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話語超越：誰的終結？ (1)

一、建構強勢的中國話語

2014年3月訪問柏林，電視裏正好在播一個BBC的節目，叫“自由2014”。節目裏一位加拿大宇航員拿着當年“冷戰”時期從外空拍攝的柏林夜景照片說：“你們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東柏林，這就是自由民主國家和專制獨裁國家的區別。”已經21世紀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還是高度的意識形态化，還是把中國當作一個“放大的東德”，簡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實，我們從抵達柏林的一剎那就感到：與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機場可以用“簡陋”兩個字來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蕩蕩”四個字來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遠”六個字來形容。當然，德國還是有不少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這種“民主與專制”話語的荒謬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崛起過程中，有個繞不過去的坎，這就是西方話語。中國人愛好和平，從來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過好，過得紅紅火火，中國人想低調做人，想韬光養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遺憾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由于西方媒體的影響，哪怕你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留學生到了西方，那裏的普通百姓都會問你，中國怎麽有這麽多人權問題？中國為什麽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什麽時候才能變成民主國家呢？盡管中國是世界上進步最大的國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國家，是人民對自己前途最樂觀的國家，但西方意識形态主導的媒體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負面報道，背後是許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歷史終結論”的影子還在作怪，所以我們要點破西方話語，要解構西方話語，要指出這種話語的不智和荒謬之處，同時我們還要建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把中國的事情說清楚，對國人說清楚，對世界說清楚。

今天中國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來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然而，“世界老二”不好當。美國已經扳倒了兩個“世界老二”，先是蘇聯，後是日本。前者與美國的意識形态是對立的，後者與美國的意識形态是接軌的，但美國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自己變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從這些年美國的各種戰略部署來看，它已經加緊了對中國的各種“制衡”。随着中美硬實力差距的縮小，它已經越來越多地使用軟實力來牽制和阻礙中國的崛起。2011年，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美國的太平洋世紀”，道出了美國的考量：“與我們的軍事力量或經濟規模相比，我們作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有影響力的資産是我們的價值觀，特別是我們對民主與人權堅定不移的支持。”[1]

美國在“軟實力”方面針對中國主要采用了兩個方法：“內部制衡”和“話語制衡”。所謂“內部制衡”就是培養和支持中國內部的敵對勢力，包括“藏獨”“疆獨”勢力、各種異見分子和“意見領袖”，培養和支持中國內部親西方的知識精英和媒體輿論。所謂“話語制衡”，就是以西方話語為武器，不斷設置各種瓦解中國人心的議題和忽悠中國公衆的話語，以期最終實現某種“顏色革命”，使中國陷入混亂乃至解體，從而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政治文化中沒有“與人為善”的觀念，只要有利于美國的利益，“與人為惡”将是常态。在美國硬實力持續下降的同時，美國加強了軟實力的攻勢，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估計和認識，絕不能以自己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來代替堅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這種“內部制衡”和“話語制衡”的方法已經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正在邁向世界第一，但美國以及西方勢力影響下的一些中國人，唱衰和謾罵中國體制的輿論從未中斷，導致了相當多的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界人士處處以美國模式馬首是瞻。這種對美國模式的頂禮膜拜使他們敵視和诋毀中國所取得的一切成績。對于中國存在的問題，他們要上綱上線，一切都是制度問題，最好是拆了“故宮”建“白宮”。他們硬是把一個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國家描述得一片漆黑，這不公道，當然也不得人心。對于美國和西方存在的大量問題，他們則幫着文過飾非。

沒有話語是無法真正崛起的，因為沒有自己的話語，即使是自己做對的事情，也會被看做是做錯的，或者是過渡階段的，最終要轉到西方模式，盡管西方模式早已處在重重危機之中。沒有話語的崛起，中華民族崛起的偉大夢想也可能因為西方話語忽悠，而前功盡棄。當年，武裝到牙齒的德國法西斯沒有能夠摧毀蘇聯和南斯拉夫，但美國和西方的話語可以把他們摧毀，這個教訓我們必須銘記。我們千萬不能被如此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而功虧一篑。我們今天已經解決了“挨餓”、“挨打”的問題，現在是解決“挨罵”問題的時候了。我們要抓緊補上這個短板，這是關系到中國長治久安的大問題，我們應該有一種緊迫感，應該盡快把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建立起來。

沒有話語就會很被動，和西方談人權，有點像彙報工作，和他們說我們的人權和民主建設正在取得進步，然而由于中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以很多方面還達不到你們的水平。這樣談人權還是在西方的話語語境中談人權，只會越來越被動。我們要掌握主動，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話語體系，從人類良知的角度，以中國人自己的認知和話語來回應西方的話語挑釁。如果美國要和我們談人權問題，我們非常歡迎，但首先要告訴美國：我們認為21世紀對人權的最大侵犯是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争，最保守的估計這場戰争已經直接造成了至少10多萬無辜平民的死亡，數百萬平民流離失所。我們應該這樣質疑美國：“伊拉克戰争殺害了這麽多平民，這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呀。對這個問題你們至少也應該向國際社會、向伊拉克人民作一個解釋呀，否則你們怎麽有資格來和中國談論人權問題呢？”我想這樣的話語并非只是為了譴責和調侃美國，而且也是陳述事實，我們這樣談人權，不僅會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也會得到西方多數人民和全世界多數人民的支持，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争。

沒有自己的強勢話語，就沒有定力和擔當，就無法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甚至會在很多問題上不知所措。過去一段時間內，我們許多政府部門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勢力操縱的“民意”走，跟着“網絡”和“微博”走，就是一個例子。衆所周知，各種方式的網軍“灌水”、“注水”、“删帖”，使網絡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國的這種狀況連很多外國人都覺得詭異，2011年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幹脆刊登長文，把“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稱為“謠言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2]一個叫秦火火的人造謠傳謠3 000餘條後才被抓獲，這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勢力要“謠翻”中國。在西方國家，你造三次謠，甚至造一次謠，一定被抓。這些年，類似秦火火這樣的事情發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後才開始被扭轉。

記得2011年福建發生了一起屠童案，驚動了國人，全國都安排警力保護學校，我當時還在歐洲，我的直覺反應是中國校園怎麽一下子降到了美國校園慘案頻發的水平，這不太可能。我一直認為中國校園屬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類，這迄今為止都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但當時的國內輿論，包括主流媒體在內，或多或少都把這些慘案歸咎于中國當前的社會不公，這實在令人費解。如果這種話語可以成立，那麽比中國校園悲劇多得多的美國校園槍殺案無數，是不是意味着美國社會早該崩潰了。如果這種解釋可以成立，那麽美國的“9·11”恐怖襲擊和俄羅斯2010年莫斯科地鐵爆炸則是更深層次的社會不公所致，但美國和俄羅斯主流話語一致把這類行為歸結為恐怖主義。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源于種種原因而産生的失意者，其中總有極少數人可能轉變成極端主義分子。無論社會是否給他以關懷，他總是仇視這個社會，甚至不惜以極端形式來報複社會。這種人過去有，現在有，将來還會有；中國有，瑞士有，美國也有，甚至比中國還多。對于這種變态者的所作所為，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都應該給予同聲譴責，因為他們的行為超出了人類文明的底線。但是由于話語缺乏，我們不少媒體和輿論完全受民粹主義左右，不但不譴責這種行為，而且以此來渲染社會對立和對抗。

中國正處在迅速崛起的時期，中國社會也處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之中。各種利益調整自然帶來了一些道德失範、心理失衡等問題。中國媒體應該承擔起社會責任，以公正、客觀、冷靜的态度來對待這些問題，引導社會走良性調節的道路，而不應該訴諸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是一種極端平民化的“大衆式狂歡”，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個民族長期和整體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緒的宣洩。

中國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平和向善的社會。美國西奧爾良海嘯後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後都立刻出現了大規模的搶劫和其他犯罪活動，而中國汶川地震的規模十倍于它們，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中國有再多的問題，也還是處在自己發展的最好時期，我們完全有可能在中國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礎上，秉持理性的原則，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社會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法。我們千萬不要重蹈民粹話語的覆轍，千萬不要走西方一些勢力所主張的社會對抗的道路，我們不能把一個凝聚力極強的中國再一次變成一個充滿階級鬥争的社會，這只會使中國人百年的富強夢最後功虧一篑。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大變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們就一定能夠順利度過較為艱難的社會轉型期，迎來中華民族的全面複興。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我們繼續沿着自己探索出來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們将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話語清晰地向國人、向世界說明我們從哪裏來、走什麽路、往哪裏去，自信地回應海內外對中國的成績、問題和未來的一切質疑。我們已經無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質疑了。我們必須加強中國話語建設，我們要構建全面的、透徹的、強勢的話語體系。所謂“全面的”，就是指我們的話語要能夠全面地解釋中國的成績、問題和未來；所謂“透徹的”，就是要把大家關心的各種問題講清楚、講明白，使我們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聽懂；所謂“強勢的”，就是要強勢回應西方話語的挑戰，西方指責中國的話語屬于強勢話語，國內親西方勢力謾罵自己的國家和制度也采用西方的強勢而又淺薄的話語，我們有必要強勢地予以回擊。

我們的執政黨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許多話語，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等都是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話語體系，對于凝聚全黨共識起着至關重要作用，對中國确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光有這些話語還不夠，我們還需要進行話語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構建包括民間話語、學術話語和國際化話語在內的大話語體系，構建接地氣的、有學術含量的、能與國際社會進行溝通和對話的更大規模的話語體系。

中國學者要從僵化的西方話語中徹底解放出來，中國崛起的偉大實踐早已超出了西方話語的诠釋能力，這種實踐呼喚中國自己的話語構建。我們應該借鑒西方的一切有益的知識，但一定不要失去自我，做西方話語的“傳聲筒”和“打工仔”是沒有出息的。

Advertisement

西方的特點是承認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強大後，他真的尊重你，軟實力強大之後他也會尊重你，而我個人認為政治話語是軟實力的核心。我們一是要解構西方話語，二是要建構中國話語。這個過程中，會有必要的交鋒，這個坎繞不過去，只有通過交鋒，最終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輸了，你所代表的國家就輸了。所以我主張自信地回應西方話語的挑釁，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話語體系建立起來，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國話語可以走遍天下，我們可以用中國話語把中國的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我們軟實力的受衆，特別是海外的許多受衆，總體上是比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識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體洗腦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歡教訓中國，但經不起交鋒，真的交鋒，一點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我在倫敦參加一個學術會議，BBC一位主持人問我是否能夠參加一場關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辯論，我說沒有問題，一定參加。在今天西方媒體的話語中，所謂“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顏色革命”，他們還邀請了一位研究波蘭團結工會的美國學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學者。主持人很資深，也有一點傲慢。在辯論正式開始前，她先問了我一個問題：張教授啊，你認為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我說，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西方對中國的政治預測為什麽老是出錯？我都想不起來哪次是對的。我說，我本人曾訂閱過貴國的《經濟學人》雜志達15年之久，如果叫我打分的話，關于中國政治的預測，它只能拿C–，就這麽個水平，預測了半天還不如我一個人預測得準。辯論開始後，她問我，你如何界定“人民力量”？我說，這個概念在西方媒體上，幾乎成了“顏色革命”的代名詞，也就是人民起來，而且往往是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推翻一個政府，但中國有一個很好的成語，叫做“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人民力量”就像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在“顏色革命”中，人民造反，推翻政權，這是“覆舟”，但人民也可以“載舟”，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就是一個“水可載舟”的經典案例。13億中國人動員起來了，投入了一場改變自己命運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短短30多年，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和一個卓越能幹的執政團隊實現了一種高度的良性互動，創造了中國崛起的偉大奇跡，而且這種奇跡還将繼續下去，中國将在10年內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

在場的那位美國學者大概從未見過如此自信的中國人，驚訝地說：“我周圍的中國學者告訴我，中國面臨的挑戰太多了，一黨制已經無法應對這些挑戰，他們認為不能排除中國走向崩潰。”我說：“你周圍大概是一批持不同政見者，老是盼望中國崩潰，但是這種關于中國崩潰的預測已經說得太多了，世界上還有多少人相信？”我建議她花時間好好研究一下中國歷史，我說：“中國有四千年的朝代史，一個好‘朝代’的壽命至少250年，比美國歷史都長。今天怎麽都是中國歷史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國今天的崛起，還是崛起的初級階段，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面。”

二、在牛津大學談中國模式

随着中國的迅速崛起和影響力的迅速擴大，整個世界都期待聽到越來越多的中國聲音，聽到中國的話語，中國也有必要就自己和世界的一切向外界發表自己的評判。2012年6月20日下午，風和日麗，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為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舉行了一個發布會和研讨會，我就以“中國：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為題作了一個主旨演講，并和與會學者就中國模式、中國話語等話題進行了廣泛而又熱烈的讨論，以下是我那天演講的主要內容：

首先要感謝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為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The China Wave: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舉行這麽一個發布儀式和研讨會，非常高興有機會再次來到牛津大學。20年前我曾在這裏做過訪問學者，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牛津大學強烈的歷史感和濃厚的思辨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幫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一些思路。這次你們又安排我住在牛津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學院底樓有學院之子大詩人雪萊躺在湖邊“安睡”的雕塑。雪萊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詩人，他的著名詩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曾鼓舞過無數中國仁人志士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奮鬥。過去的30年中，這些詩句又鼓舞了無數投入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人，激勵他們克服了改革開放過程中許多艱險，這一切為今天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這種感覺無比奇妙。無疑，英國人的歷史感在這裏得到了最佳體現。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講的內容，和英國人一樣，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歷史感極強的民族。如果說“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體現了英國文化的歷史傳承，那麽在中國，孔子兩千多年前的論著，今天多數中國人還可以閱讀其原文，則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中國今天的崛起離不開這種偉大的歷史傳承。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但我們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觸過很多對中國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們的感覺中，中國大致就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正在等待一場“顏色革命”。他們還認為那些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代表了中國的未來。今天中午，牛津大學把名譽博士學位授予緬甸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這裏就有人問我中國會不會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

我坦率地告訴他，我去過緬甸，這個國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國落後至少40年，換上西方政治模式來治理緬甸，結果也不會好。我走訪過100多個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所以我感謝了他的好意，并告訴他中國還會繼續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緬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發後，我就說過，“埃及之春”将演變成“埃及之冬”，現在這種前景似乎變得日益清晰。

其實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從今天希臘的破産到西班牙和美國的危機都說明了這一點。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總統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說美國民主已經蛻變成了“1％有、1％治、1％享”。幾乎所有民調都表明西方國家的民衆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現遠遠低于本國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國民衆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這些情況說明西方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還任重道遠。

過去30多年中，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無數次地預測中國将走向崩潰，但結果證明都是錯的，中國沒有崩潰，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對中國不斷誤判的深層次原因是其對中國的意識形态偏見。一旦他們能夠尊重事實，能夠擺脫意識形态的偏見，他們會看到中國過去30多年發生的變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偉大的經濟和社會革命，6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約占整個世界脫貧人數的80％。這個成就奠定了中國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外部世界。

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的變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一定聽說過中國民間結婚有“三大件”之說。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三大件”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到了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到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進入21世紀後，已經變成了“房子、車子、票子”。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經歷過這麽快的財富增長。當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為這是一個過于“物質主義”的例子。但一個曾經上千年領先世界的國家，一落千丈後貧窮了200來年，然後在過去30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質主義”一時擡頭恐怕也在所難免。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文化建設也會趕上來的，中國的文化底蘊為這種文化建設和中國自己的文藝複興奠定了基礎。

迅速發展的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種問題，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而且不容易解決。我們可以把今天中國的崛起和當年英國的崛起作一個比較，英國崛起的時候，英國本土人口才一千多萬人，但它已經有了比自己領土大幾十倍的龐大的殖民地，英國可以把自己的問題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國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卻只能在自己內部消化伴随國家迅速崛起而帶來的各種問題。但過去30多年的實踐已證明，中國可以應對這些挑戰。盡管中國存有各種問題，但中國總體的成功是确切的，而這種成功的關鍵是中國國家的性質和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不是一個放大的東德，也不是另外一個普通國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中國是一個集五千年連續文明和超大型現代國家為一體的國家。我這裏可以使用一個不太準确的比方：這有點像古羅馬帝國一直沒有滅亡，一直延續到今天，人口衆多，幅員遼闊，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領導下，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其地域、傳統、文化等巨大的內部差異都可以和平共處于一體，大家都使用一種語言：拉丁語。

“文明型國家”是長期歷史進程中“百國之和”的産物。這也是為什麽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反複強調，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話，将變得無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體。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制和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麽解體，要麽成為一個沒有任何決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四個超級因素的複合體，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以人口為例，2012年中國一個“春運”就有31億人次上路，這大約等于把整個南北美洲、整個歐洲、非洲、俄羅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個月裏挪動一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臨這樣人口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和機遇。

中國是一個大陸，具有一個洲的規模，內部區域差異性巨大。中國在人類幾乎所有知識領域內都有數千年的歷史傳承。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也是舉世罕見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餐飲的豐富性。歐洲最豐富的菜系是法國菜，但我個人以為中國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個菜系，其豐富性和多樣性可能都超過了法國菜系，換言之，法國菜系是法蘭西一個民族文化的産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國“百國之和”“文明型國家”的文化産物，所以其豐富性和多樣性舉世罕見。其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體現了這種巨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這既是中國政治治理最難的地方，也是中國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超”特征實際上已經規範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謹慎探索、尊重事實、不斷試錯的改革方針符合中國幅員遼闊、情況複雜的國情。這種實踐理性和英國人崇尚的經驗主義哲學有共通之處：大衛·休谟一直質疑純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複強調一國的政治體制應主要來源于自己的歷史傳統；伯特蘭·羅素大力提倡“唯事實”，即“事實是什麽？事實所證實的真理是什麽？”。如果這些偉大的哲學家今天仍健在的話，他們會理解今天的中國。

在實踐理性的指導下，中國堅持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放在最為優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類扶貧史上的最大成績；中國堅持了漸進改革，拒絕“休克療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斷糾錯，持續漸進；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汲取別人之長，同時也延續自己的傳統，特別是通過一個比較中立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國還确立了混合經濟模式，即發揮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也發揮社會主義保證宏觀平衡的優勢，使中國經濟出現了長達30多年的持續增長，這個趨勢我看還會繼續下去。

實踐理性使中國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義和經濟浪漫主義，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僞“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确實對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種挑戰，從政治上看，中國模式最終可能會給世界帶來一種範式變化，即從“民主與專制”的分析範式轉向“良政與劣政”的分析範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盡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地區。中國大陸雖有各種問題，但總體上的治理水平遠遠高于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烏克蘭、希臘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緬甸等。中國模式将激勵越來越多的國家大膽探索自己的道路，進行體制創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國确實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中國将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自己估計屆時中國中産階層的人數将是美國人口的兩倍。中國的發展模式雖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國際激烈競争的産物，還在不斷完善之中。它充滿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國模式競争。其實，西方也沒有必要害怕中國模式。和經濟增長一樣，發展模式的競争并非零和游戲，而是可以雙贏的，就像西方已經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獲益良多。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中國已經從西方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習，以後還要繼續學習，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發揮了自己的傳統和優勢，在中西高度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越來越多自己的東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鄧小平所說“解放思想”一下，嘗試從中國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