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制度超越：(3)

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确保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目标如期實現。與這種事業相匹配，鄧小平強調需要通過選賢任能，從組織上保證這些戰略目标的實現。他說過：“正确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确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15]在選賢任能的論述中，鄧小平把中國最高執政團隊的選拔看做重中之重，他講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産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16]

從思想傳承來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種深層次的心理結構，從百姓到幹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認同“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深層次的心理結構格格不入。從制度傳承來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續了上千年的科舉選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調和選舉等。整個國家從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升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征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程序。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衆感到滿意。盡管中國政府和選賢任能制度還存有諸多不足，但它确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并大大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的民調，在2013年受訪的中國民衆中，高達85％的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表示滿意，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17]

中共十八大期間，美國《紐約時報》編輯曾約我寫一篇評論文章，我有感而發，寫了一篇“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當時是這樣寫的：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産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衆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争：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即将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的領導工作。

亞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并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當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不會批評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于嚴厲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争。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确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将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産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應該出局的領導人出局）的結合。[18]

四是混合經濟。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今天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取得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雖然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已經創造了中國迅速崛起的奇跡，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當然這個過程也帶來不少問題，但總體上看，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紛紛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是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百姓的收入長期停滞不前，資産貶值的也不在少數。

從思想傳承來看，中國“混合經濟”延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本經濟學”，即經濟發展首先是為了百姓福祉，為了“經世濟民”，其主要特點是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系為一體，經濟與治國安邦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包括現代企業制度、現代貿易制度、現代銀行制度、現代融資體系等，以确保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争力的國家之一，并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從制度傳承來看，秦漢時期，中國的自然經濟仍占據主導地位，但漢代開始出現許多專業大戶，多種經濟成分開始發展，全國水利交通網也方便了統一市場的形成，為商品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西漢中期開始，政府通過鹽鐵官營等壟斷政策，擴大了官營工商業的地位，民營經濟也在發展，但總體上，多數學者傾向于把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概括為“小生産，大流通”，官營民營共存，商品流通比較發達。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漢的《鹽鐵論》，甚至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這種傳統一旦确立，不容易改變，我們要做的是趨利避害。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但是光講“人本經濟”，不講“現代市場經濟”，我們的經濟就沒有國際競争力，所以在過去數十年中，我們又引入了西方的“現代市場經濟”，并力求把它和中國傳統的“人本經濟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我們還不能說兩者已經結合得完美無缺，恰恰相反，兩者的結合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們“混合經濟”模式創造了紮紮實實的中國奇跡和多數人財富的迅速增長。

總體上看，我們既要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仿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了解并盡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并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組合拳，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整個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國是如何采用宏觀調控來避免和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

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提到，由于中國人口衆多，國土遼闊，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往往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這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關系可以追溯到秦漢的“郡縣制”，追溯到王安石當年的改革，追溯到毛澤東提倡的“兩條腿走路”。實踐證明，中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本質上是中國核心競争力的一部分，當然這種作用也應該有更為清晰的邊界，其存在的缺陷也應該在今後的實踐中得到修正。[19]

經濟學家史正富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一種三維經濟，即戰略性的中央政府、競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競争性的企業三者構成的一個經濟體系。中國經濟比其他經濟更有活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維的，而不是像多數其他國家，他們的經濟是二維的，二維經濟的發展的動力不如三維經濟。史正富還分析了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業交易成本的差別，西方通過律師、游說等所謂的社會中介機構來推動市場經濟，其交易成本明顯高于中國通過競争性地方政府與競争性企業互動所産生的交易成本，這些觀點也是對中國“混合經濟”模式的一種闡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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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闡述的“一國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國國家的特性及其相關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雖然還在繼續完善之中，但已經展示了自己的優勢，它們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競争而勝出：“整體利益黨”比西方的“部分利益黨”更有凝聚力、領導力和執行力；“協商民主”比西方“大衆民主”更能體現不同階層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長期戰略意義的規劃和決策；“選賢任能”所産生的中國領導人總體上比西方“選秀模式”更稱職能幹；“混合經濟”比“市場原教旨主義”更能保證經濟順利、迅速和平穩地發展，中國的實踐已經證明中國的“混合經濟”模式也是一種避免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國所實踐的這些制度，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明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結合，包含了對中國自己成功經驗的總結和對別國有益經驗的借鑒。這些政治安排展現了自己的巨大定力和活力，為中國的迅速崛起，為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1]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20頁。

[2]鄧小平：“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幹涉內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0頁。

[3]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5頁。

[4]鄧小平：“總結經驗，使用人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9頁。

[5]鄧小平：“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1頁。

[6]鄧小平：“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幹涉內政”，《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9—360頁。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第626頁。

[8]鄧小平：“處理兄弟黨關系的一條重要準則”，《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8—319頁。

[9]鄧小平：“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1頁。

[10]Zhang Weiwei：“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2006.

[11]潘維2014年12月9日在複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會議上的發言。

[12]鐘聲：“為什麽西方國家需要政治變革”，《人民日報》，2011年8月26日。

[13]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第2、64頁。

[14]習近平：“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2年11月17日。

[15]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0頁。

[16]鄧小平：“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5頁。

[17]“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ch 1–7.

[18]Zhang Weiwei,“Meritocracy vs.Democracy”,New York Times,November 9,2013.

[19]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第111頁。

[20]參見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