安排都繼續按現在的邏輯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夢”實現的前景應該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精彩。
四、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制度安排
美國人常說：美國這個國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經濟上是“市場經濟”，這種解釋并不到位，但對複雜的制度安排作簡練的概括不失為話語建設的一個好方法。我個人認為，理解中國也不難，而且是很準确的理解：政治上，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經濟上，中國是一種“混合型經濟”。如果需要更詳盡的解釋，特別是解釋中國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解讀中國的國家性質以及中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這種解讀也可以簡稱為“一國四方”——“一國”，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國在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a state party，或“整體利益黨”），它的作用是領導和協調；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是“協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決策領域內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是“選賢任能”（meritocracy）；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是“混合經濟”（a mixed economy）。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下面我們概述一下“一國四方”：
首先是“一國”——“文明型國家”：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我以相當長的篇幅闡述這麽一個觀點：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她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疊。我當時是這樣寫的：
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并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但這種機會已經不複存在。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只能是一種推演和假設。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并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麽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難以實現的願景。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态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着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着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并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産生新坐标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征。這八個特征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13]
這些特征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上述的中國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動态關系很能說明這一點。中國政治力量相對強勢和中立的傳統源遠流長。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意味着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強勢有為、比較中立包容的政府聯系在一起。政府不強勢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府不中立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癱瘓內亂。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認為特別偏袒某一階層和某一地區，就可能引起廣泛不滿而喪失整合能力，導致國無寧日（如民國成立後的軍閥混戰）。現在看來，中國政治力量相對強勢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中國的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安排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這一切也構成了中國制度安排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現在看來這些安排也正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其次是“四方”——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發揮領導和協調的作用。中國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實，但不少人還是認為中國模式的最大弱點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政黨體制，因為“一黨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制度将無法應對中國社會日益多樣化和中國中産階層壯大帶來的挑戰。我的觀點正好相反：中國成功的關鍵原因就是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這個安排雖有不足，還可以繼續改進，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強盛，因為它背後是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傳承，同時也汲取了紅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許多營養。
中國共産黨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或者叫“整體利益黨”，就是說這個黨是代表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産黨雖然名字叫“黨”，但和西方的“黨”的內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黨理論其實并不複雜，它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應該有自己的代表，這就是多黨制的起源，各個政黨都代表了部分選民的利益，然後通過競選和票決制，你得51％的選票，我得49％的選票，你就贏了，我就輸了，一個多元的社會就這樣通過票決從“分”到“合”了。（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頻頻失敗，就是因為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後，就再也“合”不起來了，現在西方社會也面臨這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産黨是“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雖然許多西方政黨也稱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體利益，但西方國家的各種民調結果都表明，多數民衆認為自己國家的政黨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體，而非大多數國民的整體利益。
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有着完全不同的歷史傳承。我們在過去兩千來年的歷史長河中，大都是統一的執政集團執政。“文明型國家”是“百國之和”，領導這樣國家的執政團體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這個黨将被人民抛棄。歷史上的執政集團，其實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稱它能代表。像西方政黨那樣，公開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正因為如此，過去十來年所有獨立可信的民調，例如，美國皮尤中心和亞洲動态（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調，都發現中國中央政府在民衆中的威望極高，支持率最低都在75％以上，遠遠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會的支持率。一些仇視新中國的人老是盼望中國的政黨制度走向崩潰，這是脫離中國民情和國情的誤判。坦率地說，很難想象某一天，中國的執政黨将由一個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執政，然後每四年或五年，換一個中央政府來執政，這樣的政黨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經地義的，在中國則是不可思議的。
從思想傳承看，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傳承，這個黨有自己獨特的“天命觀”，它代表一個文明、代表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代表一個在內憂外患下跌入低谷後又重新崛起的偉大文明。它不僅要對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要對自己文明的延續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毛澤東主席一直提醒國人要“追趕”和“超越”美國，否則就要被開除“球籍”。鄧小平恢複工作後首先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終要讓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社會主義的發達國家，并在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習近平也明确指出：“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肩負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國家強盛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14]
比較西方模式下的政黨，它們大多數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黨”乃至“游戲黨”。與中國共産黨不同，這些政黨大都不對自己民族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例如，韓國的政黨競選可能選出一個導致與朝鮮發生戰争的政黨，但韓國的安全最終是靠美國來保護的，韓國是否會與朝鮮發生武裝沖突，沖突到什麽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美國。日本的政黨也是這樣，十年九相，選出了民粹主義的領導人，他是否會把日本重新拖上軍國主義的戰車，最終禍害日本自身，禍害整個東亞和世界？這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美國。相比之下，中國的執政黨須對中華文明的興衰負終極責任。習近平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颠覆性錯誤”，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出現了“颠覆性”的錯誤，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幫助中國恢複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國的勢力和國家還會幸災樂禍，趁機落井下石呢。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共産黨是“天命黨”，一個“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誰的政黨。它對自己國家和文明的命運承擔終極責任。
從制度傳承來看，中國執政黨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執政集團的繼續和發展，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共産黨把自己定性為中華民族複興的先鋒隊。中國共産黨也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而與時俱進。今天的中國共産黨應該是世界上組織規模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中國學習了西方政黨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及其帶來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嚴重問題。當然，我們執政黨自身也有許多問題，我們需要“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确保黨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二是協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這種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無法比拟的。在西方國家，民主幾乎被鎖定在政治領域內，鎖定在國家定期舉行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中國，協商民主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制度安排（特別是黨和國家層面），而且也是經濟和社會層面的制度安排。中國之所以采取協商民主這種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征所決定的。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意味着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麽大的國家裏，一個決定哪怕是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采用簡單票決制中51％對49％、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過廣泛協商，達成人民內部的最大共識。當然，這不是議而不決，而是廣泛協商基礎之上的當斷則斷。
中國協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這種決策體制。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決策比較能夠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政治制度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但西方國家幾乎都沒有這樣的規劃。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難以延續了。臺灣地區在所謂的“民主化”之前還有六年規劃，當年的經濟起飛離不開這樣的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無法制定這樣的規劃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究竟是有規劃好，還是沒有規劃好？當然是有規劃好。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後動”的共識，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包括“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從中國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國民主決策的總體質量明顯高于西方。
從思想傳承來看，中國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繼承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強調的“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的理念，繼承了“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這種從長計議的傳統。從制度傳承來看，它延續了中國古代朝廷的集議制度，包括廷議、宰相議、百官議、朝議等許多具體的做法，也借鑒和發展了蘇聯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計劃的制定。
與中國古代決策集議制度相比，中國今天的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涉及的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過程之複雜，都是古人所難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是蘇維埃領導人列寧創立的，對蘇聯的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蘇聯模式走向僵化，蘇聯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來越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甚至變成了“一言堂”；蘇聯的五年計劃制度也一樣，對蘇聯實現工業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五年計劃成了僵化的中央計劃經濟的代名詞，成了蘇聯經濟失去活力的代名詞。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強，這也确實是大勢所趨，因為國家發展的任務越來越艱巨，涉及的領域越來越複雜，沒有大量的專業知識，國家是無法作出正确決策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行廣泛協商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五年規劃也由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計劃，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指導性計劃。一個接一個規劃的制定和執行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礎。中國今天無疑已經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長遠規劃的國家，也是最能落實長遠規劃的國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決策機制。以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進行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和咨詢，幾上幾下。正因為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宏觀決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總體上高于許多西方國家的決策。在美國，一個重要的決策，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往往是極小圈子裏作出的決定，然後與各種利益團體讨價還價，最後形成的東西冗長繁瑣，執行力很差，還得靠一批公關公司向公衆“出售”（sell to the public），這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還應注意到中國協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帶來的“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一個地方的發展規劃也好，國家的五年規劃制定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詢和磋商，媒體和網絡上對各種相關議題的讨論，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創造和塑造公衆預期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創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經常是中長期的需求。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與這種“預期創造”和“需求創造”是分不開的。與西方多數國家無法進行中長期規劃的情況相比較，中國的制度安排顯然是一種超越，我們對此可以非常自信。
三是選賢任能。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1978年複出後不久，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分“三步走”，直至21世紀中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從這些跨長期的戰略目标出發，鄧小平反複提出中國必須确保長治久安，确保各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