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話語超越：誰的終結？ (3)

福利永遠下不來，最後國家都破産了。我開玩笑地說我們可以從中國派一個團隊幫你們治理國家。

所以我就想到民主制度的問題。這個觀點我自己還沒有寫出來，我正好和您的觀點相反，我認為不是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而可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從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方這個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現。為什麽這樣說，往前推2 500年左右，當時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後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後兩千多年“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代化之後，開始引入了一人一票這樣的民主制度。

這種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我覺得有幾個大的問題實在是解決不了，一是它基本沒有了“人才”觀念，就是誰來治國都可以，只要是選上來的。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像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承擔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這樣的損失是很大的問題。二是福利永遠只能往上走，永遠下不來。像中國這樣進行銀行改革、國企改革是不可能的。三是社會越來越難以整合，過去的西方發達國家還可以整合，大家用票決制，你51％票，我49％票，51％票就贏。但美國的社會現在也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投票輸的一方不認輸，繼續為難（贏的一方）。第四個問題，我稱之為“低智商的民粹主義”（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為自己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進行考慮，連美國這樣的國家今天都面臨這樣一種危險。

所以我想起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國來想要進行貿易，但我們當時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覺得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絕對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國家，不要向人家學習任何東西，是“歷史的終結”。結果我們就一下子落後下來。我現在覺得西方很多人也是這樣的心态。這些人最好到中國來看看，觀察一下中國怎樣在30多年裏面如何不停地進行改革，有些改革雖然很小，但是不停地進行。

西方覺得它的制度還是最好的，實際上這個制度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已經破産了，英國的財政債務占GDP的90％，也接近破産了。所以今天我們總理正好訪問英國，準備投資，英國人就非常高興。關于美國，我自己做了一個簡單的算數：“9·11”事件損失了1萬億，兩場不聰明的戰争損失3萬億，金融危機損失了8萬億。美國現在的債務是10萬億到20萬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美元國際貨幣壟斷地位的話——這個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國這個國家也已經破産了。

中國崛起是一個大勢，一個大國全面崛起，人類歷史上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規模絕對不是一個小國家可以比的。西方的制度總體上在走下坡路，今天一些中國人還是開口閉口美國怎麽樣，至少對我們這樣經常去美國的或者在歐洲生活過相當長時間的人來說有點贻笑大方。我們應該平等地看待西方，哪些地方比我們好，哪些地方不如我們，哪些需要學習，哪些需要警醒，這種心态我覺得才是一種正常的心态。

您剛才提到，要從長期的角度來評價短期的情況。我1985年作為翻譯陪中國領導人到美國去訪問，見到基辛格先生，中國領導人請他談談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他說你們太客氣了，你們是來自有數千年歷史文明的國家，還是你們先談吧。當然他講的是客氣話，實際上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的整體實力也好，制度也好，我們在過去兩千多年歷史的多數時間裏确實是領先的，直到18世紀的啓蒙運動。我覺得您有一點很了不起，您和許多西方學者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比如看到中國創造了現代國家制度，即一種通過考試産生的相對比較中立的文官制度。

我們在過去兩三百年中落後了，現在是真的趕上來了，特別是我們的發達板塊在很多方面已經趕上來了。我自己覺得西方恐怕有一點自滿，他們還是沒有真的用開放的心态來看世界。我個人覺得中國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鑒，奧巴馬總統倒是看到了這一點，最近多次講過美國應該建高鐵，應該重視基礎教育，應該減少財政赤字、多儲蓄，應該發展制造業，應該推動出口，他反複說美國不能成為世界第二，他感到了中國崛起對他的壓力。今天中國所有的鄰國或多或少都在學習借鑒中國模式，從俄羅斯到中亞五國，到印度到越南、老撾、柬埔寨等等都是這樣。

您提到了現代化導致文化趨同的問題，這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觀點。但從經驗角度來分析的話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國為例，比如大家都以為中國人都在忙着現代化，忙着賺錢，突然前兩年出現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裏面找到了感覺，這是非常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歌，美國人是不會這樣唱的。中國人傳統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國人為家庭會付出不知道比美國人大多少倍的犧牲。換句話說不管現代化發展到什麽程度，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也不應該改變，否則世界就變得非常枯燥了，特別像中國這樣一種強勢文化，怎麽改變得了？一個是麥當勞文化，一個是八大菜系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它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它，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看法。我很欣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一貫的觀點是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

我自己覺得，為什麽我們尊重自己的文化，因為文化的背後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比起過去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我們今天小學生的知識可能都超過了孔子，超過了蘇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沒有增長多少。我有一個善意的建議，但估計福山教授不會接受，您講的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智慧”。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麽多仗，從戰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越南戰争是這樣，阿富汗戰争是這樣，伊拉克戰争也是這樣，還有其他的戰争，所以我覺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調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國講課，一個德國經濟學家跟我講了一段故事，說最近默克爾總理問他，為什麽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德國的經濟學家說，總理呀，您不要擔心，有一流的經濟學家，就不會有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是經濟學出了問題，出了很大的問題。在西方産生的社會科學中，我自己覺得經濟學可能是相對而言更接近一點真理的科學，因為它最接近自然科學，什麽都可以用數學模式來表示。坦率地講，我覺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跟經濟學相比恐怕離真理更遠，所以我們要大膽地探索話語的創新，這點我跟您是一樣的，您也在沖破傳統的西方政治學的範圍，從您這本新書就可以看到，您是用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等等綜合地來探讨。

我覺得這種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盡管一些觀點我不完全同意。當然我自己也好，我認識的朋友也好，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遠一點，我們确實是在質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共同努力，來解決現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從消除貧困問題，到文明沖突問題，到氣候變化問題，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病等等新的問題。西方的智慧确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作出自己的貢獻。

[1]Hillary Clinton,“American’s Pacifi 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

[2]Christina Larson,“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Foreign Policy,July 8,2011.

[3]張維為：“中國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光明日報》，2014年3月24日。

[4]Richard Gowan and Franziska Brantner:“The EU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 2010 Review”,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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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這場辯論的視頻和記錄，可見優酷視頻網站、觀察者網等。